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生态启示录（中）：硅谷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有哪些共同之处？

36氪 • 10年前扫码分享

编者按：湛庐文化新近推出了《想像：创造力的艺术与科学》一书，作者Jonah Lehrer考察了一个有生命力的创业生态圈是怎样成长的，我想，这对于我们有极高的借鉴意义。现在国内已经涌现了不少孵化器、创业圈，但相比较硅谷、特拉维夫，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在此，湛庐文化向 36氪开放此书《城市摩擦：思想碰撞引发更多联想》这一章，这也是我们一起送给创业者和投资人、以及意在打造创新孵化器的人的礼物。

128号公路的衰落与硅谷的兴起

128号公路是波士顿一条半环形高速公路。这条公路以麻省格罗斯特渔港为起点，双车道，弯曲伸向波士顿郊区。 20世纪 50年代初，这条高速公路成为美国高科技工业的代名词，大大小小的高科技公司散布在这条公路的两侧。 1955年，《商业周刊》称 128号公路为“奇迹半圆”，而《福布斯》则称之为“美国的科技高速公路。”沃尔瑟姆镇和牛顿镇的情况尤其如此，这两个城镇的土地上很快就冒出众多工业园和带玻璃幕墙的办公大楼。到 1970年，全世界 10家最大的科技公司中有 6家位于 128号公路旁，包括 DEC（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和雷神（ Raytheon）。“马萨诸塞奇迹”已初见端倪。

到 1985年，在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员工几乎是 128号公路的两倍。在随后的几年里，西海岸的优势有增无减： Netscate、谷歌、 Netflix和 Facebook等互联网公司，在圣何塞周边地区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尽管 Facebook是 2004年 2月在哈佛大学的宿舍里创立的，但马克 ·扎克伯格在同年夏天就把公司搬到了帕洛阿尔托。他认为，这样更利于开展业务。波士顿地区的一大批老资格技术公司都倒闭了，比如， DEC和王安电脑公司（ Wang Laboratories）。仅仅不到 50年的时间，圣何塞的胡桃林就变成了全世界的科技中心。

创造力新视角：128号公路的科技公司大多数都是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的大公司。它们对保密工作非常重视，有严格的竞业禁止条款和保密协议：一家公司的前员工禁止去竞争对手的公司工作，科研人员不许在同侪评审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这些公司的垂直文化导致信息仅能纵向流动，新想法仅能在公司内部转移。而圣何塞地区的公司规模小、经验少，它们往往不得不在同一个项目上展开合作，或者共用工程师。水平互动文化成就了硅谷。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创新上的差距呢？实际上，导致波士顿科技产业衰落的某些因素也正是波士顿的优势所在，至少在一开始时是这样的。萨克森宁在书中写道，几十年来， 128号公路都是由数量很少的几家大型公司主宰的（例如，仅 DEC一家公司就有至少 12万名雇员）。这些公司非常大，所以，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能够实现自给自足。 DEC公司不只生产微机，还生产计算机所用的芯片，也设计这些芯片所用的软件。 DEC公司负责研发工作的副总裁戈登 ·贝尔形象地将这家公司比喻为“一个巨大实体，运转起来就像是地区经济的一个孤岛”。因此，波士顿的科技公司对保密工作非常重视： DEC的科研人员不许跟王安电脑公司的科研人员谈论工作上的事，也不许跟 Lotus的员工分享见解。这些公司严格执行竞业禁止条款和不泄密协议：一个公司的前员工禁止去竞争对手的公司工作，科研人员不许在同行评审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这就是说， 128号公路的公司的信息流动是纵向的，新想法和创新仅在公司内部转移。

对于 128号公路的公司来说，垂直系统有利于保护它们的知识产权，但却不利于创新。城市之所以拥有创造力，信息的自由流动是首功之臣，我们需要这种知识传播。城市中，在同一邮政编码区域内的人可以交流思想、一起共事。但是， 128号公路的情形则完全不同。虽然波士顿人才济济，但这些人才之间缺少互动——每家公司都是一个孤岛，这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创新难觅。

波士顿科技产业的垂直文化与硅谷的水平互动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公司规模小、经验少，它们往往不得不在同一个项目上展开合作，或者共用工程师。这导致了交叉关系的形成，思科的研究人员会与 Oracle的员工交朋友，或者 Intel的创始人为苹果的年轻高管提供管理建议，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关于这些水平互动会如何引发洞见的瞬间，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

特拉维夫，以色列的“硅谷”

据统计，在 2008年，以色列共吸引了近 20亿美元的风险资本，即对具有快速发展潜力的小公司的投资（风险投资被普遍认为是最好的创新手段之一，钱总是围着好点子转）。这就意味着：一个仅有 700万人口的国家所吸引到的风险投资数额已经相当于法国和德国所得到的风险投资数额的总和。作为地中海一个仅相当于美国佛蒙特州大小的弹丸之地，以色列的人均风险投资额差不多是美国的 3倍，是西欧国家人均风险投资额的 30倍。

但是，以色列并非天生就是一个科技中心，它过去并没有孵化出多少成功的创业公司。 20世纪 90年代，以色列以军工产品和农产品闻名于世，它生产先进的雷达系统，也出口鳄梨。瓦尔迪说：“那时，以色列几乎就没有民生技术的投资。没人谈论以色列的软件、微电子芯片或电池，人们谈论的是滴灌技术。”可是到了 2009年，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已经超过了加拿大。过去 10年里，以色列在高科技领域创业成功的公司数量已经超过了日本、印度、韩国和英国。

约西 ·瓦尔迪就是这一技术繁荣中的核心人物，他帮助投资了 70家科技公司，有 12家公司成功上市。谷歌公司联合创始人谢尔盖 ·布林曾说过：“如果说以色列存在互联网泡沫的话，瓦尔迪就是泡沫。”

以色列是个小国，土地面积小，人口也少。瓦尔迪说：“就国家来说，小也有小的优势。在以色列，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网络非常简单：大家彼此都很熟悉。如果你与某个人不熟，你们之间可能只隔了一个人，而且你很容易就能找到他们。在发达国家中，以色列的人口密度居第二位，且 91%的人口都生活在都市，这是有利条件。”以色列的社会网络的亲密性，意味着人们的想法能够以极快的速度传播，知识溢出永不停息。

就拿瓦尔迪来说吧，他认为自己那些有关创业公司的信息，都是在跟别人闲聊时获得的。他说：“通常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朋友跟我提起了他的朋友，而他的那个朋友有个好点子。然后，我跟别人说起这个好点子，而这些人也认为这个点子不错。也许他们也会跟另外其他人说起这个点子，但在别人知道它之前，我们已经有了投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这一过程总能奏效的原因。 ”

实际上，弱关系是创造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就是为什么鼓励每个人扩大社交圈的城市更具创新力的原因，特拉维夫和圣何塞就是最好的例子。普林斯顿的社会学家马丁 ·吕夫（ Martin Ruef）对企业家的私人关系的重要性进行了研究。他对斯坦福商学院的 766名毕业生进行了访谈，这些毕业生都已经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吕夫最感兴趣的是这些人的社交网络结构。他发现，大多数企业家的交际圈都相对较窄，他们也许有很多好朋友，但这些朋友可能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并且兴趣也一致。他们不是与各种不同公司的人建立弱连接关系，而是与身边的人建立连接关系。这毫不奇怪：我们所有人天生都是“自我隔离”（self-segregate）的，更愿意跟与我们相像的人待在一起。

但也并非每个企业家的社交网络都如此狭窄。实际上，吕夫发现有一小群这样的企业家：他们拥有大量的弱连接关系，善于在各种场合结交新朋友。这些企业家并不是总跟同事和好朋友待在一起，他们的社交网络宽广且多姿多彩，意想不到的互动随时可能发生，并富有“信息熵”（informational entropy，用混乱程度定义的系统具有熵，拥挤的人行道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企业家能在会议上跟新结识的人聊天，在本地的咖啡馆里也可以跟不认识的人聊上几句。换句话说，他们跟约西·瓦尔迪一样，总是不停地与各种各样的人互动。

然后，吕夫又从创新的角度对每位企业家进行了分析。结果很出人意料：与由好朋友构成的那些小网络企业家相比，弱连接关系众多的熵网络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增加了 3倍。这些人不会拘泥于陈规，不会提出人云亦云的俗套主意，反而会创造出能带来可观效益的新概念。

吕夫的分析告诉我们，仅把注意力放在个人身上并没有抓住创新的根本。实际上，如果单枪匹马作战的话，我们根本无法产生最具创造力的思想。相反，这些最具创造力的思想来源于我们的社交圈，来源于我们结识的那些给我们以启迪的所有人。

创造力新视角：以色列人的社交关系加速了这个国家的创新步伐：不相熟的人交流知识就会产生新知识。这一切要得益于以色列预备役部队的存在。在以色列，大多数55岁以下的男人每年都要在部队服务几个星期。预备役部队使整个国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弱关系网络，这些军人每年都可以跟部队里的其他人重新熟络起来。他们必须跟各种各样的人交往，而不能只是跟关系密切的好朋友相处。

后记：感谢湛庐文化董事长韩焱女士和孙唯小姐迅速促成了此次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