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贝卡电影节的另一面：抵制“VR共情机器”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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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虚拟现实日渐多样化，共情将会成为许多可能类别中的一个。

（ 映维网  2017年5月5日）在上周的翠贝卡电影节上，我向虚拟现实作品《The Protectors: Walk in the Ranger’s Shoes》的导演凯瑟琳·比格洛（Kathryn Bigelow）询问道，她尝试虚拟现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比格洛回答说：“我认为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共情。并不是说电影不能产生共情。电影当然能实现这一点。”但VR提供了传统电影所不能实现的亲密感，而这正是她执导的电影《The Protectors》的最终目标。

在过去几年中，“共情机器”已经成为虚拟现实这一媒介的核心原则。正如参展的《The Protectors》一样，翠贝卡电影节上的共情机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但导演和制片已经对其产生了复杂的情绪。在本届电影节上，媒介的创作者正在寻求突破“共情机器”这一说法。

“共情机器”这一说法最初源于著名影评人罗杰·艾伯特（Roger Ebert），他将电影描述为“所有艺术中最强大的共情机器”。在2015年的Ted Talk上，电影制作人克里斯·米尔克（Chris Milk）将这个标签用在了虚拟现实身上。米尔克对共情的定义十分广泛，但我们对VR共情的联系通常是增强意识的体验，其中观众可以亲身见证战争、疾病或其他形式的痛苦。VR新闻先驱诺妮·德拉皮娜(Nonny de la Pena)率先探索了这一形式。她在2012年推出了《Hunger in Los Angeles》，通过虚拟现实还原了一位糖尿病人在食品银行前跌倒的真实事件。而米尔克的工作室Here Be Dragons（原Vrse.works）则试图通过《Clouds over Sidra》去定义共情机器这种类别。

Here Be Dragons为今年的翠贝卡电影节带来了2部影片：《The Protectors》和《The Last Goodbye》。但该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帕特里克·米林史密斯（Patrick Milling-Smith）十分抵制共情机器这个标签。他在采访中坦言：“我不想再听任何人说‘共情机器’了。”他指出，“这在当时非常准确”，但两年后这个词已经被过度使用。

其他人也持同样的观点。《Unrest》反映了导演珍妮弗·布雷（Jennifer Brea）在患上慢性疲劳综合症的卧床经历，但联合制片人阿莫里·拉伯斯（Amaury La Burthe）否认作品是以共情作为基础。他说：“更多的是展现布雷的患病经历，以及她在克服这一挑战的过程。”他认为他们的使命只是创建一部感觉真实的体验。拉伯斯指出，“我不认为这是‘共情机器’，对我来说作品并没有产生那么多的共情。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纪录片。360度沉浸感在这方面并没有增益多少。”他认为VR难民纪录片“有点奇怪”，而且作用不大。

这种情绪并不局限于翠贝卡电影节。在上个月，游戏开发者罗伯特·杨（Robert Yang）公开指责“共情机器”这一说法，杨认为“如果你不是包裹在360度视频中就不能相信某人的痛苦，那么或许你根本就不在意他们的痛苦。”在最早的时候，凯瑟琳·汉密尔顿（Kathryn Hamilton）发文抨击《Clouds over Sidra》，“单纯邀请用户进入一个视觉和听觉的沉浸世界，但没有考虑用户沉浸在这一空间的任何后果。”

即便我们假设VR可以带来真正的共情，但这种共情很容易会被滥用或利用。参展翠贝卡的VR影片《Extravaganza》是一部极具讽刺意味的作品。在影片中，一名媒体高管在尝试一款未来派的头显中，而人们告诉他这是一台共情机器。但里面播放的只是木偶女性表演，她们正在被屠杀，而所有这一切仅是为了取悦男性。据制片伊森·薛夫托（Ethan Shaftel）介绍，这讽刺了新媒体可再现旧形式的偏见。薛夫托 说：“这个木偶戏是为像他这样的人制作，同时也是是像他这样的人制作而成。这绝对不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现在或许已经有了新技术，但“这种节目已经出现和编写，而且永远不会改变。”

薛夫托相信VR可以实现共情，但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VR其实比不上传统电影。“VR是一台沉浸机器。它可以，也的确能将用户传送至另一个地方。”他如是说道，“但在许多方面，你是以一种不同于电影的方式把‘你自己’带进其中。”电影观众可能会对具备情感特征的特写产生强烈的反应。但在VR中，人们更专注于他们对临在感的感觉。薛夫托认为：“从电影到真人秀，再到超级碗广告，传统媒介经常能实现的强大同理心来说是当前VR技术表现并不好的地方。”他认为VR电影制作人找到该媒介真正的强项将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并不是说翠贝卡中的所有人都认为共情机器这一说法已经过时。佐哈尔·卡菲尔（Zohar Kfir）使用了这个术语来描述她的交互式性侵纪录片《Testimony》。她相信VR基本明显和实际的情感优势，卡菲尔 说：“戴上头显表明了你在专注观看某些东西，这不像是滚动浏览YouTube视频。当你自己一人，同时你在观看某些东西的时候，亲密距离就是零。”所以，这个属于有帮助吗？她说：“肯定有帮助”。

斯坦福虚拟互动实验室的《Becoming Homeless》正是作为一次针对共情的实验。在体验中，用户不得不出售自己的物品以换取房屋租金。当钱用尽时，他们将会被迫搭乘公共汽车，然后需要同时注意背包和潜在的骚扰者。如果他们远离背包，袋子就会开始滑落。但如果他们不留意潜在的骚扰者，他们就会开始靠近。这强调了无家可归者面临的一个普通但又长期存在的问题。

在随后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向体验用户询问了一系列问题，比如他们对无家可归者的感受。研究人员同时还会衡量具体的行为，比如签署经济适用房申请书的意愿。参与者的回应为虚拟互动实验室的大量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点。项目经理伊莉丝·奥格尔（Elise Ogle）表示：“我们一直在研究虚拟现实中的同理心，在有限的短期研究中，实验室发现虚拟现实可以促使人们更好地规划未来，或者是更加环保。对于《Becoming Homeless》， 团队还希望了解这种积极作用在八周后是否还会持续。

但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总结出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是，体验需要大量的微调才能有所作为。实验室负责人托宾·亚瑟（Tobin Asher）说：“体验和环境很重要。我们之所以会多次迭代的原因是，因为细微的事情可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可能意味着不同层次的交互性或变量，例如用户的虚拟手部与真实肤色是否匹配。反过来，这是关乎人们是否能设身处地进行思考和感受。至于他们学到的关于VR和共情的其他经验教训？ 奥格尔轻声地说：“我们发现，很多人都听过克里斯·米尔克的TED Talk。”

随着虚拟现实日渐多样化，共情将会成为许多可能类别中的一个。比如，参展翠贝卡的一部VR影片《NeuroSpeculative AfroFeminism》为边缘人群设想了一个乌托邦未来。或许届时我们将难以找到可以憧憬的积极未来，但更多的虚拟现实将会向寻求希望而迈进。正如米林史密斯所说的一样：“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也许我们需要更多乐观的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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