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念能操控假肢和战斗机 DARPA技术为救人还是害命

（原标题：The Pentagon’s Push to Program Soldiers’ Brains）

美国国防部领导下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可追溯到1958年。这家神秘机构主要负责用于军事用途的高新科技，互联网就是其最著名的发明之一。现在，神经科学成为了这家机构的重中之重，这些技术最终是为了更多造福普罗大众？还是会让超级士兵在战场上通过自己的思维控制机器人？读完这篇文章，你或许有了自己的答案。

一、谁会反对呢？

“今晚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想法，”年轻人说道。他又长又黑的头发向后梳着，像个摇滚歌星，更像是一个海盗。“想一想，”他继续说，“纵观人类历史，我们表现意图的方式，展示目标的方式，表达欲望的方式，都受到身体自身的限制。”他深吸了一口气，胸腔扩张开来，胸前的衬衫布料被绷紧。他指着自己的身体说:“无论大自然或运气给了我们什么，我们生来就是如此。”

随后他的话锋一转:“现在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有趣的工具，但从根本上说，我们使用这些工具的方式基本都是通过我们的身体发挥作用。”然后他又深入阐释:“我知道你们都很了解这种情况，比如你们对智能手机带来的挫败感，对吧？这是另一个工具，对吧？我们仍然通过身体与这些工具进行交流。”

然后这个人的演讲有了一个飞跃:“我要对你说的是，这些工具并没有那么聪明。也许它们不那么聪明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们没有和我们的大脑联系在一起。也许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设备植入我们的大脑，他们就能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意图是什么，我们的挫败感是什么。

当时的这个年轻人叫贾斯汀・C・桑切斯(Justin C. Sanchez)，是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生物医学工程和神经科学副教授，也是迈阿密治愈瘫痪项目的教员。2012年，他在佛罗里达举行的TEDX会议上发表了这番讲话。仿生学之外还有什么？桑切斯将他的工作描述为试图“理解神经密码”，这将涉及到将“非常精细的微丝电极”，也就是相当于人类头发直径的导线植入大脑。他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能够“聆听大脑的音乐”，“听到某人的运动意图可能是什么”，并瞥见“你的目标和激励”，然后“开始理解大脑是如何编译身体行为的”。

他解释说:“有了这些知识，我们要做的就是开发新的医疗设备，为身体植入新的芯片，可以针对不同的身体部位对芯片进行编码或编程。现在，你可能会想，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些芯片呢？这些技术的首批接受者将是瘫痪病人。如果我能帮助别人从轮椅上站起来，那么在我的职业生涯结束时，我一定会很开心。”

桑切斯继续说:“我们所努力帮助的那些人永远不应该被他们的身体所困扰。而今天，我们可以设计出帮助他们摆脱这种困境的技术。我真的很受鼓舞。每天当我醒来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这都在激励着我。非常感谢。”演讲结束时，他给了观众一个飞吻。

一年后，贾斯汀・桑切斯(Justin Sanchez)去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工作，这是五角大楼的研发部门。在这里，桑切斯现在负责监督所有关于人类身心康复和增强的研究。他的抱负不仅仅是帮助残疾人摆脱轮椅，还有更多。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几十年来一直梦想将人类和机器融合在一起。几年前，当精神控制武器成为该机构的公关责任时，机构官员们就发挥了独具特色的“聪明才智”。他们改变了他们神经技术研究的既定目的，表面上把研究重点放在治疗损伤和治愈疾病的狭窄目标上。该机构官员称，这项工作与武器或战争无关。它是关于治疗和保健的。谁会反对这一点吗？但是，即使这种说法属实，相应的技术发展也会产生广泛的伦理、社会和形而上学影响。不出几十年，神经技术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混乱，使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看起来就像是历史池塘中的温柔涟漪。

最令人不安的是，神经技术混淆了这个古老问题的答案：什么是人？

二、高风险，高回报

在1958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宣布，美利坚合众国“在我们的研究和开发中必须具有前瞻性，以预见未来不可想象的武器”。几周后，他的政府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这是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机构，直接向国防部长汇报。这一举措是由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引起的。该机构最初的职责是加速美国进入太空的步伐。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任务发展到包括对“人机共生”的研究，以及一个代号为“潘多拉项目”的心灵控制实验分类程序。该机构还有一些奇怪的尝试，比如试图仅用思维在远处移动物体。1972年，随着政府机构透明度的增加，“国防部”这个词也被加到了名字中，高级研究计划局成为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了一些研究人员，他们所帮助发明的一些技术，比如隐形飞机、无人机，它们改变了战争的本质，而语音识别技术、GPS设备等则重塑了数十亿人的日常生活。诸多发明之中，最著名的是互联网。

该机构对所谓“高风险、高回报”研究的偏好，导致其也会资助一系列愚蠢的研究。“跷跷板计划（Project Seesaw）”是一个典型的冷战时期弱肉强食思维的产物，它设想了一种“粒子束武器”，可以在苏联发动袭击时使用。这个想法是在五大湖下面引发一系列核爆炸，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然后在15分钟的时间里迅速抽干湖水，以产生发射粒子束所需的巨大电能。该粒子束将加速穿过数百英里长的隧道(同样是由地下核爆炸切割而成)，以集结足够的力量射向大气层，并在空中击中来袭的苏联导弹。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试图制造一种名为可控人形机器(Cybernetic Anthropomorphous Machine,CAM)的丛林交通工具，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官员们将其称之为“机械大象”。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科学家和国防部大佬们的目标五花八门，有时甚至是对立的，不同的思维交错形成了一种阴暗的、共生的研究文化――“不受典型政府监管的束缚，也不受科学同行评论的限制，”莎伦・温伯格(Sharon Weinberger)在最近出版的《战争意象派》(The Imagineers of War)一书中如是指出。在温伯格的叙述中，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制度史涉及在一个有吸引力的应用背景下引入新技术的许多情节，同时隐藏了其他更为真实但更麻烦的动机。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常常出现的情形时，左手知道，也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

这个机构看似很紧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总部通常只有220名员工每天上班，在约1000名承包商的支持下工作。该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Arlington)，是一座不起眼的玻璃和钢铁混搭建筑，位于华盛顿首都的练习场对面。总部的这些员工中大约有100人是项目经理，其中既有科学家，也有工程师，他们的部分工作是监督与公司、大学和政府实验室合作的约2000个外包项目。这样算来，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有效工作人员实际上多达数万人。官方称其预算约为30亿美元，并且在过去的14年里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时间长得令人难以置信。

生物技术办公室成立于2014年，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六大主要部门中最新的一个。这是贾斯汀・桑切斯负责的部门。该办公室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各种手段“恢复和维持作战人员的战斗力”，包括许多强化神经技术的手段――将工程学原理应用于神经系统的生物学。例如，“重建主动式记忆”计划通过开发神经修复术，也就是将微小电子元件植入大脑组织改变记忆形成，以对抗创伤性脑损伤。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也有秘密的生物项目吗？事实上，过去国防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它对人体实验对象进行了有问题的、不道德的，或者许多人认为是非法的测试。例如，《大男孩协议》(Big Boy protocol)就对比了在战舰上和甲板下工作的水手所受到的辐射，却从未告知水手自己是实验的一部分。

去年，我直接问桑切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神经技术工作是否属于机密。他避开了我的目光，说:“我不能――我们得脱离这个话题了，因为我不能这样或那样地回答。”当我个人提出这个问题时――“你是否参与了某个机密的神经科学项目？”――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我没有做任何神经技术方面的机密工作。”

如果他的讲话很谨慎，就不会有多余的信息了。桑切斯曾多次出现在公共活动中，解释那些已被证实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应用的好消息，比如说为失去肢体的士兵设计的用大脑控制的假肢。偶尔，他也会提到一些更遥远的愿望，其中之一是通过计算机将知识和思想从一个人的头脑转移到另一个人的头脑。

三、“我们试图找到说‘是’的方法”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就是生物武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之前，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对医学和生物学病不感兴趣。1997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创建了受控生物系统计划(Controlled Biological Systems program)。项目负责人、动物学家艾伦・S・鲁道夫(Alan S. Rudolph)努力地将人造世界与自然世界融为一体。正如他向我解释的那样，计划的目标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或者是生物和非生物系统之间的比特率或交叉交流。”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这样的问题：“我们能解锁与运动相关的大脑信号吗？从而让你能够控制身体以外的东西，比如说一条假腿或一条假胳膊，一个机器人，一个智能家居设备？亦或是发送信号给其他人，让他们能够接受它呢？”

现在，强化人体机能已成为该机构的优先事项。迈克尔・戈德布拉特(Michael Goldblatt)在1999年加入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之前担任过麦当劳的技术官员。他指出，“没有身体，生理或认知限制的士兵将成为未来战争中生存和战斗优势的关键”。为了扩大人类“控制进化”的能力，他集合了一系列项目，名字听起来像是电子游戏或科幻电影：代谢优势、战斗持久性、持续辅助性能、增强认知能力、刀锋战士表现、脑机接口等等。

正如安妮・雅各布森(Annie Jacobsen)在2015年出版的《五角大楼的大脑》(The Pentagon’s Brain)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个时代的项目常常被疯子科学家的阴影所笼罩。所谓的持续辅助性能项目试图创造一个“24/7全天候作战士兵”，他可以连续一周不睡觉。(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一位官员在谈到这些项目时说，“我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国际奥委会所禁止我们所做的一切事。”)

时任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很喜欢这种研究。2001年夏天，一系列“超级士兵”项目被提交给切尼。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资金正在发生变化之时，他的兴趣促成了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给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项目不少自由度。学术科学让位给了科技产业的“创新”。托尼・特瑟(Tony Tether)曾在大型科技公司、国防承包商和五角大楼等诸多机构交替任职，这时成为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局长。9.11恐怖袭击后，该机构宣布了一项名为“全面信息意识”(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的监控计划。该计划的标识包括一只全视眼，发射出的光线可以扫描全球。这种过火行为受到了公众的强烈反对。该项目负责人、海军上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在里根时代就因丑闻而声名狼藉，后来在2003年辞职。这场争论也引起了人们对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关于超级士兵以及思维与机器融合研究的不必要关注。这种研究让人们感到紧张，艾伦・鲁道夫也开始离原有的项目目标渐行渐远。

在这一危机时刻，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邀请神经学ICU内科医生、当时的现役陆军军官杰夫・林（Geoff Ling）加入国防科学办公室。(林于2014年从国防科学办公室离开后，继续在生物技术办公室工作。)2002年，当林接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第一份工作面试时，他正在为被派遣到阿富汗做准备，思考的是非常具体的作战需求。其中一个是“按需药品”，它将从药丸或胶囊形式的药物中去除大量粉末状填充物，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一种更轻、更紧凑、溶解的物质，也就是类似于李施德林口气清新片的药物来形成吸收的有效成分。这最终成为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正式项目。林很高兴地回忆起同事们是如何告诉他的:“我们试图找到方法说‘是’，而不是说‘不’”。鲁道夫走后，林拿起了接力棒。

林说话很快。他有一副硬汉般的嗓音。他说话的速度越快，他的发音就越硬，当我见到他时，他的声音达到了最高速度，他飞快描述了国防科学的首要原则。他说他从艾伦・鲁道夫那里“特别”学到了这一点:“你的大脑告诉你的手该做什么。你的手基本上就是它的工具，对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启示。”他接着说，“我们是工具使用者――这就是人类。一个人想飞，他造了一架飞机，然后就飞了起来。人类想要记录历史，于是他发明了一支笔。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使用工具，对吗？最终的工具是我们的手和脚。我们的手能让我们在环境中一起工作，我们的脚能把我们带到大脑想去的地方。大脑是最重要的东西。”

林将大脑主导地位的概念与他自己在战场上的临床经验结合起来。他问自己:“我怎样才能把人类从身体的局限中解放出来?”林最著名的项目是“假肢革命（Revolutionizing Prosthetics）”。正如林所说，自美国南北战争以来，大多数截肢者的假肢都没有“鱼钩”那么复杂，而且也不是没有风险。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同事、学术和企业研究人员的帮助下，林和他的团队制造出了一种曾经是不可思议的东西:一种由大脑控制的假肢手臂。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没有一项发明能为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提供如此正面稳定的宣传。这项里程碑式的发明受到了广泛赞誉。2012年的《60分钟》(60 Minutes)节目中，一名叫做扬・舍尔曼(Jan Scheuermann)的瘫痪妇女通过植入大脑的机械手臂给自己喂了一块巧克力。

然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修复受损躯体的工作只是通往其他地方的一个道路标记。该机构一直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在2015年的一次演讲中，一位负责硅谷招聘的项目经理描述了这一使命:“让大脑从健康身体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该机构从治疗中学到的东西会为增强生理功能让路。我们的使命是让人类变得不同于我们自己，超越与生俱来的能力，超越我们能够通过自身实现的能力。”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内部运作非常复杂。其研究的目标和价值以一种奇怪的、半意识的贝壳游戏方式不断转变和演变。愈合和增强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没有人会忽视D（国防部）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名字中的第一个字母。在舍尔曼喂自己吃巧克力的视频在电视上播放一年半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为她制作了另一段视频，其中她的脑机接口连接到F-35飞行模拟器上，她在驾驶飞机。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后来在一个名为“未来战争”(Future of War)的会议上发布了这一信息。

杰夫・林的努力由贾斯汀・桑切斯继续推进。2016年，桑切斯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演示日”上与一位名叫强尼・马提尼(Johnny Matheny)的男子一起亮相，机构官员称马提尼是第一个“骨整合”上肢截肢者，也是第一个将假肢直接连接到骨头上的人。马提尼演示了当时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最先进的假肢手臂。他对与会者说:“我可以一整天坐在这里，反复举起一个45磅重的哑铃，直到电池耗尽为止。”第二天，科技博客Gizmodo在其报道文章的上方打出了这样的标题:“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精神控制手臂会让你觉得自己像个电子人。”

从那以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在神经技术方面的工作范围公开扩大，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桑切斯告诉我，“不仅是医院里使用它来治病的人。”“所有这些研究的逻辑进展是以某些技术标准来看创造出更加完美的人类。全新的增强士兵对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来说是必需，但他们只是未来生活的窗口展示版本。

四、“超越地平线”

谈到记忆时，桑切斯对我说:“每个人都在想，如果能让自己的记忆力提高20%、30%、40%，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选择你最喜欢的数字，然后会有多大的改变。”他谈到通过神经接口增强记忆是另一种教育形式。他说:“学校最基本的形式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发展出来的一项技术，从而帮助我们的大脑做更多的事情。而另一方面，神经技术利用其他工具和技术帮助我们的大脑做到最好。”2013年，维克森林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和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的研究人员参与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对11只大鼠进行了手术。在每只老鼠的大脑中植入了一个由16根不锈钢钢丝组成的电子阵列。手术后恢复的老鼠被分成两组，研究人员花了几周的时间让老鼠接受教育，其中一组比另一组接受的教育要更多。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一组老鼠学习了一项简单的任务，主要内容是如何获得一滴水。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那组老鼠学会了同样复杂的任务――坚持用鼻子去拨弄杠杆以获取水，水滴在输送过程中会出现令人困惑的延迟。当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一组老鼠掌握了这项技能后，研究人员将记录老鼠大脑中的神经放电模式――如何执行复杂任务的记忆――输出给电脑。

“我们所做的是把这些信号送入一只愚蠢动物的大脑，”林在2015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织的活动中如是指出――这意味着研究人员如何将执行更复杂任务的神经神经活动模式进行记录、解码、编码，然后再转移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鼠大脑中――“那只愚蠢的动物接收到了这些记忆，它们能够完成全部任务。”林总结道:“对于这只老鼠，我们把学习时间从8周缩短到了几秒钟。”

桑切斯告诉我说:“他们可以使用精确的神经密码将某些技能注入记忆。”他认为维克森林大学的实验是迈向“修复记忆”的基础步骤。这就是电影《黑客帝国》中所描述的内容。虽然许多研究人员质疑这一发现，他们警告说，真的不可能是这么简单。但桑切斯很有信心:“如果我知道一个人的神经密码，我能把那个神经密码给另一个人吗？我认为可以。”在桑切斯的领导下，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为维克森林大学、南加州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人体实验提供了资金，他们在大脑的类似部位使用了类似的机制。这些实验并没有将记忆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而是给了每个人一种记忆“增强”。植入电极记录了与识别模式(在维克森林大学和南加州大学)和记忆单词列表(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相关的神经元活动。然后，电极将这些神经元活动的记录反馈到与强化记忆相同的脑回路中。在这两种情况下，结果都显著改善了记忆能力。

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神经工程师道格・韦伯(Doug Weber)曾与桑切斯一起工作，作为项目经理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工作了四年之久。他出生在威斯康辛州，有着情景喜剧中老爸的风范：外表既不太优雅，也不太凌乱。“我不相信技术进化的无限极限，”他告诉我。“我确实相信总会有一些技术难题是不可能实现的。”例如，当科学家在大脑中植入电极时，这些装置最终会在几个月或几年之后失效。最棘手的问题是血液渗漏。当外来物质进入大脑时，韦伯说，“你会经历受伤、出血、愈合、再受伤、再出血、再愈合的过程，每当血液渗进大脑隔间时，细胞内的活动就会下降，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会生病。”大脑会比任何堡垒都更有效地抵制入侵物。

即使生理上限制我们的接口问题现在不存在，韦伯继续说，他仍然不相信神经科学家能够实现记忆修复。韦伯解释说，有些人喜欢把大脑想象成一台电脑，“信息从A到B再到C，一切都是模块化的。当然，大脑中有明确的模块化组织。但它没有电脑那么界限分明。所有的信息总是无处不在，对吧?它的分布是如此广泛，以至于现在远远实现不了与大脑相匹配的整合程度。”

相比之下，外围神经以更模块化的方式传递信号。最大最长的外围神经是迷走神经。它将大脑与心脏、肺、消化道等器官连接在一起。神经科学家对大脑与迷走神经的关系理解要比他们对大脑神经元之间复杂的记忆形成和回忆的理解更清楚。韦伯认为，以强化学习过程的方式刺激迷走神经是有可能的，不是通过传递经验记忆，而是通过提高某些技能的方式。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韦伯在生物技术办公室指导创建了一个新的项目，叫做定向神经可塑性训练(TNT)。七所大学的研究小组正在调查迷走神经刺激是否能增强三个领域的学习效果:射击、监视和侦察以及语言。根据韦伯的说法，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小组中有一名伦理学家，他的工作是“在我们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之前”，“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项目技术伦理层面上可能出现的挑战和冲突”。在TNT的启动会议上，研究小组花了90分钟讨论他们工作中涉及的道德问题――这是一场令人担忧的谈话的开始，扩大到许多其他问题，并持续了很长时间。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官员援引首字母缩略词elsi(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的艺术术语)来提及神经技术的潜在后果。它代表着“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领导研究小组讨论伦理学的是史蒂文・海曼(Steven Hyman)，他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大学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神经科学家和神经伦理学家。海曼也是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前任所长。当我和他谈到其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项目上的工作时，他提到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串扰”。他说:“人机界面不仅能“读懂”某人的大脑，而且还能“写进某人的大脑”，这几乎肯定会“在我们瞄准的那些脑回路和我们可能称之为社会和道德情感的脑回路之间形成串扰”。要预测这种串扰对“战争行为”(他举的例子)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了。

韦伯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一位发言人将研究人员在道德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联系了起来：谁将决定如何使用这项技术？上司能强迫下属使用它吗？基因测试能够确定一个人对定向神经可塑性训练的反应如何吗？这些测试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这些测试的结果会导致入学或就业方面的歧视吗？如果科技影响了我们的道德或情感认知，我们还有没有辨别是非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回顾道德讨论，韦伯告诉我，“我记得的主要事情是我们没时间了。”

五、“你可以武器化任何东西”

在《五角大楼的大脑》一书中，安妮・雅各布森(Annie Jacobsen)认为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神经技术研究，其中包括假肢革命和脑机接口并不像所描述的那样:“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推进假肢技术的主要目标很可能是让机器人(而非人类)拥有更好的武器和手臂。”当我提及雅各布森的结论时(林没有读过这本书)，林否认了她结论的要点。他告诉我，“我们在假肢革命项目中所做的一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被发表了。”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建立一个自动化的武器系统，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发表在公开的文献上呢？我们在隐藏什么。我们什么也没隐瞒。你知道吗？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为了美国。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全世界。”

我开始说，发表这项研究并不能防止它被滥用。但是，所有的使用和误用都忽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任何有意义的神经技术进行伦理讨论的核心。一个增强了的人――一个与电脑有神经接口的人――还会是人吗？或者这样的人会是另一种生物吗？

美国政府已经对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增强人类能力的所作所为进行了限制。林说，同事们告诉他有一个“指示”:“国会非常具体，”他说，“他们不希望我们打造一个超人。国会似乎在说，这不可能是宣布的目标，但如果我们是意外地实现了目标，那就另当别论了。”林的想象力仍然很丰富。他告诉我，“如果我给你第三只眼睛，能够在紫外线中看到东西，那就会融入你做的每件事中。如果我给你第三只耳朵，像蝙蝠或蛇那样能以很高的频率听到声音，那么你就会把所有这些感觉都融入到你的体验中，你就会利用它获取优势。如果你能在晚上看见东西，你就比晚上看不见东西的人能力更强。”

增强感官以获得优势――这种措辞暗示着武器的应用。这种能力当然可以用于军事用途，林承认――“你可以将任何东西武器化，对吧?”――在他打消这个想法并回到主题之前:“不，实际上这与提高人的能力有关”，他把这种能力比作军事训练和平民教育，从经济角度来说是合理的。

“假设我给了你第三只手臂，然后是第四只手臂――所以，多了两只手，”他说。“你会更有能力：你会做更多的事情，对吧？如果你能像控制现在两只手一样自由控制你的四只手，你实际上会做两倍于通常所做的工作。就这么简单。你在提高你的生产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开始想象他的愿景――用四只胳膊，四只手工作――然后问他:“它的尽头在哪里?”

“它永远不会结束，”林说，“我是说，情况会越来越好――”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接了电话，接着又回到了打断的地方:“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所做的就是我们提供一个基本工具，这样其他人就可以利用这些工具，用它们做一些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伟大事情。”

然而，从他接下来说的话来看，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正在思考的事情远远超过了通常在公开场合谈论的事情。“如果大脑能控制一个看起来像手的机器人，”林说，“为什么它不能控制一个看起来像蛇的机器人呢？为什么大脑不能控制一个看起来像一大团果冻的球形机器人，它能绕过弯道、上上下左右移动？我的意思是，有人会为此找到一个合适的应用。他们现在做不到，因为他们不能变成那团球形机器人，对吧？但在我的世界里，他们的大脑现在与球形机器人有直接的联系，球形机器人就是他们的化身。所以现在他们基本上就是球形机器人，他们可以做任何球状物能做的事情。

六、淘金热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开发能力仍然停留概念验证阶段或其附近。但这已经足以吸引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些公司进行投资。1990年，在乔治・H・W・布什(George H. W. Bush)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克雷格・I・菲尔兹(Craig I. Fields)丢掉了工作，因为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他有意与硅谷的一些公司合作促进商业发展，政府官员认为这是不恰当的。然而自小布什第二任期执政以来，这种敏感性已经逐渐消退。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在某种程度已经成为来自硅谷人员组成的团队。雷吉娜・杜根(Regina Dugan)是美国时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任命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她后来又领导了谷歌的先进技术和项目团队。随后，她领导了Facebook名为Building 8的类似研发团队。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神经技术研究近年来也受到了企业挖人的影响。韦伯告诉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一些研究人员被一些公司“挖走”，其中包括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生命科学部门Verily。Alphabet还与英国制药集团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合作创建了一家名为Galvani Bioelectronics的公司，专门从事生物电子学研究，将神经调制设备推向市场。Galvani Bioelectronics公司将其业务称为“生物电医学”，这给了人一种温暖和值得信赖的感觉。,南加州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师泰德・伯杰（Ted Berger）与维克森林研究人员合作进行老鼠记忆转移研究,现在担任神经科技公司Kernel的首席科学官。这家公司计划开发“先进的神经接口来治疗疾病和障碍,阐明智力机制,并扩展认知”。伊隆・马斯克(Elon Musk)邀请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研究人员加入他的生物科技公司Neuralink，据说该公司正在开发一种名为“神经蕾丝”(neural lace)的脑机接口技术。Facebook的Building 8也在开发一个神经接口。2017年雷吉娜・杜根(Regina Dugan)表示，Facebook的60名工程师正在开发一个系统，目标是让用户每分钟“直接从大脑输入” 100个单词。林也是Building 8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在与桑切斯的交谈中，我推测，如果他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他可能会以比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Twitter的杰克・多西(Jack Dorsey)更根本、更持久的方式改变日常生活。桑切斯很容易脸红，当他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他会打断眼神交流，但是当他在这样的场合听到别人提到他的名字时，他并没有把目光移开。我记得他曾经说过，他希望神经技术能被广泛采用，但要“通过适当的审查，从而确保以正确的方式完成”，我请他谈谈正确的方式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是否有国会议员就相应的法律或监管提出了很好的想法，从而可能影响到一个新兴的神经接口产业？他提出异议(“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任务并不是定义或指导这些事情”)，并提出，实际上市场力量在塑造神经技术的演变方面要比法律法规或深思熟虑的政策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他说，将会发生的事情是，大学里的科学家们将出售他们的发现，或者创立新公司。市场会从中吸取教训:“当他们创建自己的公司、开发自己的产品时，他们会让人们相信，无论他们在开发什么都是有意义的，这有助于人们成为更好的自己。而这个过程――日复一日的开发最终将引导这些技术走向何方。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这是它最终将如何展开的实际所在。”(晗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