男士创业先锋FJ750:万科创始人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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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主席,1951年1月生,原籍安徽金寨,生于广西柳州,兰州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毕业,兼任中国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房地产协会城市住宅开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房地产协会副会长,深圳市总商会副会长等职。1968年参军,服役于空军汽车三团;1973年转业,就职于郑州铁路水电段;1974年至1978年就读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后,先后供职于广州铁路局、广东省外经贸委、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1984年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任总经理;1988年中心改组发行股票,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交易,王石历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2月辞去总经理职务,任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3年5月,被中国企业家协会授予“中国创业企业家”称号。2011年3月,万科公司确认王石已赴美游学。2012年10月,钟爱户外运动的王石被驴友地盘聘请为形象大使。2014年9月,仁川亚运会期间在参选亚洲赛艇联合会主席的投票中以18比7大胜日本对手大久保尚武成功当选,其任期为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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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CYXF1-750;参考时间2013年3月
王石认为企业家精神很重要的是冒险精神,如果企业家们都移民出去,作用也就消失了。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呢?王石说:“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但不是创新,就是跟着模仿。还这样跟着人家上珠峰有什么意义呢?”王石认为中国楼市存在明显泡沫,前景存在不确定,一旦房价再次疯涨将可能失控而破裂,后果不堪设想。 

万科创始人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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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偶像”有话语权 更有限制

颜桦: 作为偶像的话,是不是也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王石: 我的观点是这样吧,人在社会当中会受到种种限制,但是所谓的偶像,因为你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位置,有一定的资源,有一定的话语权,相当于普通人来讲,应该是你受的不是限制,而是你有更多选择。这种选择当然你说所谓的限制来讲,有时候不一定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方便,但这种不方便会给你带来更多机会的选择,应该来讲那种限制你是必须要接受的。你不能一方面你处在一种位置,你能可以多做很多选择的事情,另一方面你又觉得我受限制不方便,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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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桦: 比如说当您习惯一种做偶像的感觉之后,也许之后遇到一些事情,让这种形象受到了一定的损害,也许有时候会更容易得到一些大家的关注,或者是更多的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您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呢?
王石: 你既然属于处在某一种特别的地位,当然要做好思想准备,应该接受其他人对你的评论也好,对你的负面的报道也好,现在网络时代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对我来讲是必须去面对,还是我讲的那个话,一个人在社会上你得到的比你付出的还要多的时候,你应该心平气和的接受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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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桦: 像您也说过“反叛的时代不需要偶像”,您为什么认为这是一个反叛的时代,怎样定义这个反叛?
王石: 你认为这个不是反叛时代吗?什么叫反叛时代呢?就是不需要权威。偶像来讲,也是这种权威之一,所谓的权威很容易和威权联系在一起,所以权威就是你不能撼动他,你不能动摇他,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至于说偶像,你可以今天是偶像,明天不是,大家的偶像兴趣点都不一样。一定要非常清楚,有些人他需要被偶像,但有些人是要非常谨慎的对待,像我这样的应该非常谨慎的对待。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更多的是企业家,更多的还是自己的产品,更多是企业的品牌,更多的是消费者对你产品服务的感受,而不是说你这个人在社会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但至于说演艺界的就完全不同,因为他就要靠这个,面孔被消费者接受。所以,从某些方面来讲,对我来讲这是必须要这样的。

所以你说为什么是反叛时代,本身一个就是现在社会变革和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伦理要求当然有很大的反差,但对新的到底是追求什么,到底追寻什么,应该不是很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当然对过去的否定掉,树立新的东西不清楚的时候,显然这个时候第一权威是荡然无存的,第二所谓的偶像是很迅速被改变的。

比如说2008年,关于捐款门,这完全是无意当中的一个网上的一个帖子,接受记者问的一个回答,就突然铺天盖地的成为这样一个目标。实际上在公司的我扮演的角色,没有像公众反映想象的那么大,但是这样的结果来讲,反而是让公众更多关注你这个人。显然从公司的品牌形象来讲,对公司的健康发展,对品牌的塑造,对团队的培养,对制度往前的演进,虽然是消费了消费者,娱乐了大众,但对品牌来讲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对我来讲还是尽量淡化,就是这样。包括在这里,你有没有发现,你们一再采访我,我一再是不接受,因为我不想让更多的在这方面在媒体上去曝光。至于说是不是怕,没有任何惧怕,没有任何担心,因为毕竟我是个企业家,将来更多的还是一谈到万科就谈到王石,一谈到王石就谈到万科,对公司的品牌形象,已经是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一个被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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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没有退休打算 接班人问题已解决

2011年,60岁的王石到哈佛做访问学者,开始了游学美国的生活。他坦言曾经受到很多质疑,有人问他是不是读的老年大学或者中文班,实际上他选修的多数是本科生的课程,与十几二十岁的学生在一起。人在哈佛,王石用“淡化”一词描述自己对万科的管理,但作为董事会主席的他也表示自己并没有退休的打算。

王石: 我是董事会主席,当然负责董事会的事情。
颜桦: 战略决策的问题?
王石: 那当了,董事会来讲,一定是决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不做,然后你在决定事情之后还要观察、纠偏,不一定你的决策权是对的,你还要纠正。决定做了,还有谁去做,用人啦,尤其是事情免不了犯错误,犯错误你要承担责任。
颜桦: 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会正式的退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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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 我现在没有考虑这个什么时候退休的问题。
颜桦: 有没有想过关于接班人的问题呢?
王石: 在万科早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作为我来讲,实际上在十年前,我已经是逐步逐步的从公司的经营业务当中淡化出去,就是说公众形象。并不等于说是我不再工作了,淡化就是不再以公司的代言人在社会上再去谈论业务、谈论公司的发展、谈论行业上的预测,但是不幸有的时候就某种原因,你成了一个聚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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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桦: 现在您有更多的精力放在一些游学方面,这次在哈佛游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王石: 我们一般的问话就是比较喜欢说你最痛苦的是什么,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可能我比较木讷,我很少这样去感受的,哪个对我来说是最大啊,是感受最深啊。

这已经是第五学期第三个年头,因为到那儿学习,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大家关心的就是你当时选的什么专业,是上的肯尼迪政府学院还是商学院。第一我没选专业,第二上的不是肯尼迪政府学院也不是商学院。当然还有更多人问,“那儿有老年大学吗?”,“那也有中文班?”显然这种种的问题和我在那儿的状态,都不大一致。

学习过程当中来讲,当然你可以带一个翻译,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对我来讲,应该说第一个挑战就是过语言关,就是如何用英语的思维方式去思维、去交流,我到那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过语言关。那就不存在说那儿还有中文学校吗。第二个是不但不是去上什么老年班。我们知道在哈佛,本身是一个研究型的大学,本科生八千人,学者、硕士、博士生加起来三万多人,所以更多的是研究型的,严格来讲真正在那里当访问学者,也有我这样年龄的人,读博士的也有30多、40多的。我选的课程80%是本科学生的,而本科学生基本上是不过21、22岁,刚一年级的18岁、19岁,到四年级的也就22、23岁,不但不是老年班中年班,跟的是最年轻的这些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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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记忆力在衰退 初到哈佛很狼狈

对于已经60岁又没有太多英语基础的王石来说,过语言关无疑是最大的障碍。初到美国的他对英文听不懂也记不住,这曾经给他带来很狼狈尴尬的经历。特别是在第一学年,用他的话说是“相当相当艰难”。

王石: 当然这个事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就是这样的。应该是第一学年是相当相当艰难的,第一学年两个学期,第一个学期就是你能不能熬下去,这是第一学期你面对的问题。
颜桦: 为什么说是能不能熬下去?
王石: 你根本语言过不了关啊,你要过语言关。刚才讲本科生那是第二学期了,第一年你还是跟着年纪更小的,十五六岁,十七八岁,就是语言班嘛。

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习惯于很多,不要说英文单词,中文单词都忘了。你记得某一个人很熟悉,但是想不起是谁,记忆力在衰退。你再重新去记英文单词,还和十七八岁的,比我女儿还小的同学一块儿做游戏。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十几个单词让你看,迅速的五分钟看完之后,一个同学就上去,选你上去,一组一组的,然后拿着单词就比划这个单词的意思,你不会比划啊,别说5分钟,20分钟我这十几个单词也记不住,更不要说他比划让我再把这个单词说出来,本来就记不得这个单词什么意思了,就是诸如此类的。当然你是最狼狈的,你反应得最慢,你显得就“Stupid”,显然就是一个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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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桦: 怎么去克服的呢?
王石: 没有什么克服,那就想办法。好在他不是一直的,不是表演系,你也不用克服,就尴尬那一下。顶多将来人家做游戏,人家不愿意和你一组做,因为你比赛总是最后一名嘛。当然还有回去做作业,要做到早上两三点钟才完成,八点钟上课。上午在语言学校,下午还要到哈佛去听课,当时是这样一个过程。

最后你会发现值得不值得,这个问题是要考虑的,最后别做完了你神经了,现在来讲用的比较含蓄的话是抑郁症。过去来讲是神经,这人神经了,好像非常贬义的。现在来讲就是抑郁症,感到这个人思考太多了,想不开。我说别在那儿是语言关没过,得了抑郁症了。但你突然发现虽然你很难受,很难通过,但是你在通过。

反而来讲,网上有不断的质问,说你那是不是老年大学。我突然找到感觉了,因为我上的不但不是老年大学,我虽然是后进生,因为我在年轻人当中。我也曾经年轻过,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在班上不是最优秀的学生,但我也不是后进生。我从来体会不到后进生是什么滋味,但这个时候我体验到了什么是后进生。但我突然找到感觉了,我虽然是后进生,但我是和你们15、16岁,17、18岁的人在一块儿的后进生。而且后进生我没有留级,我没有跟不上,我突然找到感觉。这就是第一学年,当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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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60岁学英文 从听不懂到做演讲

不仅是难以听懂英文,王石初到美国也遇到羞于开口交流的问题。但随着自己的不断练习和大胆尝试,现在他已经能够用英文与老外交流,也能够用英文发表公众演讲。王石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最重要的其实是心态的转变。

王石: 你和同学在一块儿讨论,你不敢开口,因为你毕竟来讲你读懂老师大概意思是什么,但是到底怎么说就不知道。所以同学们跟老师反映互动,你不敢去面对,这是第二个学期,就是这样的。就是觉得没学到什么东西,然后一年快过去了,然后又申请了一年,第二年也很快,当然到第二年应该说第三学期就开始逐步听懂老师说的什么东西,但是交流还是羞于交流,就像中国人那样羞于开口。

到了第四学期,有一次听课老师点我起来,说这个问题你来讲。他把你点站起来了,不能说我不讲啊。反正我记得当时来讲我是一片空白。

颜桦: 什么问题呢?
王石: 我讲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记得了。当时反正就得回答……这个就经历了。
颜桦: 那一刻是什么感觉?
王石: 就是你怎么回答你也不知道。有一次就开始有第二次了,人的心理就发生转变了。我就坐在最显眼的地方,就希望老师提问我。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故意希望他们提问,老师反而很少提问,所以让我有一种失落感,就是这么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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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桦: 现在怎么样?
王石: 现在还是这样,还是逐步的适应。但是那就不是老师提问了,开始敢用英文交谈了,那就是另外一种场景了。到大学讲演,都是英文的讲演,英文的讲演是精心准备的,之前还要反复练习,讲演开始,因为你不知道听众会提什么问题,尽管你要回答的一些问题,你已经进行准备了,尽管提的问题是范围内,但是你不知道他在提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回答哪个问题了。所以同时还安排一个翻译,讲的就是自己讲,回答问题就是翻译。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去瑞士,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一个安排,年度会议,当然将演完了之后回答问题。然后突然发现我回答的问题这个翻译的是一塌糊涂,然后我就说“Stop,let me speak in English。”(停,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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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桦: 特别有成就感?
王石: 没有,不是有成就感,实际上我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说别给我翻译了,我感觉我讲的再差也比他翻译的好,因为他翻译的完全是另外的意思了,但你知道你讲的最起码,你讲的可能某些词汇不太成功,但你最起码知道你讲的什么意思,不会差到哪里去。我记得后来是这样的还带着翻译,然后我说你不用翻译,但是你站在旁边对我很重要,有个心理安慰,万一下面提问我听不懂,我看着你的时候你就给我翻译一下。后来慢慢就不需要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到最后来讲,我觉得有个什么问题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心理的转变,转变什么呢?就是说我讲英文你听得懂听不懂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首先来讲你先担心我讲的你能不能听得懂,首先把这个问题当成你的问题了,肯定不好讲,讲着讲着怕人家听不懂。把这个心理转换之后,就是不管你的。反而我现在面对什么处境呢?反正和中国人,让我讲英文我讲不出来,面对老外我就可以讲出来,很简单了,所以就是这样的处境。所以才发现有时候也倒过来思维,一个老外他不会讲中文,你和他打交道五六年了,突然磕磕巴巴给你讲中文,你是笑话他呢,还是惊讶之后的佩服呢?当然你佩服,当然你也非常力图的去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倒过来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位置,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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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50到60岁探险 60到70岁教书

王石说到目前为止自己的人生中有三座山峰,第一座是创立万科,第二座是登上珠峰,第三座则是游学哈佛。王石是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也是这个群体中第一个登上世界最高峰的人,王石去海外游学是否也是因为在国内已经一览众山小了呢?

颜桦: 我们也知道像您今年秋天还要去剑桥,然后之后还要去耶路撒冷,这是去学什么呢?
王石: 就是延续在哈佛的学习,学习西方文化。美国是现在的资本主义最强盛的发达国家,当然在之前美国的更早是欧洲移民,欧洲移民最早的一批是从英国过来的,而在这之前最发达的资本主义是大英帝国。所以追寻着西方的这样一个文化的根源,自然而然就从美国到英国,如果作为西方的文明根源溯源,然后到耶路撒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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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桦: 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王石先生去游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是因为在国内已经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可能没有对手,到达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想要去寻求更多的突破,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王石: 应该不是,应该不存在这样一个一览众山小的问题。

至于说到知识层面,更不存在这个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讲,从个人的经历来讲,他恰好不是一览众山小,他恰好是一个补课。比如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在到深圳之前,甚至到深圳之后一段时间,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出国去留学。那这么多年过去,到50多岁了我才打消了留学的念头。应该说差不多到了59岁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机会,突然说有这么一个选择,可以去哈佛留学的时候,我即刻就选择了这条路。

从个人来讲,是圆了一个年轻时候的一个梦,相对很多学业有成、创业的留学生来讲,我只是补了这样一个课,只不过这个补课晚了一点。第二,作为一个企业家,去读书,它不仅仅是一个补课的问题,还有一个作为我个人的人生设计, 50岁到60岁我安排的是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当中去探险,去登山,60岁到70岁安排的更多时间是当大学教授。

实际上在58岁的时候,已经受聘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去给学生教书,今年已经满三年了。去年接受了北京的一个学院的职务,作为一个老师,仅仅是靠你的实战经验是不够的,你本身也需要一个这样去总结、提高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出国去留学不仅仅是圆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一个梦,更多还有一个修为,就是自己还需要提高,需要修养,这样才能对年轻学子负责任。不能说你来谈你的经历,谈你的案例,谈你的登山,谈你的探险,我想会引人入胜,因为每年都是新学生,每年同样的话题重复讲都没有问题,但显然这个我觉得是不负复杂的。因为毕竟当老师和当企业家到大学讲演,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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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年轻人要自信很容易

王石在哈佛游学期间充分感受到了东西方文化、教育甚至是饮食方面的差异。在他看来中国的学生缺乏自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打压、抑制了年轻人的个性。但他认为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只要有环境,中国年轻人要自信起来是非常容易的。

颜桦: 您在哈佛游学期间感受到中西方文化有哪些差异呢?
王石: 我觉得两方面。一个教育传统来讲讲中国的传统,就是更多的是强调权威、威权,更多的是向上,更多的是老年社会,而反而对于年轻人更多的是一种不许你这样、不许你那样,就打击你的自信,抑制你的个性,这是中国传统的教育。然后相对西方来讲,首先来讲五六岁就要培养自信,小学大学更多是一种讲演、包装自己,这种是很明显的。至于你说中国年轻人出国的留学生,我觉得只要给他们环境,中国年轻人要让他们自信起来是非常容易的。

反而我觉得中国人顽固的不是头脑,而是胃。我们知道说的养生的胃就是暖胃,到哪一定是喝白开水,喝热茶,喝粥,吃面条,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不要说是出国访问,出国两三个月,一两个礼拜的,就可能有二十年、三十年,一定要吃中餐。西餐来讲一个是凉的,凉牛奶、凉饮食,再一个就是奶酪,非常的不喜欢。喜欢中国的热粥和臭豆腐,而不喜欢西方的冻牛奶和奶酪。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既然是东西文化交流,饮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胃很顽固,不能接受西方的东西,你的思想就会受影响。所以至于说的头脑的开放,头脑的自信,从过去的35年的经历,改革开放证明,中国人头脑是非常非常开放的,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他们绝对不存在不接受西方的东西,但是我这里要说的是,要警惕的是我们顽固的胃,因为顽固的胃会影响你的思维方式。

所谓顽固的胃就是我们的饮食文化,我们在吃的问题上消耗的时间太长。包括我们开亚布力会议,你发现在会议的效率还是很高的,但是很多耽误的时间在吃上。你看西方很正式的会议当中,当然也有晚宴可以三个小时甚至四个小时,半杯葡萄酒可以喝一个小时,在那儿聊天,吃的时间很长。但除了宴会之外,他们吃饭很简单,就是三明治,五分钟一顿饭就吃完了。

中国要赶上西方的这个效率,所以改变饮食的这种结构,改变我们贪吃的习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是比较来讲,我觉得更需要。因为我们在吃的问题上不能耽误时间,是非常浪费,做的很多东西就造成一种现在的吃的耽误时间,浪费材料,一定要吃很多,一定要吃到最后还很多,就是浪费。

比如说野生动物保护来讲,我们都知道鱼翅是没有什么营养的,但是现在还是杀鱼翅,像90%的鱼翅现在都在中国大陆。如果说有什么要说的话,我说要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不仅仅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不仅从提高效率出发,还要从对尊重环境,尊重生命的角度出发。所以我这里要说,呼吁我们拒吃鱼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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