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原标题：蝗灾真的来了？康乐院士再发声：很难入侵核心地带）
冯丽妃/“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沙漠蝗虫灾害威胁我国的担心仍在发酵。奔赴巴基斯坦的中国蝗灾防治工作组日前称，当地蝗灾区的蝗虫已进入交配期，情况比预想严重，“蝗虫沙地产卵，（手）一挖就出来”。
与此同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预警：如果气候条件适宜，此次发生的沙漠蝗存在从巴基斯坦和印度直接侵入西藏，或者经缅甸侵入云南，或者经哈萨克斯坦侵入新疆的风险。
仅一平方公里蝗群，一天的食物消耗量就相当于3.5万人。这种贪婪“食客”对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的威胁可想而知。
那么，沙漠蝗经过上述3条“路线”侵入我国的可能性有多大？当前热议的“鸡鸭治蝗”和“吃货治蝗”是否靠谱？蝗虫要赶尽杀绝吗？
中科院院士、生态和昆虫学家康乐近日再次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沙漠蝗很难入侵到中国核心地带，更勿论主要产粮区。“不排除有零星个体可能扩散到我国”，但要科学判断、理性分析，“没必要大动干戈。”
他同时表示，既要关注外来蝗灾，更要关心本国治蝗。此外，康乐强调，蝗虫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员，并非绝对有害，控制蝗虫不能“赶尽杀绝”。
《中国科学报》：您在2月中旬接受本报采访时曾说沙漠蝗对我国威胁不大。对于沙漠蝗“从印巴侵入西藏，经缅甸侵入云南，或从哈萨克斯坦侵入新疆”这三条潜在“路线”，您怎么看？
康乐：沙漠蝗的生存和繁殖必须依托于热带和亚热带沙漠。
受益于青藏高原的隆起，我国西南同纬度地区未发育出热带和亚热带沙漠，地理环境和温度条件均不适宜沙漠蝗生存。
新疆、内蒙虽有广阔的沙漠，但属于温带沙漠，冬春季温度太低、夏季降雨太少，这些都不能满足其繁殖条件。
沙漠蝗从云南扩散进来的概率也非常低，因为它必须要突破孟加拉国、缅甸的雨林，才能够进入到中国云南。而雨林的环境也不适宜沙漠蝗。
另外，沙漠蝗在非洲和西南亚的迁飞只发生在冬春季和夏季。从印巴交界处向东迁徙的可能性应该是在冬春季节，当夏季种群向东迁飞到尼泊尔、孟加拉、缅甸等将会遇到当地雨季的严重影响和阻隔。
《中国科学报》：历史上，沙漠蝗远距离迁飞的现象多吗？
康乐：上世纪70年代，沙漠蝗也发生过一次跨越大西洋的远距离迁飞，蝗群从西非之角到加勒比海迁徙了约2000公里。
但不要被极端数据左右，因为这样的情况非常罕见。它是借助于季风，还是主动飞翔这么远？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沙漠蝗的入侵和扩散范围可能会有所增加，这是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
《中国科学报》：沙漠蝗到达过我国吗？哪些地方可能出现沙漠蝗？
康乐：如果可能的话，是中国与尼泊尔交界的西藏聂拉木县。
中国历史有文献记载以来，仅抓住的一头沙漠蝗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那是中科院动物所张学忠先生于1974年4月在当地樟木口岸采到的一头散居型雌性沙漠蝗成虫。
虽然昆虫学家蔡邦华曾在1956年的书籍中写道，沙漠蝗“在我国云南亦发生”。但这一纪录并未有明确的出处。且自该记录距今近多70年来，中国科学家多次赴云南合考察采集标本，从未再次在云南采集或证实过那里沙漠蝗的存在。
所以，不排除偶尔有零星个体扩散到与尼泊尔交界的樟木口岸，但尼泊尔非沙漠蝗主要入侵区，从云南入侵的概率更低。
由此可见，沙漠蝗很难入侵到中国核心地带，更勿论主要产粮区，因此威胁不大。
《中国科学报》：和沙漠蝗相比，我国更容易出现哪种蝗灾？防治形势如何？
康乐：相对于沙漠蝗，中国发生的蝗灾主要是东亚飞蝗。
飞蝗蝗灾在我国历史上曾与洪涝和干旱并称三大自然灾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其滋生地黄河故道、淮海河流域和长江下游进行了改造，使得大规模的蝗灾很少发生。
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干旱造成的江河断流、湖泊水位下降和一些地方农田撂荒，又形成了一些新的蝗区，飞蝗蝗灾不时在我国局地发生。
另外，因过度放牧和气温升高导致的干旱，我国草原蝗虫发生也日趋严重。
进入本世纪以后，尽管我国农区蝗虫防治覆盖率达到70%以上，牧区也达到了60%以上，但蝗灾常年发生面积依然可达2.8亿亩左右。
其中飞蝗的发生是在3000万亩左右，北方的农牧交错带的草原蝗虫的发生大概是7000万亩，防治任务仍然较繁重。
另外，今年我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去年冬季北方降水比较多，今年春季气温比较高，因此要高度注视我国蝗虫的发生情况，早做准备。
《中国科学报》：网上说的“鸡鸭治蝗”和“吃货治蝗”靠谱吗？
康乐：“赶着鸡鸭去吃蝗”对于草原上、农田里的一些当地土蝗可能比较有效，但对极大密度的沙漠蝗并不适合。
此外，尽管蝗虫在全球很多国家都是可食用的昆虫，但“吃货治蝗”的思路也不可取。
我们的研究发现，群居蝗虫在高密度聚集时，会大量释放挥发性化合物苯乙腈。当鸟类捕食时，蝗虫会迅速将苯乙腈转化为有毒化合物氢氰酸。这就是为何蝗虫大量聚集时，其天敌并不喜欢吃蝗虫。
这时的蝗虫，不仅动物不喜欢吃，人食用也有问题。
最近，我们的研究还发现，有千分之三的人食用蝗虫后会形成过敏反应，有的反应还相当严重。
另外，“鸡鸭治蝗”和“吃货治蝗”还会遇到蝗虫少时不够吃，蝗虫多时不顶用。
《中国科学报》：该如何有效地治理蝗灾？我国是否积累了一些成熟的经验？
康乐：跟其他害虫相比，蝗虫对农药比较敏感，杀虫剂的防治效果非常好，所以目前全球蝗灾控制主靠化学农药，特别是通过飞机喷施农药对大规模蝗群效果非常明显。
但化学防控无法避免对其天敌的伤害和环境的污染，且通过食物链对人的健康也构成了危险。
虽然不可能像改造飞蝗的滋生地那样去改造沙漠蝗滋生的沙漠，但中国建立的完善的蝗虫监测体系，以及化学防治和地面生物防治有机结合等办法，都可以应用到“一带一路”国家。
比如，我国科学家研制的真菌杀虫剂、微孢子虫杀虫剂等生物制剂，对于控制沙漠蝗“大有用武之地”，特别是用在沙漠腹地的蝗虫滋生地更为环保。
此外，行为调节剂也可以避免蝗虫发生群居。这些措施“多管齐下”可部分替代化学农药，在控制蝗灾的同时，实现环境安全和人类的健康。
《中国科学报》：对于蝗虫这个物种，如何做到防治和保护生态相平衡？
康乐：地球上昆虫物种多样性的下降也应引起人们的警觉。蝗虫作为生态系统当中的重要一员，并非绝对有害。
它不成灾的时候，也是鸟类、蜥蜴、刺猬、蛇、青蛙等许多动物的食物，在维持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把它赶尽杀绝。
此外，在3月5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沙漠蝗即使侵入，我国也有能力应对。
我国有千年治蝗历史，虽然种类不同，但方法相近。如今我国蝗灾发生程度显著减轻，有完善的监测体制、成熟的应急机制和专业队伍，药剂、器械储备较为充足，4月将在云南组织应急演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