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继续蔓延 韩国娱乐业在中国遇到了大麻烦

“国家利益”究竟为何？它是否应该把市场经年累月的努力破坏殆尽？

韩国组合EXO原定于8月底在上海举行演唱会，但在距离开场一个月的时候，忽然宣布取消。几乎在同时，社交媒体开始流传消息称，“广电总局向各大电视台下令，不可邀约韩星演出剧集或者上节目，包括综艺、戏剧、广告、商演等。”

这是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不过在 8 月 1 日，新浪娱乐报道，广电总局确有意向针对韩国艺人在华演艺活动进行限制，但准确来说应为“调控”，审批方面的政策将收紧。

比起内地媒体，韩国媒体措辞更为直接，韩国《首尔经济报》称中国对韩国明星将开始管控，具体措施包括禁止新成立的韩国文化产业公司投资、禁止韩国偶像组合进行一万人以上的公演，禁止新签约的韩国影视剧放映，禁止韩国演员出演中国电视剧。

简单来说，在这项禁令生效之后，韩国娱乐业几乎与大陆彻底绝缘。有消息称，这一禁令与美国在韩国布置萨德反导弹系统有关，中国方面认为这一行为威胁了国家安全。

目前，这一条例尚未明确以白纸黑字的形式下达，但有业内人士表示，确实已经接到了相应的通知，虽然具体细节无法透露，但确实会给中韩娱乐合作带来很大的冲击。

“我们目前正在操作一部中韩合拍电影，但依照现在的形势，只能观望一阵子了。”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对《好奇心日报》表示。

要观望的项目不止一个。韩国《中央日报》报导，韩星刘仁娜出演的电视剧，在大陆播出前，戏份已被全部删除；韩国导演申宇哲，和优酷网合拍电视剧的计划，被优酷叫停。韩国SBS电视台与北京电视台 6 年的长期合作的合同，也被消极处理。

或许白纸黑字的通知永远不会出现，但能在中国站稳脚跟的企业，早已经不需要落在笔头上的文件，便能“闻弦歌而知雅意”，以往的各类禁令，也很多时候只是口头通知，但最终却迅速落实。

在中国，文化总是受到政治管控。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日剧、日影几乎在国内绝迹，曾经势头甚猛的日本流行文化从主流视野中消失。

1998 年，韩国出台《国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把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这一策略收效明显。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统计，韩国文化创意产业产值从 2008 年到 2012 年连续 5 年实现了 18.5% 的出口年均增长率，多达 51.9% 的韩国企业的销售额都受到“韩流”在世界范围内走红带来的有利影响。

北大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陈少峰认为：“韩国文化产业出口的比例占到 70% 左右，而这其中出口中国的估计有将近一半。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对韩国的文化贸易由于政策优惠逆差是比较大的，这本来是着眼于中韩友好关系的一种让步，但现在如果对方不友好，那我们也没必要维持这样的格局。”

这一传言已经在韩国的二级市场引发了反应，最近三天，韩国的主要娱乐公司市值缩水近 4000 亿韩元，约 24 亿人民币。

韩国娱乐产业，无疑将因为失去了中国市场，而遭遇重大打击。

不过，日剧消失的时候，损失主要由日方承担，韩娱被禁的时候，这损失有很大一部分将落到中国公司头上。

对中国来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一个韩国欧巴来成为中国娱乐圈的焦点，这一循环已经延续了近二十年，不过如今在这些欧巴的身后，中国人的身影越来越明显。

譬如新近的宋仲基，他依靠在爱奇艺平台播出的《太阳的后裔》大受欢迎，甚至获得了“国民老公”的称号。其实在这部剧尚在制作的时候，华策已经投资了制作公司 N.E.W，并且与爱奇艺联合成立公司，方便内容购买。最终，爱奇艺成功以单集 150 万元的价格买到这部剧――比起正在热播的各类奇幻剧，这个价格实在太便宜了。

不只是爱奇艺，中国大型娱乐公司几乎都在与韩国公司合作。

今年 2 月，阿里音乐宣布与韩国著名娱乐公司 SM 娱乐结成独家战略合作伙伴，阿里巴巴集团更投资 1.9525 亿元人民币，拿下 SM 娱乐 4% 的股份。

寰亚影视更早早签下 SM 公司所有艺人在中国的所有代理活动，成为 SM 的独家代理人。

今年 3 月，华策影视与韩国 CJ E&M 正式签订战略协议，对外宣布 2016 年双方在全网剧制作领域打造高成本高回报的精品大制作。

同样在 3 月，华谊兄弟通过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入股以艺人经纪事务见长的 SIM，收购推出过《来自星星的你》的 HB 娱乐公司，共斥资 4 亿多人民币。

这仅仅只是最近的几个范例，在与韩国合作的公司上，我们可以轻易找到华策、华谊、腾讯、万达、爱奇艺等娱乐巨头的名字。

韩国综艺也给中国从业者带来了很多灵感，在中国取得成功的综艺节目，有很多是从韩国买来的版权。从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到浙江卫视的《奔跑吧兄弟》、再到灿星制作的《蒙面歌王》和《了不起的挑战》，这些节目占到了韩国热播综艺的七成，是全国综艺节目数量的将近一半。

就像和好莱坞的合作关系一样，当中国和海外的从业者合作时，市场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其次便是技能。中国的娱乐业正不断学习韩国的制作经验。参与了《奔跑吧，兄弟》的浙江卫视节目中心主任周冬梅说：“这和付费学习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把 MBA 的老师请到浙江卫视给我们 50 个骨干上课，对于整个频道来说一定获益匪浅，值得去做。”

这样的学习需要时间。尽管中国长期被指责创造力缺乏，但是随着新鲜血液进入娱乐业，它有可能和市场需求一起推动体制上的变化，以及产品创新上的改变。好莱坞是一个鲜明的案例，中国以庞大的市场容量、快速流动的资本吸引了大量的制作人员，中国和美国的电影业正在互相熟悉。什么时候会出现多少优秀的作品虽不好说，人才的培育是切切实实发生的事情。

韩国之于中国的娱乐业，作用也是类似的。

另外一方面，韩国文化振兴院已经预测了 2016 年会发生“中国资金的扩散，中国文化的逆袭”――中国资本将对韩国文化产业持续投入并扩大影响力，同时中国制作的文化产品也可能进军韩国。

但倘若限韩令与当初的限日令一样落实并严格执行，宋仲基和《太阳的后裔》也只能成为“一代人的共同回忆”，成为亚文化群体的“接头暗号”。而如果韩国制作团队撤出，可能中国的娱乐行业就要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找更“安全”的突破口。

这一切都是政治环境突变之后公司们不得不面对的情况。中国的文化行业向来在政治的管制之下，从某种意义上，无论是公司还是消费者都已经“适应”了这一点。

2014 年，《生活大爆炸》从搜狐下架，广电开始实施“限外令”，规定外国电视剧必须经过审查之后才能在中国内地播放，那时候大家在社交网站上纷纷哭喊奔走。而后，无论是对网播剧题材的限制，还是对手游在 App Store 上架前的审查，一切都是熟悉的，只不过每次被“处理”的项目不同而已。

不过，这次的“限韩令”却制造了一点不同――相比以往社会舆论的怨声载道和沉默，这次的管制引发了一片欢呼。

新浪娱乐微博发布了“限韩令”的消息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四万条评论，远远超过其前后微博的评论数量。热门评论大多简洁明了，“禁得好”获得了一万多人点赞支持，“这回支持广电”则获得了近一万七千次赞同。

“虽然我也有喜欢的韩国明星   但我支持广电   这是政治问题    韩国都跟我们对立了我们还要供着他们？”在另一条点赞数量达到一万六千次的评论里，有评论如是说道。（评论中错别字和排版保留原文模样。）

另外的主流评论还包括：韩国明星赚了中国人的钱，回到自己的国家“却伤害了中国人”，这种行为“不可容忍”。以及，这些韩国偶像“男不男女不女”，“本来就讨厌他们，封了正好”。

韩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造星体系，明星如同工业产品一样被制造出来，然后输送到全球各地。这种文化生产力可能是全球文化近 10 年来最不可忽视的现象。事实上，他们不仅仅改变了娱乐业的运营规则，也完全改变了商业世界的潮流话语权。崛起中的韩国美妆产品和时尚行业就是最好的写照。

所有环节结合在一起的“韩国力量”，不仅培养了粉丝，还培养了有史以来最“完整”的粉丝。喜欢韩国明星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感觉自己正与偶像、也和其他粉丝一道，共同面对这个世界，加上各种消费，全方位响应自己认可的这种生活方式。

这种粉丝的热情让另外一个人群、也就是宣称“封了正好”的人群异常反感。他们认为，这种“脑残”的行为正好反映了他国文化对于本国青少年异常深层的渗透，这不仅“危险”而且相当“不可理喻”――考虑到这些偶像的审美取向，这挑战了传统观念中男女分明各司其职的审美理念。

这让拥护“限韩令”的声音变得空前响亮。何况这些声音里，并不缺乏以往几次政治背景事件里那个最主流的词语：国家。

“国家面前无偶像。”这些天微博上不断出现这句话，大概意思是，倘若你的偶像破坏了你的国家利益，那么便应该抛弃这个偶像。当然，“国家利益”究竟为何，通常最终解释权掌握在国家手上。

以抛弃偶像、攻击艺人的方式，来表达政治见解，这一现象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越来越频繁出现。香港艺人何韵诗因为曾经参与 2014 年“雨伞运动”遭到法国化妆品牌兰蔻弃用；今年初，台湾在韩艺人周子瑜因为挥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受到中国大陆网友抨击；赵薇被指在新片中用“台独”影星，受到批评，而赵薇也不得不在电影杀青后表示换主角……在这些事件里，多数明星因为涉及国家统一或者主权等“民族大义”问题而遭到批评――至于这些批评的声音里，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国家”、“主权”、“民族”的含义，则未可知。

在遍布社交网络的舆论大潮里，这些概念显得不可辩驳，也让举着这些概念行事的人显得无比“正义”。

这些声音化成统一的压力，不由分说把市场经年累月建立起来的竞争机制、产品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破坏殆尽。

不知这些夸奖“限韩令”做得好的人，是否能意识到，广电正是用同样的方式，严密监管着中国文化产业的每一个角落，以及每一个可见的精神世界。

“国家面前无偶像，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个旗号之下，我们会发现，自己的选择正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