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要当的，是「新零售」的总设计师

文 | 阑夕

随着阿里在上海宣布其与百联集团的战略合作，继银泰、苏宁和三江购物之后，马云的签字笔勾上了「江浙沪」的最后一块版图，将互联网势力投放在了中国零售产业最为发达的长三角经济带。

侵掠如火，莫过于此。

通过百度新闻搜索关键词「新零售」，可以获得超过27万篇相关报道，此时距离马云在去年的云栖大会提出包括「新零售」在内的五个新概念，只过去了区区四个月。

这就是抢占高点推着石头下山的好处，亦是阿里这家公司的市场统治力使然。

粗浅而论，「新零售」委实是对风雨过后满目疮痍的「O2O」概念的重构和升级，它不再强调线上和线下的差异和流通，而是将二者视作同一空间的整体，洗刷旧的体系，开发新的规则。

而这毫无疑问是带有风险偏好的，所以在百联集团借着东道主的机会热情招待阿里之后，隶属于其的上市公司百联股份又不得不出来回应股民的问询，充分澄清战略合作对于公司经营的影响。

只是洪流将至，无人可以全身而退。

据说阿里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才和百联集团敲定这场合作事宜，其中固然存在后者的国资委基因，但在缺少资本交易的条件下，或许正如马云所打的比方，这是自由恋爱的故事。

只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意义，实在过于重大，换句话说，从杭州到北京的距离，可能都要远远小于从杭州到上海，这里的距离自然不是地理尺度，而是产业跨度。

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曾像上海这样层出不穷的诞生电商企业——易迅、新蛋、一号店、大众点评、一号商城等——尽管就结果而言，它们都未有所成，但其码头文化不仅孵出过十里洋场的繁华富态，也庇护着商业生态的一隅之地。

所以，攻下上海，也就意味着拿下了中国商业的察里津。

连阿里这家公司，都差点开在了上海。根据前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回忆，马云的创业原本选在上海，却最终「流失」到了杭州，而在上海政府的力邀下，马云也曾作出过「阿里肯定要到上海发展」的表态。

阿里的CEO张勇则是彻头彻尾的上海人，从读书到工作，从未离开上海，直到被马云和蔡崇信从盛大网络CFO的位置上撬走，才去了杭州，成为今天耳熟能详的「逍遥子」。

在八个月的漫长谈判中，大多数时间都是由张勇带着精干的团队，和百联集团和市国资委在茶室里逐条拉锯协议，场景颇似电影《罗曼蒂克的消亡》里所呈现的那种以静制动的镜头语言，既有慢条斯理的仪式，也有扣人心弦的紧张。

用马云的话来总结，是百联集团愿意胸怀未来，同时也是阿里巴巴尊重传统，才成就了这场「天作之合」。

彼得·德鲁克认为，西欧的工业革命在对家庭作坊和集市文化造成解体的同时，也直接助推了百货商店作为现代零售的第一块基石出现。

在那之前，商人行会禁止店铺多元化经营，价签制度尚未发明，消费过程始终离不开讨价还价的来往流程，而按照顾客需要生产商品，也从未真正获得实现。

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带来了体面和秩序的要求，加上生产效率的飞跃，零售产业从此蔓延并遍布全球，最终惠及社会全员。

若以百货商店为起点，超级市场、商业地产、连锁门店是其自我革新的三场风暴，其最小覆盖单位也微缩到了社区级别，继续渗透的边际收益接近于零，而时代给予的破立之道，则是数字科技。

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产品并非孤军奋战，它的双翼分别是数据能力和物流服务，就像徐徐展开的雁形阵，前端负责高速突击，两侧包抄收拾残局。

因此，所谓的「新零售」，就是从渠道到平台的角色转变，在阿里的计划里，就是尽可能的通过资本或是合作策动线下商业和线上流量的合并，商场不要局限于陈列货架和招商引租，而是接入阿里提供的运营框架，一丘一壑的改头换面。

比如，阿里为百联集团开出的药方，有着分门别类的六味成分：

业态相融指的是全场景响应消费需求、技术创新指的是在服务环境引进智能科技应用、供应整合指的是将商品资源集中释放在店网两端、会员互通指的是把到店顾客和网上访客化零为整统一管理、支付互联指的是要让支付宝无缝进驻所有柜台、物流协同指的是要让菜鸟物流调度运输能力。

颇有「忒修斯之船」的风范。

罗马哲学家普鲁塔克曾经提出假说，描述一艘永远都在海上航行的桨船，每当木板腐烂之后，它就会被换上新的替代，以此类推，终有一日，这艘船只的每一个零部件都会是后来安装上去的，那么它究竟还是不是起航时的那艘船？抑或已经成为一艘完全不同的新船了？

显然，在「新零售」的鼓吹者看来，零售产业可被切割出无数艘「忒修斯之船」，然而只有那些能够成功完成更换工作的单位，才能坐实不沉之船的声名。

隐约可见的，是马云志在必得的「新零售」的总设计师的地位，在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和菜鸟物流的「三位一体」之下，只有顺我者昌的理想，却无逆我者亡的凶狠，因为前者可被归功于事在人为，后者则是自甘沦为时代的弃儿。

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如果你想要获取一些新的东西，那么你就必须舍弃一些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