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发布普惠金融新指标 数字化弥补征信信息缺失

（原标题：G20发布普惠金融新指标 数字化打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

“平均每贷款1元，可以增加其人均收入0.2018元，人均贷款1.1万元，收入增长相当于增加一个外出务工人员给家庭带来的人均纯收入，或人均增加3.2亩耕地带来的纯收入。”

这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16）》最新发布的一组数据。研究团队针对多个样本地区金融服务改善前后对比显示：通过有效增加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促进信贷服务，农户能够显著地增加收入。

显而易见，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正在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环节。这一命题是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与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的关注焦点。据悉，包括《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在内的3个关于普惠金融的重要文件将提交G20峰会讨论,通过后将成为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引性文件。

“全球范围内大多数经济体都面临着增长放缓的困境，数字普惠金融或能成为下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G20数字金融专家组专家、B20“中小企业发展”议题组成员，网信集团CEO盛佳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征信缺失“软肋”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日前举行的“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透露，3份提交给G20峰会讨论的文件分别是《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下称《高级原则》）、升级后的《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和《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落实框架》。

其中，《高级原则》共有8项，涵盖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法律和监管框架、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金融消费者保护以及数字技术和金融知识普及等内容。

最引人关注的是，与以往提及的普惠金融相比，此次的讨论被打上了显眼的“数字化”标签。

早在2005年，联合国就提出了“普惠金融体系”的概念。其含义是：以有效的方式使金融服务惠及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通过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

这一理念下的尝试包括，孟加拉的“穷人银行”――格莱珉银行、玻利维亚阳光银行等，通过小额贷款为农户和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但是这些模式由于属地化、非标准化的特点，目前仍然没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复制开展。

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看来，一个重要的症结在于征信体系的不完善。尤其是我国现行的以央行为主导的征信系统在数据覆盖面上尚不能完全满足普惠金融发展的需求。

GPFI（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机构）是G20框架下专门研究和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组织，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发布G20普惠金融指标。

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按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可获得性和质量等三个维度制定了29项指标。尽管多个指标上中国处于领先，但是中国通过金融机构借款的成年人比例仅为9.55%，低于G20国家14.87%的平均水平；在信贷市场的信息障碍方面，中国得分为50分，也低于61.84分的G20平均水平。明显的短板正是来自于征信信息的缺失。

调查表明，中国现有的征信系统覆盖率仅为38%，大量用户金融需求由此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普惠金融客户分散、金额小的特性又使得传统金融机构网点运营成本高。

“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至少从两方面能改善现有的普惠金融服务。”盛佳表示，一方面通过智能手机的使用、支付手段、网络和通信服务等提升金融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范围，另一方面，大数据分析共享、云计算又能够对现有的征信体系进行外延和补充，最终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和精准性。

“尽管目前数字信息服务的分布仍然存在不平衡，但打通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起点可能就是一条短信开始。”盛佳说。

数字化促创新

“在中国，最难得到金融支持的就是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和中低收入的农户。”据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介绍，中国约有上千家村镇银行、9000家小贷公司，其成立初衷是“扶小、扶农”。但从中国每笔100万元小额平均贷款数额可见，贷款对象通常不是贫困农户或一般农户，远没有达到设立这些机构的初衷。

相较于城市里的小微企业、个人经营者，农村的金融获得性缺乏更胜一筹。不难看到，为了使得这个群体获得金融服务，国家通过扶贫贷款、“银证保联合合作”等形式做过不少的努力，可现实证明，传统的金融服务思维往往难以达到金融普惠的效果。

“农村金融有特殊性，例如对于资金需求有周期性特征。年初农户集中需要资金购置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在种植过程中，农户并不需要额外资金。到了销售季节可能又产生了支付、理财的新需求。”盛佳表示，在他看来，这种基于供应链提供的金融服务，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户信用不完善而损失的金融服务机会，另一方面，对企业来说，则延伸了服务领域，开拓了新市场。

尽管无法回避农村金融征信体系不完善、征信基础设施差、征信难度大、融资时间急等一系列问题，但是这类通过互联网金融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短板的探索，正在成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力的方向之一。

“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和自身特点说明了市场应该是其主导。普惠金融的主流发展模式应当是商业化可持续。”贝多广表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更应该起到的作用是进行“引导”，引导建设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例如建立全覆盖的征信体系和支付体系、监测普惠金融进展的指标体系、有利于小微企业生存发展的法规体系以及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多层次金融机构体系等等。

在G20杭州峰会上提交讨论的《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中，就对包括账户的普及率、信贷的普及率、数字支付、网上支付、移动支付普及率，以及ATM机和银行网点的密度，客户账户的使用频度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指标要求。

这些指标将对政府采用政策鼓励和扶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建立完善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提出指引。对企业而言，则意味着在完善征信、风控的能力，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方面加强研发将开启新一轮的竞争。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区块链实验室，专门针对互联网金融、数字普惠金融中业务集中在线上、多频次、小额化的特点，在不同场景中应用的需求特性进行研发。未来这种基于区块链的底层架构或被应用于新的业务场景中，支持业务创新。”盛佳表示。

而据世界银行的估算，2011年到2014年的3年内，全球共有7亿成年人首次获得了账户，获取的金融服务在逐步扩展。尽管国际上普惠金融的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2014年的数据显示，仍有约20亿成年人无法享受到最基础的金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