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2.0大幕 利益之下没有话语权的投资人都有流动的心

原创 文\墨行 GPLP

前言

最近，原KPCB主管合伙人周炜离职的消息在朋友圈被刷屏，有投资人感叹其实他早就该出来了。

其实，周炜并不是近期唯一出来单飞的投资人。

比如，2016年底，KKR大中华区负责人刘海峰、NEA中国合伙人蒋晓冬、光速中国区合伙人曹大容，当然，近期的包括KPCB的周炜、北极光的杨瑞荣等人，

为什么大家会密集在这两年宣布离职单飞?难道大家喜欢扎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VC2.0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当人民币基金开始崛起的时刻，在没有话语权的投资世界里，与其苟且还不如单飞。

✎VC2.0时代的来临

如果说2005、2006年那波投资热潮崛起来的投资机构归为投资1.0的话，那么发展了十年，相比互联网竞争更激烈的投资圈显然早已经进入VC2.0时代。

而在这个时代，早已不是美元基金的主场。

在VC1.0那个时代，当红杉资本开始在中国展露头角的时候，2005年、2006年的投资圈是美元基金的天下，因为没有一家人民币基金在关注互联网，大家都Pre-IPO的战场里厮杀，包括九鼎投资，也在艰难挣扎中起步，在刚刚开始有投资概念的时代，人民币基金醒悟的太晚，而对互联网投资更多的也是望而却步，自然，他们也错失了投资京东、阿里巴巴的机会。

然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当中国的互联网开始进入下半场的时候，当人民币基金风起云涌，A股市场在全球一枝独秀的时候，整个中国的投资圈也变了天，知名的互联网公司，诸如360都在私有化回归A股，更多的互联网公司也在拆除VIE架构，谁还愿意拿美元基金的钱?

这是美元基金的第一次落败，当然，还有更深的失落感，毕竟他们曾是那么的骄傲。

而对于美元基金在中国的管理者而言，这个日子也更加的寂寞——对美国的合伙人及管理人而言，中国区的管理者被管理严格，更多时候，投资中国的项目，他们没有最终决策权，对此，他们错失了不少投资中国好项目的机会。

于是，这些中国区合伙人的单飞势在必行。自然，也有了我们看到的那么多美元基金中国主管合伙人离职，而周炜显然是其中的典型，名气最大，人也最为和蔼。

KPCB(中文为凯鹏华盈)是硅谷最富盛名的一家风投，与红杉资本齐名。

据悉GPLP君获悉，周炜离职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决策权以及市场中人民币基金地位的变化。这也是多数外资机构合伙人离职出来创立新基金的原因。 一直以来，凯鹏华盈对于一个项目的投票要通过全球合伙人投委会决议，然而随着国内创业项目越来越本土化，如何让其他合伙人理解中国市场和中国用户需求，变的不再那么容易。

不过GPLP君认为，最终触动周炜下定决心出走是错失投资拆VIE回归国内市场的互联网公司。据知情人士透露，当他投资的喜马拉雅拆VIE回来，但是最早在A轮参与投资的凯鹏华盈却因为没有人民币基金接盘而不得不转让股份，这样的明星项目最终却没能陪伴走到公司最后IPO，对于其投资人来讲显然是莫大的惋惜及遗憾。这或许也是触动其出走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为了弥补这样的遗憾，在完成创世伙伴规模为15亿元人民币基金的募集后，其率先投资的项目就包括喜马拉雅。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天下攘攘，皆为利来”。

因此，在每一个离职单飞的投资人背后，无论是人民币基金还是美元基金，因为决策权缺失导致的利益分配这就是他们单飞的主因。

通俗来讲，犹如创业企业的合伙人及团队管理，没有话语权，没有钱，那人才自然流失啦。

以高原资本原合伙人涂鸿川为例。

高原资本涂鸿川曾投资了奇虎360，但那是十年前 的时候了，当后续其他新兴基金成长起来，高原资本这种时刻要与总部共同决策的机制导致决定一个项目需要4-6个月，在市场中抢不到好的项目是自然。

不仅仅是外币基金，人民币基金的合伙人也遇到这样的问题。2015年比较有影响力的事情是， 君联资本刘二海离职，创立了新基金愉悦资本。他曾在公开场合就表示，新的基金跟此前最大的不同是，新基金规模较小，投资决策相对高更快，很多项目可能1-2天就能共同讨论做出决策了，而之前在君联这个大平台上，有很多人参与这个决策过程。

想想一个项目要通过这么多人的投票的确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其中很多老一辈的合伙人已经退居幕后，不再在前线看项目了，对于市场灵敏度和认识程度不一定有扑在前线的投资人更了解。对于老牌机构而言，的确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此外，对于那些好不容易从董事升到合伙人级别的人来说，更多也只是职位名称的变化，在Carry 分配上也并不能分享到更多的利益， 比如说源码资本曹毅的离职，在红杉资本，他仅仅是一个副总裁，即便到了合伙人级别，对于Carry，他也是只能想一下而已。

而且，实际上，从投资收益上来讲，风投行业与其他行业还不太一样——规模越大，投资回报更趋于平庸，因此更多时候，当合伙人和团队规模超过一定数量，投资收益反而不如从前的基金也很多。

对此，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的那个著名的VC基金，A16Z，其在早期能够实现高收益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在最早成立的那些年，最后做决策的只有两位合伙人，这保证了决策的效率，减少了中间决策过程中的摩擦。

而对于另外一家公司，Benchmark来讲，它采用的方法是内部不分资深合伙人和年轻合伙人，一并平均分配Carry 。

当然，从老板手里分钱割肉并不容易，这需要基金管理人的勇气及胸怀。

而且，这对于合伙人的个人能力，包括对前沿科技的敏感要求很高。

当然谈到最后，各家离职的具体原因也不一样，利益虽然是通常的主因，但是像复星昆仲集体离职事件，则与其背后的复星集团有关，背靠大腿虽然大树下好乘凉，但是凡事都有代价，对于复星昆仲，代价就是独立决策权少，无法独立作出判断，投资项目前都要层层上报，这也是最终促使王钧、梁隽章等人集体离职的根本原因吧。

或许，对于每一个投资人来讲，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毕竟那是赤裸裸的权力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