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子沛：三大运营商对电信诈骗为什么无所作为

几天，我的专栏文章《徐玉玉之死，当地教育部门可能是帮凶》引起了热议，不出所料，读者吐糟的都是遇骗的经历：一名孕妇去医院建卡，一回到家就接到月子中心的营销电话，孩子一出生就有影楼来电话推销满月照，还有保险营销，母女姓名、出生信息一字不差；另有一名网友称，他在人社厅报名了一个资格考试后，接到了上百条买卖答案、修改成绩的短信……

林林总总的电讯骚扰诈骗，已经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部分经历都印证了我的推测：当前发生的个人数据泄露，相当一部分是缘于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监守自盗。

舆情的汹涌，也推动了案件侦破，徐玉玉一案的主要嫌疑人已被抓获。但更多的案件还在路上，徐玉玉身亡的第三天，又传来山东大学生宋振宁因为同样原因死亡的消息，在媒体的接力曝光下，全国各地类似的案件正铺开盖地而来。

纵观当下电信欺诈泛滥的现实，我最大的感受是：不是管不好，而是没有管。

一句话，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要说最大的“不为”，当属三大运营商。

徐玉玉、宋振宁之悲剧，运营商难辞其咎！

三大运营商为什么不能打假

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2016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今年上半年，中国网民平均每天接到3个骚扰电话、2.9条短信。不难计算，一天就是十几亿个电话、十几亿条短信，不妨追问，这些业务每个月、每一年为运营商增加了多少收入？

具体的数据我们不得而知，但有另外一个量度：近年来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发案数增长速度令人咋舌，据公安部统计，每年处于20%-30%之间。

这令我联想到另一个社会热点问题：阿里巴巴平台上“假货”。

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商平台，阿里曾经因为平台上有假货流通和欺诈的行为，备受舆论批评，有人为之辩称说，我是做平台的，平台上流通什么东西我负不了责任，造成了极大的争议。在各执一词的争论中，阿里的股票从上市之初的120美元下跌到60多美元，唱衰声四起。

和阿里一样，三大运营商也是一个平台。电商平台上流通的是实物，三大运营商平台上流通的是虚拟信号。实话说，实物商品千千万万，差异性很大，而三大运营商的平台上发生的流通相对单一，主要是短信和电话，要说打假的难度，要远小于阿里。

我在阿里任职期间，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为减少电商平台上的假货困扰，阿里成立了2500人的专职打假队伍，1万多名“小二”参与。搭建了上百个模型，根据关键词、照片、语义等维度进行监控分析，一年间删除了1.2亿条涉假商品链接。阿里还绘制了一张展现了各地假货活跃情况的“假货地图”，派出百余人前往这些市场暗访。

电话诈骗看似虚无，同样有其可控的源头。在现有大数据的手段下，根据频繁拨打陌生号码、通话时间长短等特征，哪些号码每天拨打骚扰电话并不难甄别，群发的诈骗短信更是容易识别。

但三大运营商做了什么呢？

民间还有创新的经验可供参考。360的手机黑名单软件就颇为成功，当一个诈骗电话被越来越多的人标记以后，就会纳入黑名单，实施自动拦截。这其实也是大数据思维、共享经济的应用。一个小软件就能做成的事，到运营商那里就成难题了？

我的体会是，这些短信和电话不仅害人，还耽误人。它们挤占了我们的时间、精力和手机的空间。手机一响，大家都要看几眼。每隔几天，还不得不在手机上清理，挪腾空间。全社会加总起来，这是一种惊人的时间和空间浪费。

三大运营商必须承担责任，刮骨疗毒、断臂疗伤，尽快公布、出台打击骚扰诈骗电话短信的有效措施。

成立国家隐私保护局，做制度守门人

再要反省的，就是实名制。

早在三年前，工信部就下发了《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要求用户在办理手机卡入网手续时，必须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大家纷纷去营业厅补办身份信息，留下了个人资料。可是骗子呢？他们在漏洞百出的170/171虚拟号段又找到了自己的藏身之所，并且在实名制的信息中更容易找到猎物。

因为运营商的不作为，实名制不仅没能保护我们，反而成了骗子们的帮凶，治理电话诈骗的最有效的途径，却成了骗子的捷径和后门。骗子不但可以游离在实名制之外，还能窥视实名制中的你我，精确地知道“你就是你”。

这就不得不谈到三大运营商之上的政府监管部门：工信部。在最近频频发生的悲剧中，工信部也难辞其咎。

据我所知，工信部下设了30个司局，执行相关职能的，有“网络安全管理局”和“信息通信管理局”。在网页上，我看到它们的职责有：“电信网、互联网网络数据和用户信息安全保护管理工作”、“监督管理电信和互联网市场竞争秩序、服务质量、互联互通、用户权益和个人信息保护”等相关职能。但我认为，当前网络安全的范畴太大，任务很重，这两大部门互有交叉、职责不清。

我的建议是，工信部应该设立一个专门的“个人隐私保护局”，具体的名称可以再研究，但其职责是清楚的，就是制定相关隐私保护政策，打击因为个人数据泄漏导致的诈骗行为，保护公民的隐私权益。

这是一个时代的要求。在诸多发达国家，除了正在完善相关隐私保护法律，还在着力调整行政职能、设立专门的隐私监管部门。美国的联邦政府，下辖有70多个部委直属机构，其中绝大多数不仅设立了首席数据官，还设立了首席隐私官。

这个做法，我们可不可以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