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基金会为什么要投资中国产“最薄避孕套”？

（原标题：盖茨基金会为什么要投资中国产“最薄避孕套”？）

“盖茨基金会”现任首席执行官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

5月23日下午，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简称“盖茨基金会”）现任首席执行官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Susan Desmond-Hellmann)在基金会官网发表了一封名为《如果……世界将会怎样？》的公开信。

“如果贫困地区不再遭受传染病的困扰，世界将会怎样？如果全球各地的妇女和女孩都能拥有改变自身命运的力量，世界将会怎样？如果所有儿童――尤其是最贫困国家的儿童，都能获得公平发展的机会，世界将会怎样？”苏珊说，过去超过15年来，基金会一直在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盖茨基金会是由比尔・盖茨及其妻子创立于2000年的非营利组织。2013年，盖茨夫妇邀请苏珊出任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苏珊于2014年5月1日正式上任。有意思的是，她此前既不是微软的高管，也不是盖茨夫妇的朋友，她是一名医生。

而盖茨基金会也和中国有着很多联系，比如源于中国的“世界最薄的避孕套”、耐多药结核病防控模式、乙脑疫苗和一次性男性包皮环切器械“商环”，都曾获得过基金会青睐。

澎湃新闻就基金会与中国健康领域的创新发展采访苏珊。她说：“中国对创新的重视和投入让我们相信，中国的创新者有能力带来突破性的科学成果，拯救世界上数百万人的生命，并改善他们的生活。”

基金会将在盖茨夫妇去世20年后赠出所有资产

不少人好奇，盖茨夫妇的基金会到底在做什么？

就在上周，基金会联席主席梅琳达（比尔・盖茨的妻子）在哥本哈根发表主题演讲时宣布基金会将在三年内出资8000万美元用于加速改善世界各地妇女和女童权益。

“基金会致力于减少‘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最根本的目标是支持最贫穷的人，尤其是妇女和女孩，让他们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苏珊告诉澎湃新闻，她们非常重视数据的收集和严谨性，并以此来判断向哪些项目发放赠款或进行投资。

“政府的援助对于消灭贫困、改善健康这一全球共同目标的推进而言至关重要。但我们也需要集中社会各界的优势和能力，加速消灭贫困。”苏珊说，“作为一家私人基金会，我们能够承担别人不能或不愿承担的风险。我们致力于关注企业和政府无法承担的，风险更大、更长远的目标。”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催化式慈善。其重点在于填补企业和政府作用边界之外的空白，驱动系统性变革：通过我们的投入带动多方参与，建立跨领域合作，产生更大、更持续的效益。”

“而且我们决定在比尔和梅琳达去世后的20年内（基本也就是本世纪内）将基金会所有资产全部赠出。”苏珊告诉澎湃新闻，这一时间点既源于他们对人类解决全球问题方面的能力充满乐观，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决心――“与其为了维持基金会永久运营而消耗宝贵的资源，不如加紧行动，在规定期限内解决那些最重要的问题”。

为资助健康创意推出“大挑战”项目

苏珊表示，基金会还致力于关注、发掘全球健康和发展问题领域的新兴人才，以及一些大胆想法。

这也是为什么她们推出了诸如“大挑战”这一类的项目。

“大挑战”项目已有十多年的历史。据新华网消息，自2003年创立以来，这一系列项目截至2015年10月已资助了80多个国家的2000多个项目，资助总额超过10亿美元。其中，获得资助的中国科学家及科研团队达到23个。

“中国创新者显现出了巨大潜力。”苏珊举例源于中国的“世界最薄避孕套”。2013年，她们发起了“开发下一代避孕套”的挑战（“大挑战”项目的一部分），目标是寻找能够改善愉悦感的创新避孕套产品，以提高大家对避孕套的接受度和使用率。

“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下，避孕套是防止意外怀孕、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有效方法，成功率在98%以上。然而，进一步推广使用避孕套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大家缺乏持续使用的动力，因为很多人认为避孕套降低了愉悦感。”

苏珊说，那一次挑战下许多了不起的创新诞生了，其中就包括中国企业朗圣利用新材料开发出的“世界最薄的避孕套”。它打破了36微米避孕套厚度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而在去年10月，基金会又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宣布启动“中国大挑战”项目。这一项目成为继“加拿大大挑战”、“巴西大挑战”、“印度大挑战”、“泰国大挑战”及“非洲大挑战”之后的又一区域性“大挑战”项目，同样是为科研人员将突破性想法转化为解决方案提供资金支持。

“目前，我们正在遴选和审核项目申请书。”苏珊向澎湃新闻透露，在第一轮合作课题下最多将有6个项目入选，每个项目将获得最多100万美元的资助。

中国为全球健康贡献了不少创新成果

苏珊本身富有癌症研究的专业背景，她曾在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工作了14年，之后又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校长。在她看来，技术创新在促进全球健康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2009年4月1日，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与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在北京签署“结核病防治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国对于研发项目的投入目前已经占到全球总量的15%。”让苏珊印象深刻的是，基金会曾与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试点了创新型的耐多药结核病防控模式。

苏珊告诉澎湃新闻，在这一模式下，每年诊断的耐多药结核患者数达到了原来的9倍、患者从诊断到开始治疗的时间缩短了90%、提前中断治疗患者的比例降低了90%、患者的医疗负担降低了80%。

“这个防控模型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应对耐多药结核病挑战的一种全球典范。随后，我们将这个模型推广发展成了适用于所有结核病患者的综合防控模式。这个模式令全球1000多万人受益。”

乙脑疫苗

苏珊还举例乙脑疫苗与一次性男性包皮环切器械“商环”。“乙脑疫苗是由中国开发和生产的低成本、具有国际品质的疫苗。它的价格是其他发达市场制造商的千分之一，也是第一支由中国制造、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的疫苗，目前已经在全球售出2.5亿支。”

“而‘商环’价格低廉、微创、使用方便。它也是由中国合作伙伴开发并生产，有望增加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地区包皮环切的比例。而包皮环切能够让艾滋病毒感染风险降低60%。”

中国医疗有进步，但依然有巨大疾病负担

在苏珊看来，过去30年里中国在健康和发展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过去15年，中国在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方面的下降速度明显提高。这是千年发展目标中的两项重要健康指标。到2013年，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甚至低于美国。过去的几十年，中国还成功抗击了疟疾。”

她认为这些成绩背后有中国政府在改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方面做出的巨大投入。“中国的经验让我们相信，中国不仅能够通过解决国内健康和发展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取得重要进步，而且能够通过分享其成功经验、模式和创新，帮助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它们的目标。”

但苏珊也告诉澎湃新闻，尽管中国取得了了不起的进步，中国仍然有7000万极端贫困人口，并且疾病负担依然巨大。

“例如，中国属于结核病高负担国家，每年新发生的结核病患者约90万，超过100万中国人每年死于吸烟。”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帮助中国发挥潜力，成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重要的发展合作伙伴。我们都知道一个强有力的医药产品监管体系对于激励企业和研发机构进行创新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正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探讨合作，支持中国药品法规和标准与国际接轨方面的努力，让更多创新的中国药品更加及时地进入国际市场。”

“我们需要全面的、强有力的监管系统来保障患者的权益，确保他们能够从可靠的渠道获得准确的医疗信息，并且得到专业及时的帮助。我了解到中国政府正采取措施对网络搜索结果中的医药信息进行管理，加强对相关医院的监管，并为癌症患者提供更多他们需要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