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 中经合：到硅谷淘金，中国VC该如何叫板“地头蛇”？（上）

科技领域，此时正是跨境投资的好时机。但中国 VC 机构，到美国硅谷投资、淘金，和新锐 VC  Andreessen  Horowitz、老牌 VC 红杉叫板，你敢么？

此后 3 个小时，是我们对话的时间。这天上午，天很蓝。在三里屯的北京办公室，美国中经合集团合伙人刘勇坐在我的对面，话语飞速，逻辑飞扬。

5月17日 他们完成了中经合第八期基金募集，超额认购总额近 1 亿 7 千 5 百万美元。作为美国首批跨太平洋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之一，中经合成立于 1996年。在北京、台北、旧金山均设有办公室，投资美国硅谷项目已有 20 余年，聚焦美国科技行业、健康医疗领域的投资。过去 20年 间，中经合已投资超过 300 家早期创业公司，并已有 80 多家企业通过上市或并购成功退出，投资组合中的部分国内知名案例包括创新工场、分众传媒、爱康国宾、个推等。中经合由董事长刘环宇坐镇，这里曾经走出了经纬中国的张颖，也走来了曾主导联想、百度海外投资并购的刘勇。

“2002年 到美国攻读计算机专业，曾主导联想集团、百度针对海外高科技公司的投资并购，担任开放创新网络 SVTech 管理合伙人以及联想之星、赛伯乐硅谷投资顾问。”

现在，刘勇对我说：“给你预留了充足的时间。”

“那我们们就来聊聊那些跨境投资的事情吧。到别人的地板上，和新锐 VC  Andreessen  Horowitz、老牌 VC 红杉叫板。”

科技领域：跨境投资正当时

 问：从过去到现在，跨境投资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刘勇：我们倒过来说，不管是从硅谷还是中国，最近的科技趋势，我们认为未来 5 到 10年，甚至是 15年 的周期中，最重要的创业投资，包括创业和创投的机会在于技术创新。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在各个领域都存在特别重大的技术创新突破的特征。在 TMT 领域，机器人、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的创新，还有大量让人匪夷所思的发明，比如 AlphaGo 能战胜世界的围棋冠军、Boston Dynamics 行走的机器人，其走路的姿态、稳定性超越了一般人。在医疗领域，诸多癌症治疗的药物在取得突破，大量的基因修改、基因编辑、基因消除，这些领域对人类整个自身产生重大的革命性的影响。在新能源领域，我们看到不止一家 VC 在支持核聚变公司在美国突现，非常具有影响力。

这些突破目前在实验室，在技术层面。但是未来 5 到 10年，很可能会在商业层面产生重大的新、科技大趋势，催生新的商业机会。

其次，对于跨境投资而言，技术创新有一大天然优势，即它可以穿。因为它本身的技术属性，不带有更强的政治或者是民族、语言文化的色彩，所以它能相对容易的穿透这些越社会、文化、国家的壁垒。

以往的跨境投资是怎样的？10年 前，YouTube 在美国出现了，我们跑到国内复制出一个土豆网，把美国的一些先进模式复制到中国来做。

它跟今天跨境投资的本质区别是，我们现在正在用资本的力量，来实现跨境投资。我们在美国投资相关领域的技术创业公司，把它带至国内，在国内落地成立合资公司、子公司，然后用人民币基金再去投资，直接把这个创新的结果拿至国内，作用于中国市场，在中国的实体可以在国内谋求上市和退出，这是一个直接的资本操作。

另外一种跨境投资就是中国资本引到美国去，即中资出海。当然，最近这半年，我国外汇管制趋严，中资出海相对困难，但未来不会一直如此。

海外募资：多方募集，给后续战略服务打下基石

 记者：作为一家新成立的 VC 机构，想到美国进行跨境投资。在募、投、管、退四个方面，可以借鉴国外 VC 机构的哪些经验呢？比如说咱们先从募集资金来说。

刘勇：我以中经合为例子来阐述吧。在募集资金这一方面，中经合很有特点。中经合第八期基金是我们刚刚完成募集的，盘子是 1.75 亿美元，有 96 个 LP。这个数量相对来较多。很多基金比我们的规模还大，但其投资方可能就只有 10 个。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首先中经合 20 多年的投资策略有几个特点，早期、跨境、服务型。

早期投资阶段包括种子、A 轮和 B 轮。服务型是指，我们的跨境不是让这个公司简简单单的回来，而是帮它在中国对接资源、资金。所以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增加我们具有战略资源的 LP 的数量，不单是为了他们的钱，更多的是为了他们的资源，通过我们的 LP 绑定到我们的基金平台。

募资的来源方向很多，有美国的、中国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欧洲的，基本上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涵盖各个行业领域，尽可能的保证我们被投企业从方方面面被照顾到。

现在硅谷大量的小型基金开始谋求到中国来募资，也是同一个道理。

硅谷投资：要不断在赢家身上下注

问：那么在投资这一领域，有什么经验可以介绍？

刘勇：投资并无太大区别，大家都是一个套路。一般而言，投资会有几种方法：一是深耕自己的项目源。如何深耕？比如深入校园。以中经合为例，我们在美国与伯克利、斯坦福、旧金山大学等大学合作，或是校方创新创业机构，或是学生的创新创业组织，其方式有赞助、演讲、培训等。在国内，我们最主要的合作方是清华大学 X-lab。

在美国我们的另一种方法是：与 Andreessen Horowitz（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 Sequoia（红杉）等美国主流投资机构合作。其方式可以是他们领头，我们跟投。但是为何领投放愿意我们的资金参与呢？因为往往在某一轮投资中，我们是是唯一具有中国市场战略资源的投资方，其他的均是美国本土 VC。我们有很强的中国战略资源的关系，他们也愿意让我们进来，以备将来这家被投企业要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至少有一个投资方可以帮助所投企业进驻中国市场。

第三种方式，依靠自己的人脉。VC 的合伙人，其圈子里有很多潜在的创业者，他们或是大公司高管，或是斯坦福的教授，或是大型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员。这些人当下可能不在创业，但是当他一旦选择要出来创业，他第一个找的人是谁很关键。他如果第一个找的人是你，那么你就很可能是当地硅谷特别知名的一些投资者。当你能形成这种光环，这种力量的时候，你做这个行业就会做得特别轻松。

虽然这种方式相对更难，但是好的 VC 机构中，其关键合伙人均有此能力。

第四种是与孵化器的合作，但是这种投资效果相对较弱。因为孵化器的 Demo 给所有的机构都会去，或者很多的机构都回去。那么再好的项目，当大家同时看到它时，就存在一个价格的问题。什么叫好的投资项目？不光是它本身要好，关键是价格要合适。当一个项目价格贵的时候，它再好也不算好，因为投资人永远是收益和风险的比例决定了他的投资价值。

所以最顶尖的 VC 是什么？在自己的周围有一个特别紧密的小圈子，这个圈子里包括其他顶级的 VC，包括顶级的创业者或者有高潜的创业者，大家互相来支持帮助。一个小圈子成功，让里面参与的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都成功，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大部分机构在硅谷也好，在中国也好，都达不到这一点。

问：在投资美国硅谷企业，作为一个新进驻的 VC 机构，如何时取得更好的成效？在投资阶段上，开始应该更加聚焦？比如更加聚焦于早期，还是需把这一投资战线拉长？有部分投资机构，其投资从早期延伸至中期，pre-IPO、上市定增。

刘勇：一方面这取决于其资金量。如果其资金量巨大，必然要往后投。但是如果仅仅往后期阶段投资，有时，成本会比较高，所以有的大型基金，他会分一部分钱出来投资重点领域，并在再往前延伸一个阶段。以中经合为例，我们重点投资的其实是 A 轮，但为什么还要投种子轮、天使轮或者 Pre-A 呢？就是因为我们想更早的锁定，以便我们在 A 轮能用一个相对低的成本去投他。如果等至 A 轮再去投资，其他 VC 机构同时竞争，那时这一估值会被炒得很高。

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很多天使投资人、天使机构只聚焦于 Pre-A 以前的阶段，其实有点问题。VC 想要赚钱，一个重要原则是，你要不断把钱投到那些看上去会成为赢家的公司上面。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做 pro-rata（同比例跟投）。就是说我在这一轮投完之后股本比例占 10%，当这一公司在下一轮融资时，我有这一权利，再放进足够的钱，在下一轮的股本比例依旧保持在 10%。

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保证在成功项目上可以持续跟进、赚的更多，同时也为了始终拥有对于明星项目的话语权。初创公司的每一个投资方都拥有知情权，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投资方都拥有董事会席位，对于一个明星或者超级明星项目，所有投资人都希望可以持续追加投资以获取更多回报。但如果你手中筹码太少的话，在后续轮各投资方的利益博弈中，你可能第一个被要求退出。

不断在赢家上下注，是 VC 基金一个必要的方法。仅仅聚焦于天使阶段的基金挣的钱其实并不多。

“管”：以 BD 导向型为主

问：募投管退，在 “管” 这一层面，作为新的 VC 机构该向美国 VC，借鉴什么？

刘勇：当下，美国在 VC 行业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传统的像红杉、KleinerPerkins 等排名已经很靠后了，现在排名靠前的 Andreessen  Horowitz 这类新型 VC 都有一个特点，他们更加注重对中早期创业者的后续服务，为其提供资源的对接。

服务型的 VC 在主动的创造价值。你主动创造价值，必然会体现在这一公司的估值中。也就是说，服务型的 VC 带来的一点就是加速被投企业估值的增长。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当年VisionAge，他投资半年多的时间，投了 Oculus，通过其一系列的主动服务，从 A 轮融资到卖给 Facebook20 亿美元  仅在半年多，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实现了退出 。传统退出可能要三到五年，他只要不到一年。为什么这么快？因为他的投资方主动服务。

问：其实，这种做法是双赢的。

刘勇：对，完全同意，是双赢的。我加速你成长，我加速退出。虽然以前我投一个公司，我等他五至八年IPO 才能退出，但现在不需要了两年也能退出。VC 行业要计算 IRR（内部收益率），内部收益率最主要的决定因素，除倍数以外，还有就是在多长时间内达到这个倍数。你两年挣十倍，比五年挣十五倍更有效率。因为你两年挣十倍以后，你的钱可以再投出去，两年再挣十倍，其实你这两年算下来，你绝对不止十倍，可能是一百倍。所以你就明白这个内部收益率的概念了，所以要加速资金的流转，让整个 VC 公司的管理平台更具有盈利性，这就是服务型 VC 最本质的。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是最本质的。

问：如何才能做好一个服务型 VC?

刘勇：想做好一个服务型的 VC 基金，那首先商务拓展（Business Development）里面必须有很资深的 VC 出身的合伙人，这点特别关键，

国内大部分 VC 是没有的。硅谷现在最火的一些新兴的以 Andreessen Horowitz 为代表其投资的 VC 机构，其投资合伙人还不如做 BD 的合伙人多。把机构想象成一百人团队，投资团队只有三、四十人，背后有一个更庞大的投后服务团队，尤其是 BD（商务拓展）团队。

美国最顶尖的这些 VCTeam 和中国的相对顶尖的 VC Team，我们去看他们的团队的构成，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们要想往这个方向走，还有很大的提高的空间。

问： 美国 VC 机构的 BD 人士，他们原来多是从事的科技企业工作么？

刘勇：在硅谷，肯定是科技企业为主，很多这些 BD 合伙人之前都是大企业的高管。当然也有其他领域的，比如医疗健康产业、文化创意产业。

问：我能否说，担任 BD，与投行出身的人士相比，从事 IT 的实业人士更具有优势？

刘勇：整个团队建设要平衡。你想像，一个足球队全是前锋是没有用的，全是守门员也没有用，必须有前锋，有中场，有后卫，有守门员。一个现在最新兴的服务型的 VC，或者是 BD 导向型的 VC，都有一个完整的团队，这不是说谁比谁更出色。谁都不可或缺。

退出是一件自然而然之事

问：退出是否有经验可循？

刘勇：你把服务做到一定的程度，做到一个极致就是退。因为所谓的退，美国市场其实清楚的数据了，10%的退出依靠 IPO，90%的退出依靠并购重组。

因为公开市场哪有这么多公司让你上市？有很多创业公司的模式是不足以支撑一个上市公司。但是它又有一定的价值，它可以被人收购。所以退是管的一个自然的延伸，管到最后就是退。

问：在中国，按照美国这个标准，比较难实现吧？

刘勇：你说得特别对，美国大公司愿意花钱去买，不管是买这家小公司还是买它的技术，买它的产品，授权它的东西，。中国的大公司愿意花钱的少，愿意去复制，去模仿，去拷贝的多，这是特别重大的差距。也就是说归到一个概念上，我们叫 Open Innovation，那中国的创投环境就跟硅谷可以比了。

问：其实我也可以说，中国的 VC 想要发展成美国那样，尚待时日。

刘勇：这不是 VC 产业的问题，这不是 VC 行业的问题，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VC 只是这个生态环境里面很小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