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人眼中的中国创业现状

作者史蒂夫·布兰克 (Steve Blank) 是一位在加利福尼亚州佩斯卡德罗的硅谷连续创业的企业家和学者，因开发了客户开发方法论，启动了精益创业运动而知名。布兰克有超过 30年 从事高科技产业。他建立或者参与 8 家创业公司，其中 4 家是上市公司。

这是作者于 2013年 初访华后写的 5 篇从宏观上介绍中国改革、科技创新、创业投资现状的文章汇总。由于时限，文章未涉及近一年中国轰轰烈烈的 TMT 收购兼并和赴美上市大潮，但是大局和历史基本涵盖。

译者七印部落，已获授权。

觉醒的雄狮

借宣传图书的机会，我最近到日本和中国待了几个星期。我将用五篇文章分享我在中国的见闻。以后还会发表有关日本的文章。我在中国的一个星期只是走马观花，文章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内容仅供参考。感谢创新工场的李开复、微软加速器（Microsoft Accelerator）的林为千（David Lin），斯坦福大学北京中心的弗兰克•霍克（Frank Hawke），以及机械工业出版社的接待。

我在硅谷生活了 35年，也曾在纽约、波士顿、赫尔辛基、圣地亚哥（智利）、圣彼得堡、莫斯科、布拉格和东京等地教授过创业课程。但是这趟中关村（北京科技创业的中心）之行却着实让我震惊。其他城市还在探索如何成为下一个硅谷，但是北京已经上路。

中国取得这些成就的历程漫长而奇特。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实施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私营经济完全被消灭了。所有企业都是国有的，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统筹分配资源。这就是我从小到大了解的中国，在那里私自开设企业就是犯罪，而且压根就没有市场营销这种职业。然而，中国早已今非昔比。

中国的改革已经难以用语言来描述。事实上，中国已经用华尔街做梦都想不到的方式拥抱了国家资本主义。

创业、风险投资和共产党，怎么可能都出现在中国？

要理解中国目前的科技发展与创业形势，不妨回忆一下冷战期间（与苏联对抗）的美国。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动员和调动科学家。二战后直到前苏联解体的 45年 间，美国都把科学技术视作一种战略资产。为了保护国家，甚至打赢与前苏联的战争，美国投入了大量资金研发先进的武器系统，力争在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领域取得领先地位。

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建立国家科研机构，包括基础科学（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应用武器研究（如美国能源部、美国国防部及其高级研究规划署等）。随着联邦政府拨款数十亿美元发展科研，研究型大学也成为了军事生态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创业公司、企业家和商业应用都是这些军事投资的副产品。例如，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刚刚起步时，飞兆半导体公司和德州仪器公司的产品主要就是提供给阿波罗导航计算机和民兵 II号洲际弹道导弹的制导系统使用的。

中国正走在同样发展道路上

过去三十年，为了实现制衡美国的战略力量，建设现代化的军事队伍，中国在科技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巨额资金。中国的军力已经从以往的陆军为主，逐渐演变成具备地区防御实力的综合性军队，足以支持其在南海和台湾的政治主张。

中国军队正在放弃其对陆军数量优势的依赖，成为拥有精确的制导武器、先进的空军力量、海军平台和现代化 C4SI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的新型军队。

中国第二炮兵部队（Second Artillery Corps）不仅控制着短程导弹（打击范围包括台湾、越南、菲律宾以及美国在关岛与冲绳的军事基地），而且还拥有洲际弹道导弹。其最新的末制导洲际弹道导弹（terminally guided ICBMs）可对处在任何区域的美国航母造成威胁。中国海军和空军已从自卫为主，变成控制第一岛链（first island chain）甚至更远海域的有效军事力量。

除了依赖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防工业的改革，中国还公开或私下购买的国外先进技术和武器。

中国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上世纪 80年 代，中国政府开始改变用计划经济体制调控一切资源的做法。从那时起，科学技术与私营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基础科学与技术、金融体系及整个生态系统逐渐成形。以下是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的科技发展计划。

从 1982年 开始，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高新技术研发、技术创新与产业化、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科技人才培养与引进等五个领域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

这些科技项目大多由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发起和组织，财政部负责筹划部分项目资金。

下图引自经合组织（OECD）有关中国创新政策的报告，列出了涉及相关科技政策的政府部门（注意，此图未列出军事技术部门）。

• 基础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相当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拥有 17.5 亿美元财政预算；973 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是科技部众多计划之一。
• 高新技术研发：863 计划（国家高技术研发计划），其前身是中国战略武器计划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 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国家级新产品计划，促进农村技术创新的星火计划，以及对创业公司来说最重要的火炬计划。
• 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
• 高科技人才培养引进计划：吸引海归或海外华人人才的项目，比如教育部的春晖计划（被称作海归学者的种子基金）和长江学者计划、千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国家杰出青年学者计划等。

小结

• 中国正在致力于取得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领先地位
• 与冷战时期的美国一样，中国正运用科技力量制造先进的武器系统
• 高科技创业公司是政府军事投资的副产品

火炬计划

由中国科技部发起的火炬计划，无论从规模、范围和结果上来看，都是全球最成功的发展科技创业的项目。在中国政府所有的科技发展计划中，火炬计划真正开启了中国高科技创新和创业的发展。

过去的二十多年，火炬计划突破了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它以我们熟悉的创业公司的模式展开运作——在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和转型。这一点让火炬计划跟上了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快速进程。

火炬计划由 4 个部分组成：修建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科技企业孵化器、设立种子基金（创新基金），以及设立风险投资引导基金。

科技产业基地

同行业的公司如果在地理位置上集中分布，会形成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例如好莱坞的影视产业，米兰的时尚产业，纽约的金融产业，还有今天硅谷的科技创业产业。早期产业集群的形成主要靠历史和地理上的机缘巧合。但是政府也可以主动在某地区通过集中资源、资金和人力来打造产业集群，从而形成超越其他地区的持续竞争力。以色列、新加坡和中国都在这方面取得了实践成功。

火炬计划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科技园、软件园、生产力促进中心来打造科技产业基地。

中国的第一个科技园是北京的中关村科技园（也是我此行的目的地），如今它已经成为中国的硅谷。中国在全国范围内一共修建了 54 个科技园，容纳了 6 万家公司和 800 万名员工。

这些科技园都有特定的技术和产业发展方向，例如武汉的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以研发和生产光学元器件为主，上海的张江科技园以集成芯片和医药为主，天津以生物和新能源为主，深圳以通信为主，中山以医疗器械和电子技术为主。这些科技园每年为中国贡献 5%的 GDP，同时消耗中国一半的科研资金。

除了 54 个科技园之外，火炬计划还修建了 32 个软件园

科技园 1991-2005年 收入和出口金额：

中国的科技集群策略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研发和产业相结合，包括大企业与中小型技术企业的合作。政府成立了超过一千个生产力促进中心，为创业公司提供咨询、推广、产品测试、招聘、培训等孵化服务。

科技企业孵化器

到 2011年，全国一共成立了 1034 个创业孵化器，其中包括 336 个国家级孵化器（20%的国家孵化器是私人运营管理的，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上升）。像全球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为创业公司提供办公场所，减免房租的优惠政策，以及与高校的技术对接等服务。

近年来，这些孵化器出现了新的发展模式。例如，教育部和科技部协手在高校建立了 45 个大学创业孵化器。另外有近一百家由海归科学家和工程师建立的专业孵化机构。还有针对特定行业的孵化器（上海的生物医药孵化器，北京的高级材料孵化器，天津的海洋科技孵化器）。这些孵化器一般都坐落于东部沿海地区，侧重于化 TMT（技术、媒体、通信）及生物技术。

通过这些孵化器成长起来的创业公司，有些已经成为了大型跨国企业，包括联想、华为、尚德，等等。

种子基金（创新基金）

中国的国家创新基金与美国的 SBIR 和 STTR 计划非常相像。成立于 1999年 的国家创新基金以提供资助（约合 15~25 万美金）、贷款补贴，或者股权投资的方式扶植科技创业公司。创新基金主要为早期的科技创业公司提供资金扶持，这些公司往往虽然拥有创新技术和较好的市场前景，但还无法吸引到商业投资（例如银行贷款或者风险投资）。

创新基金的申请条件是，公司属于高科技领域，公司人数少于 500 人，至少有 30%的员工属于技术人才，且公司的控股人为中国人。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创业公司完成技术验证和市场验证，最终吸引商业资本（银行、风险投资、行业投资）的进入。

该计划实施以来已经接受了超过 3.5 万份申请，为 9000 个项目提供了接近 10 亿美元的资金资助。对于拿到了创新基金的创业公司来说，就无疑于得到了官方的认证——政府认为你的技术有价值。

然而，大部分中国的风险投资人对创新基金的印象与美国的风险投资人对待美国的 SBIR 计划和 STTR 计划的印象一样，要么从未听说过，要么觉得申请这样的项目时间太长，而且钱太少。对这类基金的抱怨也基本一样：申请过程漫长艰难，申报条件过于繁琐，办事机构官僚作风严重，裙带关系复杂，最后衡量的标准往往讲求数量而非质量。

风险投资引导基金

2007年 科技部和财政部设立了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吸引风险投资公司关注成长型的创业公司。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可以直接投资给风投公司，也可以与风投公司一起投资创业公司，并且分担风险。

风险投资引导基金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 基金直接投资给风投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不超过风投公司总股数的 25%，而且只要求固定的回报率；2. 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共同投资创业公司，比例不超过风险投资的股权的 50%或者不超过 50 万美元的投资额；3. 基金为风投公司提供风险补贴，以补偿风投公司在资助创业公司上的付出的成本和损失；4. 基金对风投公司孵化和指导的创业公司提供企业贷款。

小结

• 火炬计划是世界上最大的 “打造科技产业基地” 的实验。
• 火炬计划由 4 个部分：修建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科技企业孵化器、设立种子基金、设立风险投资引导基金。
• 火炬计划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由政府主导，但却按照创业方式运行——在学习和探索中不断完善和转型。

中国风险投资的兴起

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批创业公司与各种科研院所和高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多是离职的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有些科研院所的部门大多数员工都辞职下海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有 85%的科技公司是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下海创办的。

银行在这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地方政府出面担保的情况下，大部分火炬计划覆盖的企业都得到了银行提供的贷款。到 1991年，70%由火炬计划资助的创业公司得到了银行贷款。像美国的 SBIR 计划和 STTR 计划一样，火炬计划最初只为科技公司提供少量的种子基金。一旦入选火炬计划，企业就相当于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因而更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

各地修建科技产业基地和科技园，设立科技企业孵化器，也为科技创业提供了便利。地方政府很乐于修建科技产业基地，因为这些高新企业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不久后，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仅凭火炬计划已经无法满足科技创业公司对资金的需求。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银行，都没有足够的现金提供给创业公司。直到这时，中国政府才开始考虑鼓励设立风险投资基金。

最早的风险投资基金首先是由各地政府出资牵头设立的，随后又出现了大学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1986年，科技部和商务部曾联手成立了中国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 China New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 Corporation）。但它更像一个支持风险投资的政府机构，而不是一个以盈利为目地的私营企业。该公司于 1997年 破产。

这时，少数国外的风险投资公司开始进入中国，例如 IDG 公司是在九十年代初来到中国的。中国对风险投资的理解也逐渐从政府的资助行为，演变为支持科技产业化的必要商业行为。但是直到 1998年，政府才允许建立私营的风险投资公司。从那时开始，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才真正发展起来。

OECD 的《中国创新政策报告》很好地回顾了中国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风险投资现状

近十年来，私募股权融资和风险投资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有一千多家公司活跃在这个领域。早期风险投资大多是离岸风险投资——在国外注册的公司用美元进行投资。以前，外资基金为了投资中国企业需要办理复杂手续，然后要通过海外上市实现退出。现在可以直接用人民币进行投资，可选择的行业更多、限制更少。人民币基金分为两种：本土基金和外资基金。本土基金由中国投资者投资，而国外基金则部分或者全部由国外投资者投资。两者都必须遵守中国的相关法律，并使用人民币投资中国的公司。

2009年 中国推出的创业板股票市场，为创业企业提供上市交易场所，相当于美国的纳斯达克。第一年就有超过一百家公司在创业板上市，而且估值高企（平均市值增长了 66 倍）。其中超过 60%的创业板上市企业是人民币投资的，为这些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小结

• 中国的风险投资基金已经成功从国有化变成市场化
• 这种转变经历了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吸取了上一阶段的经验和教训

北京的创业环境

在访问中国的几天里，我有幸会见了多位风险投资人、天使投资人和媒体人，并且面对数百位企业家发表了演讲。在北京的所见所闻着实让我吃惊。首先，北京的城市建设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这座现代化都市正急于证明自己的强盛——想想全盛时期的罗马和上个世纪 20年 代的纽约吧——现在轮到北京宣称中国崛起了。

但只要走进繁华街道的背面，你还是能在胡同里找到老北京的遗迹。驾车出城约 50 英里，就能看到周围的村庄。这时你能感受到中国要把乡村带入 21 世纪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我在北京没有遇到传说中那么严重的空气污染，至少没有我在印度阿格拉遇到的严重。在阿格拉的冬季，我发誓我曾看到自己挥手在空气中留下的痕迹（当地人说这是因为人们在冬季烧粪便取暖）。

微软中国加速器及其负责人林为千（David Lin）为我安排了为期两天会面活动。在这两天里，我给 “创业周末 NEXT（Startup Weekend NEXT）” 的导师和讲师做了培训，我面对几百名创业者发表了演讲，还与真格基金合伙人徐小平进行了一场非正式对话，热情的听众挤满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

此外，创新工厂的李开复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俩在创新工场为众多创业者举办了一场座谈。李开复慷慨地分享了他对目前中国的创业与投资环境的看法。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编辑袁璐全程陪同我参加了这些活动。

不过北京真正让我大开眼界的是媲美硅谷的互联网与软件创业群体。北京的创业中心是位于北京西北部海淀区的中关村。这里的创业公司大多属于 TMT（技术、媒体和电信，合称新媒体）领域。中关村不光有中国的创业公司，也有来自全球的高科技企业（微软、IBM、甲骨文、Google、诺基亚、索尼、摩托罗拉、BEA、阿尔卡特-朗讯），它们都在中关村或北京其他地方设立了办公地点。

如果有人对于中国火炬计划的价值心存疑问，只要到中关村走一趟就能化解。在中国的 54 个科技产业园中，中关村是最早修建的一个。

中国风险投资

创业生态系统只可能由两种途径驱动的：战时靠危机驱动（比如二战及冷战时期的美国）、和平时期靠利润驱动。利润驱动的创业生态系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大量的创业者和充足的风险投资资金。中国现在两者都不缺。

中国是除美国之外风险投资总额最高的国家。2011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共计 265 亿美元，其中 67 亿美元投给了 967 家互联网公司。相比之下，中国 2011年 的风险投资总额为 130 亿美元，268 家互联网公司获得了共计 32 亿美元的投资。这 130 亿美元有 1/3 投给了北京的公司，大部分公司属于新媒体领域（TMT）。然而，2012年 中国的风险投资总额只有 37 亿美元，其中 5.63 亿美元投给了 43 家互联网公司。

又一次避关锁国

许多境外的搜索网站、社交网站、媒体网站因为不愿意遵守中国政府的严格的审查机制，被中国政府屏蔽。（中国政府一直在屏蔽 “令人不快” 的网站内容，并且监控每位公民的互联网使用情况。）

谷歌被迫撤到香港后，百度逐渐占领了它的市场。Facebook 拒绝接受中国政府的审检，在中国人们用的是人人。电子邮件？白领及专业人士使用电子邮件，但是大多数人用的是 QQ 和微信。Twitter？在中国是新浪微博。亚马逊和 eBay 呢？在中国是京东和淘宝。中国人和网友玩游戏一般会选择腾讯。作为外国人，这些公司我们几乎闻所未闻，因为它们只为中国人服务。中国只有少数创业公司一开始就决定要走向世界，90%公司只盯着国内的市场。

这种封闭导致中国出现了与世界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创业环境。中国的风险投资人鼓励创业者 “抄袭” 外国公司的创意。照搬美国的成功先例，显然比自己摸索的风险小得多。问题在于，“山寨” 盛行导致市场变得非常拥挤。一方面，创业公司同质化严重；另一方面，大公司不放过任何占领细分市场的机会。这一切引发了过于激烈的行业竞争。

下图给出了中国新媒体领域的公司的一些基本数据：

巨大的市场

多年来，做产品的人都在幻想 “如果每个中国人都买一个……” 这一天终于到了。中国手机用户的数量令人震惊——11.8 亿，其中 2.6 亿是 3G 用户。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活在一个巨大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环境里，这里有 5.64 亿互联网用户，其中有 4.2 亿是移动互联网用户。这里有 3.09 亿微博用户，有 2.42 亿人在网上购物。（顺便提一下，中国的市场调研、财务数据等都不太可靠，但是即便去掉夸张成分，这些数字依然令人震撼。）

新媒体（TMT）领域的投资

下面这张由微软加速器的林为千提供的图展示了中国在新媒体领域的投资情况——大部分投资都集中在北京。（请注意，这些数据跟真格基金提供的数据有差异，这是中国的统计数据的特色。不过它们都指出了大致相同的趋势。）

新媒体（TMT）领域吸引了中国 45%风险投资。2011年 新媒体领域的投资交易数量出现了大幅增长，但是 2012年 却急速回落。从 2007年 开始风险投资交易数量累积超过了 1600 个，最高记录是 2011年 的 436 个。从 2011年 开始互联网的投资交易数占新媒体投资交易数的 50%以上，同时电子商务的投资交易数又占互联网投资交易数的 50%。移动互联网的投资交易数约占所有新媒体投资交易数 11%，而且从 2011年 起一直在上升。

北京、广东（包括深圳），还有上海是新媒体投资最活跃的地方。

北京的投资环境

虽然北京有众多的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但是按人均来算中国的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还是少于美国。好几位风险投资人都认为处于早期种子阶段的公司仍然比较难获得融资。北京的天使 / 种子投资组织比较混乱而缺乏经验（中国的很多风险投资也是如此）。这一点让我联想到北京司机的开车方式——他们好像刚刚才拿到驾照。我后来才想起来他们确实是刚拿到驾照，要知道中国的汽车销售量从 2001年 的 100 万辆猛增至 2011年 的 1400 万辆。

我听说北京的创业圈还存在一些我无法证实的问题：缺乏信息共享的精神（目前的文化缺少这种东西），缺少指导（几乎找不到创业导师），缺少开源教育，也没有像 AngelList（https://angel.co/）这样的平台。在美国，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这方面的信息，获得其他人的经验，但是中国人仍然把知识和经验看成私人财产，唯恐被别人抄袭了去。

流动性

与美国不同，中国的 TMT 行业几乎不存在兼并和收购活动。大公司很少收购创业公司，它们宁愿抄袭小公司的创意，挖走他们的员工。大部分互联网创业公司的退出方式是上市。在中国，有 70%的退出是通过上市（去美国的 NASDAQ 或者中国的创业板）实现的，而美国有 90%的退出都是通过并购实现的。阿里巴巴（电子商务）、腾讯（游戏 / 聊天）和百度（搜索）的市值都超过了 400 亿美元。

小结

• 中国有全球除美国之外最大的风险投资产业
• 中国对外国公司关闭了它的搜索、社交和媒体软件市场
• 北京的风险投资主要集中在新媒体领域，主要的退出方式是上市，而不是并购。

淘金热

过去十年，中国基本上对外国公司关闭了其搜索、社交、媒体的互联网市场，导致 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 3 万多个网站在中国无法访问。这给中国的软件公司抄袭美国已有商业模型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当然 “抄袭” 这个词太严重，用 “借鉴和改良” 可能更恰当。无论如何，中国软件行业的 “创新” 和美国硅谷的定义确有不同。结果就出现了像团购网站这样的抄袭之作遍地开花的结果，在这里创新的需求并不强烈。

下面这张由 Rosonance 提供的图展示了中国社交媒体的竞争格局。（内圈展示了与之对应的外国网站）

中国特色

中国不仅创业生态环境与众不同，而且消费者年龄和特征也同样独特。中国 70%的网民年龄在 30 岁以下。他们是用着 QQ 长大的。他们习惯使用网络和移动互联网购物、交流、玩游戏。截止至 2012年 底，中国有 8500 万台 iOS 设备和 1.6 亿台安卓设备，而且每月新增 3300 万台新激活的 iOS 设备和安卓设备。

中国的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数字鸿沟。北京的互联网普及率超过 70%，而云南、江西、贵州等省份则在 25%以下。中国有 5.64 亿网民，其中 4.2 亿是移动互联网用户。74%的中国网民的平均月收入在 500 元以下，他们大多是学生、蓝领工人和无业者。

不同于美国网站的简洁明了，中国网民喜欢复杂、拥挤和花哨的网站设计。虽然中国网民喜欢上网购物（淘宝的交易量非常惊人），但他们似乎很讨厌为音乐、软件等虚拟产品付费。对主流互联网媒体的严格审查导致中国网民读写博客的比例远远高出美国。

我估计中国的 “山寨风潮” 会在接下来几年慢慢消退，精明的投资人会越来越青睐那些具有创新性的产品（比如微信）。

竞争

如果要形容中国的创业公司，人们很容易联想到 “冷酷无情”，我甚至听到过更不礼貌的说法 “邪恶、毫无良知、违法乱纪”。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总是纸上谈兵，无法落实。大公司如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都曾抄袭创业公司的产品，而不是设法收购对方。

下图是真格基金提供的，它展示了中国主要的互联网巨头（腾讯、新浪、百度、网易、搜狐等）的业务范围。

创业公司相互抄袭彼此的产品。分享和合作还没有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我想美国公司在这里如果按照美国的规则来运作是很难存活的。打个比方，在中国创业就好比你同时要与一百家像上世纪末的微软一样凶狠的公司竞争。中国如果希望靠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出台反垄断法案。

海龟和 VPN

北京的创业者了解硅谷、创业、软件和工具的途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途径是陆续回国的 “海龟”（在国外学习或工作过的中国人）。中国政府肯定在偷笑美国的移民政策强迫中国留学生离开美国。很多海归曾在硅谷的创业公司工作过，或者毕业于 MIT 或斯坦福。没出过国的中国人和出国读书哪怕只有几个月的中国人之间有巨大的区别——至少后者能够与我顺畅地沟通。难怪许多中国家庭倾尽全力送孩子出国，这确实会改变他们的人生。

第二个途径是 VPN。中国屏蔽了包括 Facebook、Twitter、Youtube、Google Docs、Scribd、Blogspot、纽约时报在内的众多网站。我遇到的每位创业者都在使用 VPN 翻墙。中国政府每屏蔽一个网站，就会激发 10 万个 VPN 的用户。如果政府的监管变严，网民就会使用更加隐蔽的翻墙工具，这简直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北京的高等教育

中关村隔壁就是中国的两所顶尖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北京的西北部有许多高校，包括许多理工科院校，如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像硅谷一样，中关村也汇集了一大群狂热的技术爱好者。不过有不少拔尖的学生才最后加入了总参三部（类似美国的国家安全局）二局的 61398 部队，这些人委婉称自己的工作任务是 “计算机网络操作”。

虽然我没有足够时间接触教育界，但是我接触到的学生反映，中国的教育是一个严重的瓶颈——老师照本宣科，学生缺少学习动力，学校提倡循规蹈矩，一切以考试为目的，等等。虽然现在高校开设了创业课程，但主要是教你 “如何撰写商业计划书”。中国的教育还需要更多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思考能力和企业家精神。

普遍害怕失败

中国的创业者与硅谷的创业者存在一些文化上差异，他们害怕失败。年轻人缺少了一点冒险精神，他们选择工作时，宁愿要高薪，而不是股权。人们对自己的公司缺少忠诚度。整个文化依然对失败者缺少应有的宽容。家长都希望子女为政府和大公司工作。

人才

一些投资者表示中国的创业生态系统才刚刚形成，这里缺少有经验的创业前辈，有经验的工程师和高层管理人员也非常稀缺。

由于人力成本低，创业公司总是倾向于搞人海战术。中国的创业公司比美国的同类公司要大 2~5 倍。似乎中国的创业公司并不看重复合型人才。

北京的人才流动率非常高。员工常常工作了几个月突然就离职。年轻的创业者也缺少耐性，如果项目进展不如预期的好，他们就会放弃。这也许与北京恶劣的天气有关。硅谷的天气很适合生活，而北京的空气污染严重，大家都只想捞一票就走人。

管理

董事会和 CEO 都没搞清楚自己的定位。不少创业者把投资人看成自己的老板。很多创业公司是风投驱动的，而不是创业者自己驱动的。这似乎是计划经济的后遗症。讽刺的是，还存在另一种极端情况，有些创业公司把风投当作提款机，拿到钱后就对董事会置之不理。要改变这种状况，投资人除了写支票外，还应该提供更多的价值。

创造力

中国的教育并不鼓励独立思考和挑战权威。有些向我提问的创业者好像第一天参加工作，他们的问题让我惊讶无比。

创业者 A：“我们一直在烧钱，希望吸引用户访问我们的网站，但是用户都不回来，钱快用光了怎么办？”

我：“额，那为什么你们还要接着烧钱？”

长久的沉默……创业者 A：“我们希望吸引用户访问我们的网站。”

看来学校只教会他们按计划办事，迭代的调整这样的能力还需要在实践中学习。

他们还问了许多我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问题。“怎样做才能变得有创意？”“你们美国人总是知道该怎么完成从未做过的事——你能教我们怎么做吗？” 这多半是应试教育种下的恶果。

中美差异

飞回美国的路上，我开始思考硅谷和北京的创业环境有哪些相似之处，有哪些区别。两者的创业动机是一样的——利润。基础设施也几乎一样——有研究型大学的支持、稳定的经济体系和司法体系、全年无休的服务设施。但是也有不同之处：北京的创业环境还很年轻，所以缺少经验和方法。对待失败和冒险的态度很不同——普通中国人都希望 “去大公司或者当公务员”。另外中国与外面的世界仍然存在一 “墙” 之隔。

但是还存在更重要的两个区别。第一是北京缺少创新精神。我在北京所见的软件生态体系建立在市场保护和抄袭美国成功模式之上，这与全球其他地方提倡的 “竞争、创新、创造” 有相当大的区别。

第二个区别是，北京缺乏提出异议的自由。这一点触及到了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在美国，创业者被鼓励 “异想天开”。我们鼓励创新，正如苹果广告所言 “献给疯狂者，格格不入的、反叛的、制造麻烦的人，他们有独特眼光，不爱循规蹈矩……你可以反对他们，美化或者敌视他们，但是你不能无视他们，因为他们会改变世界……” 正是这种不安于现状的精神造就了乔布斯。但是在中国，这种精神大概会把你送进监狱。

本文来自读者投稿，不代表 36氪 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