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末科技现状盘点：特朗普也只是技术颠覆的产物罢了

编者按：如果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与Dollar Shave Club逆袭吉列一样，是技术变革的结果，你相信吗？知名技术博主Ben Thompson在年终技术盘点中，利用他一贯擅长的理论总结，对今年的技术发展进行了盘点，并对今后的走势进行了预判。不得不说，他的大局观很强。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写技术现状的文章了。2014年，我讲了消费者技术的三个历史发展时代——PC、浏览器以及移动——并且大致描绘了第四波的轮廓，当时我认为是聊天应用；2015年我把它调整了一下，特指Facebook（在中国显然是微信），并且猜测Slack是否会在企业端取得类似的地位。

每一个纪元都为下一个奠定了基础：PC是浏览器运行的地方，浏览器则促进了云服务的开发，而后者使得移动如此具有吸引力。那么，移动设备的无所不在为社交媒体，尤其是Facebook创造了条件，令其统治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注意力。那Facebook又会造就了什么呢？

好吧，特朗普算一个。

从初创企业到既有企业

在大部分时间里面，硅谷一直都是初创企业的同义词；即便在PC崛起期间，位于雷蒙德的微软成为了既有者。这群生机勃勃的弱者聚集在旧金山湾区周围，颠覆就是他们的口号。他们的颠覆是：虽然IT时代是让现有公司变得更有效率，但互联网时代却动摇了那些公司所仰仗的基础。媒体就是最残酷的例子：Google和Facebook并没有创办出更好的报纸，正好相反，他们在自己精心修剪的花园把报纸——以及所有其他媒体形式降格为只是跟GIF或者婴儿图片同一水平线的，需要争夺注意力的又一块内容罢了。

这些花园无所不在，不仅仅只有Facebook和Google的，还有苹果和Amazon，以及微软也都有，它们似乎在势不可挡地吞噬时间。除了不是生机勃勃的初创企业，这些公司就是一切，而它们的相应市值——前8当中的5家（最近一个季度是前5）确认了现在硅谷已经是既有企业了。不过，这种既有性跟之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Facebook、媒体以及特朗普

关于Facebook和假新闻的争端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尽管此前有人声称偏见是（编辑）委员会（commission）的原罪——因为编辑和记者在按照其预设观点来定制新闻，但现在Facebook和Google被指责犯下了不作为的原罪：没有积极地把谬误从平台撤掉。批评者断言，Facebook尤其应该为最近的选举结果承担部分责任，因为要是没有“假新闻”的话特朗普可能就当不上总统了。

实际上，Facebook是要为特朗普当选负责，但不是因为假新闻，至少不是直接原因。相反，正如我在今年春天解释过那样，因为Facebook内容商品化推动的传统媒体退化并不是孤立的事件：美国政党的力量直接源自这个事实，即媒体（及其）是信息的看门人。那篇文章是这么说的：

Facebook尤其已经制造了一种古怪的政治动态：在政治信息的传播方面现在已经没有一支统治性的力量了，这也包括了上一段所述的各方。记住，在Facebook的世界里，当大多数人通过新闻流获取新闻时，信息提供者已经被模块化和商品化了。这有两个潜在影响：

• 所有的新闻来源都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竞争：那些政党控制或者购买的新闻源并没有天然的特权。

• 任何特定消息“爆发”的可能性并不取决于是谁在传播该消息，而是取决于有多少用户能够听到它。现在权力已经从供给侧转移到了需求侧。

正如《The Party Decides》所描述那样，对于政党来说这是个大问题。记住，按照Noel的描述，政党演员（书中认为政党其实是强烈关注特定政治结果的演员联盟）其实更关心的是他们的政策偏好而不是选民的偏好，但在一个聚合的世界里，是选民，也就是用户决定着哪个议题受关注，哪个不受关注。由此引申开来的话，在聚合的世界里，最成功的政客不是那些为政党服务的，而是那些告诉选民最想听到的事情的人。

告诉用户喜欢听到的东西，当然就是假新闻受欢迎的真正原因：通过聚焦于互动这个唯一的指标，Facebook已经实现了确认偏误的货币化，尽管我认为与积极的political censorship相比，这种做法的邪恶程度稍微要低一点，但其更广泛的意义在于，所有人和所有的东西——包括主流媒体、马其顿人（有关美国大选假新闻的源始作俑者）甚至政党——他们都在同一个竞技场上竞争，在这里默认的情况是，谁的扩音器都大不过别人。

电子商务的崛起

竞技场的拉平并不仅限于媒体：我今天夏天写过Dollar Shave Club 的崛起，是因为它利用了YouTube、社交媒体营销以及电子商务，得以在美国刀片市场挑战宝洁的吉列。宝洁是有钱，可以用无休止的广告以及与零售商的关系去打造品牌亲和力，确保吉列能够统治货架空间：但病毒式传播是免费的，擅长在利基产品上进行定向广告，而在电子商务领域，货架空间是无限的。

Amazon试图针对所有实体商品做同样的事情，其潜在效应是巨大的。只需考虑一下Amazon Prime的两大头条功能：免费送货和Prime Video，然后再看看消费者经济的主要玩家：消费性包装品公司利用自身规模确保其在大零售商那里的货架空间；这两者接触的都是驱车的人。所有三个行业都是最大的电视广告商，而Prime则面向所有的这三个行业：Prime Video及其竞争对手正日益统治着非直播电视的收看，而且没有商业广告，尽管Amazon Prime消除了访问零售商的需要，但它无限的货架空间意味着利基产品在这里养活自己要可行得多。

这一转变反映出Facebook对媒体的影响：对这一竞技场的大幅度平整。战后时代确保取得成功的规模优势，在广告成本很低，货架空间无限，而且送货免费时就不是太重要了。还有，就像Facebook瓦解了媒体导致了政党的瓦解一样，Amazon对实体零售的瓦解也会有它的连锁反应：比方说，运送家用物资是买车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Amazon正在为类似Uber这样的服务奠定基础，从汽车的补充向完全替代转变（在中国这一点已经成为现实）。

新机遇

Dollar Shave Club与特朗普之间存在着某种对称：两者都是以小众为目标开始，并且都利用了社交媒体，但更重要的是，那些投入到阻止他们的公司和机构发现，自己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借力的点了，那些点已经被互联网绕开了。这绝对应该引起高管或者政客的内心恐惧，只要其所在机构仍然基于旧的世界秩序来进行预测，但这也是建设新事物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

而技术上最令人兴奋的公司正在促进这件事：在一个没有看门人的新世界里催生新公司。像Square这样的公司使得线下接受支付变得容易，而Stripe则在线上做相同的事情；这两家都在扩张到邻近的服务，使得企业起步更加容易。令人鼓舞的是Zenefits也在一起助力：这家HR公司和它的竞争对手使得业务壮大变得容易了许多、成本降低许多了。而今天的巨头在其中也扮演了自己的角色：AWS使得创办任何类型的互联网公司都变得便宜了很多很多，而Amazon.com的市场模式意味着小公司可以利用该公司在物流方面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要么他们可以投奔Esty，远离巨头，股价可以1年涨50%。Facebook也一样发挥着作用：对于小企业来说，与网页相比，一个Facebook页面设置起来要容易得多，而且被发现也容易得多，其广告产品更可达和可衡量，这是报纸广告永远也做不到的。

被颠覆者是谁？

《创新者窘境》是硅谷喜爱的商业书之一，不过挺讽刺的是，Clayton Christensen针对的完全是另一个受众群体而写的。Christensen的颠覆理论给出了一个吸引人的观点，它解释了大公司经理，尽管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又有最好的顾问指导，再加上最新的最佳实践，却一次又一次地沦为自身产品似乎低人一等的新贵竞争对手的猎物，技术人员把它奉为手册。

Christensen的作品依然保持吸引力并不是因为对磁盘或者钢厂的分析，而是他对激励因素的关注，以及经理如何恰恰因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而导致失败：以确保自身生存和业务发展（至少在短期）的方式满足自己最好客户的需求。当新技术逊于当前客户需求，但易更低价格可满足全新客户时，问题就来了。既有公司的理性经理会无视这些技术，这使得新的进入者可以来填补这一空缺，但考虑到较差的技术改进起来要比满足用户需求快得多，那些新进入者最终就会以更廉价且水平哪怕不是更好也相当的技术来威胁到既有者。

技术行业的风险在于，我们现在变成了既有者：我们有了利害关系，想要维持现状了，而且我们在为自己开发产品——我们就是自己最好的客户。但这样一来，我们就把未来拱手让给了无权无势者——那些在当前体制下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人绝对就会去建设新的世界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像上述那样的公司，能够适用于所有人，促进人类创造力和独创性的应用，从而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我知道，在历史的这个时刻似乎显得乐观了一点，但事实是新的世界秩序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问题是由谁来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