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成为众矢之的，难道是改革者的宿命？

这条道路的结果是进了历史的，秦国经济、战力持续发展，终于一统战国。但这个过程却是痛苦的，功臣旧族多次骚乱，从历史剧《芈月传》就可见一斑。

反观今日，在共享出行领域似乎正面临这种痛苦，“打车贵、打车难”的囧境卷土重来，人们在抱怨之余，集体将矛头指向了推动了出行领域变革的滴滴，一篇《致滴滴，一个让我的出行变得不美好的互联网平台》的文章四处流传。

作者怀念没有“滴滴们”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似乎比今天还好一点，“高峰加价，不加价几乎无车应答，扬招出租车即使空车也不一定停”等问题的出现：这一切滴滴才是始作俑者。

这一篇看似“有理有据有人情”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共鸣，国人向来不喜欢琢磨，在根本没深入内在逻辑的情况下，似乎已恍然大悟，一时间骂声四起。

率先推动共享出行领域的滴滴，似乎成为了那个商鞅，即便它能带来种种的好，但现在，却要被大众处以“车裂”之刑了。

但必须明白，人们遇到眼前的困境和问题时，最喜欢的方式就是“再回到从前”，因为这种方式最为简单，也最为偷懒和愚蠢。

因为变化带来了便利，变化带来了进步，但在变化的过程中间，伴随着各种力量，往往也会出现混乱，甚至造成“今不如昔”的假象。

回到“打车难”问题，今日的“打车”之难是滴滴们的变化造成的嘛？

显然不是。

每到年关节日之际，打车难是全球通病，供需在这样的时候总会出现失衡，一些司机过节了，人员流动倍增了，本来就是难打车的时节。

近日滴滴出行的高级产品总监罗文在知乎做出回应：在春运开始后，北京在线的司机数量一直在下降，相比于 1 月 10 日之前，整整下降了 25%，而订单的需求却在增加，呈现 30% 的涨幅。

但板子却要简单打在滴滴们身上，似乎不妥。

再看一个问题， 是滴滴们造成的“加价”导致了网约车、巡游车司机们集体的贪欲增加、道德沦丧嘛？

实际上，不管是Uber,还是中国的滴滴们，在网约车新政还未正式落地之前，抢单机制已广泛存在，高峰时段加价被称之为“市场决定价格”。为何彼时就全无质疑其“让出行变得不美好”的论调呢？

就在1个月之前，菲利宾交通部声称收到多宗关于优步和其他网约车平台动态调价幅度大的投诉。Uber回应：的确，正值节日，乘客对共享出行服务需求旺盛，大家把共享出行认同为安全可靠的普惠出行方式我们很高兴。针对政府的担心我们也配合封顶了，但是，由于菲律宾网约车新政的影响（菲律宾政府半年来对网约车证件申请百般刁难），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正常情况下成交率百分之八十，封顶后下降到百分之五十。我们正密切追踪供求动态，因为我们也有责任要为乘客提供可靠的服务，需要为司机提供合适的激励而不是强迫， 在这种特殊时间提供服务。

Uber在菲律宾敢说的话，滴滴在国内肯定不敢说，但其经历的真实情况似乎大同小异。

滴滴们的发展如星火燎原的原因是什么？不就是让出行变得更加便利与安全嘛？ 当我们采用滴滴们的网约车的时候，可以说多了一个选择；但当我们作为首选的时候，是因为它带给了我们更多的便利。 

更必须考虑的是“网约车新政”的雷霆施行。“京人京牌”、“沪籍沪牌”将一大批网约车司机限制在外。相较于北京，上海在新政方面颇为坚决，“不设缓冲期”。按照滴滴此前公布的数据，（滴滴）上海已激活的41万余司机中，仅有不到一万名司机具有上海户籍，按新政对车辆、司机门槛的规定，会让司机群体减少70%以上。

本来就急剧减少的司机群体，再加上“年节”原因，这个时节，打车难似乎是个必然的结果。如果去一线了解这些司机们的“苦衷”，也许对理解打车难问题有帮助；另一方面，监管层从公共交通、大气污染、特大城市容积、社会安定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的时候，我们还要想到，还有利益、新旧势力等“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

一句话，如果“出行”原本很方便，就不会有滴滴们市场力量的蓬勃发展空间，但这么简单的逻辑，人们却都在“装睡”。

人人即媒体的时代，也带来了信息爆炸，碎片化、垃圾化的信息夹杂其中，带来了“后真相时代”。

下边一张截图就能说明这个“后真相”，地歌网看到，网约车第二波正在崛起，各种有着“背景”的网约车平台雨后春笋，他们不仅合规，而且践行“徐首席”（交通部深化出租汽车改革首席专家徐康明）的观点：网约车就是应该比巡游出租车贵上50%。

并不蹊跷，利益使然。

只是这个利益，并不是大众的利益，而是小众的利益。这个利益，未来也一样会在抱怨之后，变成理所当然，变成心安理得，变成“规矩”。

用一首歌结尾吧：如果再回到从前，所有一切重演，我是否会明白生活重点……

只是，那个时候，怀念商鞅，不会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