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呼万应，马云“酒驾式”打假的共性逻辑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马可波罗瓷砖董事长黄建平炮轰马云，一来指责淘宝网店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越来越严重；二来质疑马云打假在作秀，挑起了“电商假货”之辩。

顺风而呼，声非加急也，而闻者彰。

3月7日，马云新浪微博发声———致两会代表们：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马云呼吁销售一件假货拘留七天，制造一件假货入刑，推动加重刑罚治理假货。

马云微博长文发出一时掀起不小波澜，先是史玉柱、曹国伟、俞永福、雷军等等企业家大V纷纷转发支持，再是联想集团柳传志两百余字跟评赞扬马云的伐假檄文，同时称打铁还需自身硬，紧接着，包括柳传志在内的53位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刘永好等发表声明支持“酒驾式”打假，值得注意的是，马云微博还得到了100000+的点赞力挺。

真可谓振臂一呼，云集响应，马云微博呼吁“酒驾式打假”引起社会强烈的共鸣，可见，假货如毒瘤一般，使人深恶痛绝，然而假货却如烧不尽的野草，屡禁不绝。

打假之七寸

断蛇不死，刺虎不毙，其伤人则愈多，同样适用于打击制假售假者。

从2002年开始，阿里便启动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市前后，打假行动更是提上日程。2013年7月，淘宝对外公布了最新的关于出售假冒商品的管理规则，严厉处罚商家出售假冒、盗版商品的违规行为，其中情节严重的直接关店，外界称这是淘宝最严打假规则。2014年，继发布了《2014淘宝联合警方打假报告》等4份报告后，阿里向外界展示了线下线上打假成果，公开大数据打假模式。

此后，阿里打假从单点发力到连成一片，2015年被定为阿里大数据打假元年，2016年3月阿里成立打假国家队，每年派出2000名员工进行全程打假，花费近10亿元。

而与之相左的是，阿里的“实干”被解读为“作秀”，为何？

从某种程度上看，阿里打假似乎像极了西西弗斯，每一年都在采取措施，而假货问题似乎是西西弗斯推上去又滚下来的巨石，反复循环。“假货”像毒瘤一般，侵犯消费者、权利人的利益，毁坏平台的形象，可平台打假如此不遗余力，却效果甚微。

蛇打七寸一杖毙之，阿里打假也有七寸。

据地歌网了解，截止2016年8月底，往前推12个月，阿里共撤下3.8亿个商品页面、关闭18万间违规店铺和675家运营机构，阿里能做的只是发现问题、下架商品、平台罚款、向监管部门报告线索、等待执法部门依法处理。

平台没有执法权，采取的种种措施起不到法律该有的震慑作用，为一大症结。

据阿里披露的数据，2016年阿里平台治理部门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案值均高于5万元的起刑标准。执法机关接收线索1184条，而确认获刑的仅33例，制假售假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不足1%，其中涉案判缓期执行的比例高达79%，可以断定，法律打假的力度远远低于预期。

除了法律打击力度不够外，我国针对制售假者的现行法律机制存在着天然的滞后性，此为第二大症结。

1993年《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机构伪造检验结果或者出局虚假证明的，对相关人员处1万元以上5万元一下罚款”。从1993年到2017年，24年里工资翻倍、物价上涨，而5万元的罚款金额依然没改变。

显然，法律对制售假者的监管天然存在不足。

多位法学专家对此评价，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存在过时、过宽、模糊和难以执行的缺陷，要根治制售假问题，需改善立法、严格执法并加重刑罚力度，让制售假货者付出应有代价。

法律天然的滞后性，让制售假的成本极低，且寻租空间大，此乃平台打假之七寸，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阿里打假陷入死循环的因由。

打假用“重典”

去打假之七寸，阿里呼吁采取“酒驾式”打假。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五年多前“酒驾、醉驾入刑”也曾引起不少的热评，量刑上也存在不少争议，可实践五年多来证明这一法律给社会治理带来明显的积极作用。截至2016年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驾247.4万件，与法律实施前五年环比下降34%，其中查处醉驾42万起，环比下降38%。

“醉驾入刑”带来酒驾醉驾肇事数量大幅下降，特别是恶性事故下降非常明显，“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已经成为社会达成的共识，推动了司法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

马云在微博中提到，像治理酒驾一样，若改变入刑标准，治理假货的结果肯定会大不一样。此次，以马云为首的企业家们发出前所未有的呼声，倡议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力争还社会一片“无假”的净土。

马云对于加重刑罚治理假货的呼声由来已久，2015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法律完善、机制建立，提高造假者的成本，让不诚信的人寸步难移。此次更是大声疾呼：法律基石永远是根，制造工厂永远是源，从根开始，从源着手，才是我们国家从制造大国走向创新大国，从“嘴治”到“法治”的大道。一周前（2月27日），阿里集团也向社会公开呼吁，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加大待机制假售假的执法力度。

种种行动，除了看到阿里的决心和立场外，更应该看到“酒驾式打假”的呼吁赢得的一片呼声，背后折射出更深远的意义。

假货的问题不仅是平台的问题，涉及到整个商业环境以及诚信、创新的动力。正如刘永好所言，假冒伪劣影响行业、企业的发展，更影响中国的国际化形象，阻碍商业文明和创新。

反观当下，相同的问题不仅体现在假货上，类似于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问题，也同样面临着法律、机制的僵硬性和滞后性问题。

互联网的兴起，展现出最大的活力在于商业模式的创新，某种程度上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电商、O2O、网约车等新兴的商业出现大爆炸式的发展，当然，随之而来的假货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环境交通问题同样以新的方式呈现。

某公安告诉地歌网，他认为包括公检法在执法、司法程序上，还没有应对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发展的需求，客观上导致基层机关办案没有依据。

不难看出，呼吁“酒驾式打假”的逻辑具有普遍的共性，正因如此，马云一人呼吁，万众回应。从假货问题切入，作为新制度的倒逼者，阿里“酒驾式打假”或许能够推动司法的一大进步，让制假售假者无处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