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医生张锐去世，创业初心是一捧黄豆

（原标题：春雨医生张锐去世，创业初心是一捧黄豆）

黑马哥

“每当村民们得到一捧黄豆的时候，他们就会分半碗黄豆到我们家。”

10月6日下午6点，春雨医生发布讣告，宣布其创始人兼CEO张锐于10月5日晚因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享年44岁。

2011年春，身为网易副总编的张锐，感觉到“这是10年以来移动互联网最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太可惜，他决心创业。他找到负责有道字典的曾柏毅和自己的发小李光辉，三个人研究了美国APP商店里下载量排在前十健康类的产品，发现排名前十的多一半有关于减肥饮食，减肥类产品成了他们的首选。一个多月后，他们转向了在线诊疗。2011年7月，三个人凑了几百万，在海淀区768创意园里租了一间120平米的办公室，正式开始研发春雨医生，当年春雨医生拿到蓝驰创投A轮300万美元投资。

2011年11月，主打在线轻问诊的“春雨掌上医生”上线，据其官方资料，上线后5个月内获得了180万下载量，用户日活跃量5万左右，日问诊量600个。2012年9月、2014年8月，春雨医生分别宣布完成B轮800万美元、C轮5000万美元融资。今年6月，张锐又宣布春雨医生获得12亿元D轮融资，准备IPO。

创业过程中，张锐和他的春雨医生一直饱受质疑，甚至有人发雄文《论春雨医生的倒掉》一面倒地唱衰。在张锐的带领下，春雨医生克服融资难、赚钱方向不明晰等问题，不断探索在线轻问诊、私人医生服务、电子健康档案、线下诊所、卖保险等商业模式。

鲜为人知的是，张锐的爷爷是一名中医，父亲是一个医院的院长，他父亲曾曾不断地问张锐，“你的方法安全吗？”“你能赚钱吗？”

现在，张锐带着他父亲的殷殷关切走了，春雨医生的事业还在往前走。

以下为今年3月张锐在北大百年讲堂的演讲实录，经创业家编辑。

你到任何城市都需要医生和律师

先从我的父亲讲起吧。

当时，他是一个医科学生，这是他毕业时候的一张照片。好像每个成功的、不成功的父亲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子承父业。所以，在我考大学的时候，我爸爸就问我说：儿子，你要学什么啊？然后，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说：“除了学医，其他的学什么都行！”

因为我从小就在医院长大，看到医院的很多的东西，医院给我的感觉一直是有些残酷感的地方。而医生这个职业给我的感觉呢，是一个相对冰冷的、相对没有人情味的一个状态。像艺术这些东西，确实很美好。但医疗这个话题，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我的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是从我父亲对我的期许，说希望我未来从医，我就一直没有从医。

当我走上社会，一开始做的是媒体，后来再做互联网，一直这么走过来。但是一直到我来到北京之后，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自己的岁数变大了，我慢慢意识到，医生这个行业是这个世界上非常少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却不会贬值的一个行业。很少有行业会是这样！

那么，我就反过来再看医疗这件事情。我从小在医院长大，从来都不缺医疗资源。我爸爸曾经告诉我说：“儿子你到任何一个城市去，你都要有两个朋友――第一个朋友叫医生，第二个朋友叫律师。”我以前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当我来到北京之后，当我生病之后，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对这个行业的依赖性是如此之高！

医院为何要成为“人间地狱”？

2011年，我创办了现在的这个公司，叫春雨移动健康。在此之前，我在做互联网，网易公开课就是我当时在网易的一个产品。当我用互联网的方式进入到传统的医疗行业时，当一个只有几十年的行业和一个几千年的古老行业发生碰撞的时候，我发现遇到了我前所未有的、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我们发现这个给人治病的行业自己生病了！

我们听到很多很多的问题：疫苗的问题、医患矛盾的问题……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感觉，有时候像在“人间地狱”一样，有很多很多的压抑、不满、愤怒，好像我们整个人的状态在医院的环境里面就会发生变化。

这到底是怎么了？当我们穿过这些浮华的表象，深入到内心；当我一天天的在这个行业里面，开始以一个第三者的身份，像一个公牛闯进瓷器店一样去进入这个行业，我们逐渐回归到这个行业的一些相对本质的东西。我们发现，原来一个很简单的不等式，可能是整个医疗行业所有问题的根本和症结。在这个不等式的上方是现在全球的人口数――70亿人，下方分母是什么？1600万人――是全球医生的总量。那么，意味着每个医生要服务437.5个患者才能够满足世界性的需求。但事实上，每个医生只能服务多少人呢？32个患者！这就是现实。而437.5和32之间的巨大鸿沟和差异，就是我们所有的医疗矛盾的根本。不管是中国，还是在国外，医疗资源短缺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全球的现象；医疗资源短缺也不是今天的现象，而是从来就有的现象。

一直以来，这个问题都是存在的。那我们就在想，互联网有没有可能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中国，除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别的问题。那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医疗资源到底短缺到什么程度？世界银行组织对现代社会有一个定义，那就是“千人拥有医生量”。我在图里面标注的是“万人拥有医生量”。当这个数值达到12.5（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义成“现代社会”。而中等收入国家的“万人拥有医生量”是16人，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那中国是多少？1.5（人），也就是“万人拥有医生量”是15人。也就是说中国的实际医生的总量和整个全球的相比，只比平均线略差一点。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医疗资源并不匮乏。

我们再看另外一组数据：在这张表里面，其实是更加细分地列举了全球的医生量和中国医生量的对比。我们看到在这张表里“万人拥有医生量”，意大利最多，达到42人；中国是15人。但是，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数据：在中国的，虽然平均拥有医生量是这样的一个量级，但中国乡村“万人拥有医生量”却只有4.7（人）！北京的“万人拥有医生量”是跟意大利、也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水平是接近的，达到40.6（人）；也就是说大家在北京所享受的医疗资源水平是世界最顶级的水平，北京万人拥有的病床数是世界第二，仅次于东京。

但是，我们再看看广大的中国乡村，“万人拥有医生量”只有4.7（人），仅是尼日利亚、柬埔寨这样的国家的水平！这就是中国除了医疗资源紧缺之外，还有另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叫做医疗资源不平衡！那么，我们说中国医疗“病”了。我们把它归结成一句话，就是中国医疗问题的本质――医疗资源的短缺。而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医疗资源之间的错配，也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我们以互联网的方法来发现这些问题，或者说是洞察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想出解决方案。

人类的痛苦是创业的起点

人类一切的痛苦都是创业的基础和起点。

当你发现你和你周边的人在这个世界遭遇一样的痛苦的时候，这就有可能是你创业的起点。当我们意识到中国医疗“生病了”的时候，我们就在想用互联网的手段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和公司的小伙伴们，以及很多做移动医疗的同行们都在尝试着寻找解决方案。例如，如何解决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春雨在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中国的医生们请到互联网上来，让他们跟用户在互联网上发生交互。我们把一般的问诊行为，转换成一些相对较轻的咨询行为，在线上发生。其实，我们就是把中国医生的闲置时间聚合起来、盘活起来，然后再为患者服务。

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当医生把他的闲置时间拿出来放到互联网上的时候，传统的医生职业随之发生了变化。以往我们看到医生一直是很严肃的、冷冰冰的，大家去一些医院看医生，可能只要三分钟就会把你打发走了。

但在互联网上，因为有一个新的医患沟通的场景，所以医患之间的这种态度和感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企业和公司都在做类似的事情，就是把医生的闲置资源给盘活起来，然后放到线上，来进行医患沟通。从本质上说，这其实就是在增加整体的医疗供给，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在增加医生的职业时间。

我们看到还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裂变，我称之为“决策和消费”的裂变。以前我们在哪儿买机票？我记得大概在2000年左右，北大门口就有一个机票代售点，我们去买机票就消费了。但现在我们怎么买机票？我们消费的决策行为在哪儿？我们是在线上，用携程。我们以前怎么去买衣服？可能是走到一个百货商店里，消费和决策行为一体化地发生。但是在今天，我们是在线上完成的。

医疗也是这样。医疗的诊和疗这两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是可以分离的，我们可以把相当大程度的信息化的诊断行为，放到线上去完成。这样，我们可以极大程度的节约成本。那么在线下呢，就像我们春雨在做的事情，线上诊断、线下治疗。

那么，线下是不是也有资源闲置呢？我们头脑中的北京三甲医院总是人满为患，大厅里面到处都是人，人挨人、人挤人，充满了各种恼人的气味和福尔马林的气息。但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的。在中国的整体医疗资源里面，还有很多的医疗物理资源是被闲置和浪费的。给大家说一个数据，中国三甲医院的病床利用率是104%。有谁知道，这个多出来的4个点是从哪来的吗？就是大家在三甲医院经常看到的走廊里面的那些病床。也就是说，三甲医院绝对是饱和的。那二级医院是什么样的呢？他们的病床利用率只有70%。

于是，我们在想如何把剩余的30%调度起来？这就是我们的线下物理资源的一些调用。我们把闲置的物理空间聚合起来，再把它放到线上去，进行再次利用。这种做法在酒店业里有一个类似的公司叫Airbnb，他们就是把把世界各地酒店中的闲置空间聚合成一个商品，再销售和提供出去。当我们把中国医院里的这种闲置空间聚合起来再销售出去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组织一个新的医院的形态。

就像Airbnb一样――它虽然手头没有建一间自己的旅馆，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酒店集团，它可销售配置的全球酒店的物理空间的量是最大的。我们就希望能够把现实中的闲置的医疗资源――医生的闲置时间和医院的闲置空间，把它聚合起来，然后再重新地组织和销售。我们就是通过互联网来增加医疗资源的供给，这是移动医疗行业里面的一种做法。

我们还有一些更前沿的做法，有很多原创性的项目。刚才我们说的实现场景还属于模式创新，也叫做流创新。我们还有一些源创新，例如人工智能。前些日子，人工智能AlphaGo战胜了李世石。在医疗领域里面，包括谷歌也看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使用场景，就希望用人工智能能够帮助解决全球化短缺的医疗资源问题，不仅是用于疾病的诊断。我们和同行们都在使用一些自进化的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医疗大数据来进行学习，希望能训练出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能够帮助医生和患者解决一些初步的医疗问题，像IBM的Dr． Watson。其实，AlphaGo本身也有一套用于医疗的人工智能体系。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医疗人工智能基本上可以达到医学院大二学生的智力水平，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我们现在谈到的数字医学，跟我们以前的临床医学也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听众，都有心跳、有血压、有血糖、有血脂，有各方面的生理指标。当我们连续性地记录和采集这些生理指标之后，将会形成个人的健康结果以及寿命的结果。而如何把这样的一些数据聚合起来、整合起来？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对人类健康进行指导和指南，这也是数字医学领域能够实现的一些目标。

比如说，我们来进行数字化的健康管理、慢性病管理、癌症的预测、癌症的康复等等，而这些都是通过互联网的力量来增加每个医生的智力半径。大家可以想一想我开始提出的那个等式：全球71亿人、1600万医生，每个医生要服务437.5个人，才能满足这个需求，这是理论上每个医生的智力半径。事实上，我们只有32个人的智力半径。这就是我们在用科技的力量、用技术的力量，努力在拓展每个医生的智能半径。其实，很多线上的技术和互联网、IT的人工智能技术，还有一些生物医学的技术，都在努力使每个医生以及其他知识工作者（包括教师、律师、艺术工作者等），使他们每个人的智力半径得以延伸。通过智力半径的延伸，我们可以来解决医疗资源的短缺和不平衡的问题。

你的公司还能活多久？

这就是我跟我父亲――一个传统的医生之间的一些差异。当我把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和方法告诉父亲的时候，他对我们的事情充满了质疑。

在创业的这5年时间里，我遇到的最大的质疑就是来自我的父亲。资本市场很欢迎我们，我们为此而骄傲；用户很欢迎我们，我们现在有9200万用户；医生也很欢迎我们，我们有42万名的医生。

但是作为一个传统医生的代表，我的父亲却对此产生了各种的质疑。

他说：“你的方法安全吗？”因为在他心中，病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事情。“中医说望闻问切，西医讲试触叩听，这些都是面对面的行为。你把它们放到互联网上，这样的方法会安全吗？”父亲还会说：“你的方法有效吗？我们经过那么多的检查，面对面都不一定能解决的问题，而你现在用互联网的方法能有效吗？”最后，他还会关心我说：“儿子，你能挣钱吗？你的公司还能活多久？”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担忧。

无论是安全、有效，还是商业模式，从老一辈的医生的嘴里说出来，有他们的想法、有他们的判断，也有他们的洞察。但我同时也想，这是基于一个旧有的医疗环境和旧有的知识结构里面的一些质疑，在一个新的环境和新的知识类型里面，我们有没有可能去解决这些问题？答案是：有！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曾无所畏惧，充满了自恋。当然，我认为如果不自恋的话，一定不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创业者。自恋和偏执可能是一个好的创业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性基础。

但是，当你的公司做的越来越大、你服务的用户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不得不非常认真地、非常严肃地去面对这些来自传统产业的质疑，以及在这个质疑里面可能想到的一些解决方案。只有你能想到这样的解决方案，你才有可能把你的事业真正做到能够突破、能够解决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做的非常多的事情都在解决这三个质疑：我们在解决利用互联网的新医疗的安全性的问题，我们在解决新医疗的有效性的问题，我们在解决新医疗的商业模式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捧黄豆的意味

最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除了我的父亲之外，我爷爷也是一名医生。不一样的是，他是一名中医。我家是安徽的，在解放前，安徽是一个灾区，总是闹饥荒。在闹饥荒的时候，我们家从来就没有死过人。但是附近经常出现绝户村，常常是一个村庄的人全死了。那我们家为什么会那么幸运呢？每当村民们得到一捧黄豆的时候，他们就会分半碗黄豆到我们家。村民们会说，我们每家的人都能死，但不能让张大夫死。因为张大夫一死，我们这一村人指定都会死！

大家想想，那时候的医患关系竟是如此的紧密。在我父亲做医院的院长的时候，他所处的那个职业环境，医患之间已经有一些冷淡了，但也绝不像我们今天这样，会出现这么多的医患矛盾和纠纷。

我想，这捧黄豆意味着医患之间的关系，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矛盾体之间的信赖和信任。子承父业，我现在终于也“从医”了，只不过我现在是用互联网的方式在从医。最后，我希望通过这捧黄豆能够传承医学的本质――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医患之间良好的沟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