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焱:投资人无需刻意和被投人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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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农民、运动员、机关工作人员,不甘平庸的他冲进了投资圈,从加盟AIG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到发起“VC独立运动”,成立第一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独立融资的中国基金,阎焱被称为国内“创投教父”。

2016年2月初,现任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的阎焱,作为“寻找中国创客”第二季导师之一,在建国门中环世贸大厦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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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焱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新京报动新闻出品)

2015年O2O热潮风靡创投圈,阎焱曾发表文章称“O2O 将迎来死亡潮”,业界哗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阎焱的判断准确。

对当下创投界的很多做法,阎焱都保留观点。他认为投资人和被投人没必要刻意做朋友,建议投资人不要把感情带入工作;他坚持原则,一旦创业者触及底线,他绝不妥协。他不认为投资人一定要有伟大情怀,因为本质上就是“要赚钱”。

在这个投资人被冠以“天使”的时代,阎焱以他的看似“无情”的真实、专业,曾给投资人带来97%的年回报率,是《福布斯》2008 年 、2009 年“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榜”榜首人物。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导师简介:

阎焱,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

1982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

1984年,考入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费孝通老先生的研究生。1987年研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底,完成普林斯顿学业的阎焱进入世界银行工作。

1992 年底,阎焱加盟了当时美国知名的“思想库”HUD-SON INSTITUTE,成为该机构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成员,研究美国对北亚和中国的外交政策。1994 年底,加盟 AIG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任董事总经理。

2001年,任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总裁及执行董事总经理。2004年至今,担任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2001年10月至今,阎焱曾获得多项荣誉,其中包括“2004年度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 “2005年中国十佳创业投资人”、《福布斯》2008年、2009年“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榜”榜首人物等。

不到1%的创业者成了我的朋友

在中国,真实的情况是大多数的创业投资盛行做朋友。如果做朋友,原则上经常会妥协。

新京报:农民、工程师、社会学者、世行官员,又转行做投资。你的职业转换为什么这么跳跃?

阎焱:我不觉得跳跃,这更多是我们这代人的生活轨迹,并不是我们自己一定想怎样。比如我从没想过当农民,但那个年代是没办法的事,高中毕业后都要上山下乡,后来从农村到城市很幸运,关键的时候赶上了。并不是我有什么梦想实现了,而是跟着潮流走。

新京报:从世界银行辞职也是跟着潮流走?

阎焱:就是觉得烦了,我个人认为世行是最平庸的地方,拿着政府的钱,去做些商业银行本来就可以做的事儿。世界银行是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为了一些国家的复兴设立,但二战过去了那么多年,经济发展要靠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府的力量。所以在那儿全是做一些完全不需要做的事儿。每年做各种报告,至于报告有没有人看,它根本不想。

新京报:不甘平庸、爱冒险,这是你的个性标签吗?

阎焱:我是个蛮理性的人,比如很多投资人投完一个企业后喜欢和被投的人做朋友,我更多觉得要做事业上的搭档而不是朋友。

新京报:你每年从上千个创业者里面挑出二三十个创业者,有多少能成为你的朋友?

阎焱:很少,1%不到。在中国,真实的情况是大多数的创业投资盛行做朋友。但像我们看了两千多个项目,怎么可能都做朋友?投资是个理性活动,如果加入感情未必是好事。如果做朋友,原则上经常会妥协。不是不可以做朋友,但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刻意做朋友。

工作中不要把个人情感带进来,这是对职业道德最基本的理解。我投资投的就是一群聪明人,聪明人就要按照市场规则去做,只要不把公司钱拿到兜里都可以。

新京报:你们投资一家公司后和他们接触的节奏如何?

阎焱:就一年四次董事会。如果他们需要资源上的对接,他们提出来,我们能帮忙的尽量去帮。但我们不会主动去问公司的经营状况,我比较崇尚自由主义。

新京报:投资方通常投完项目之后,会在微信上建个被投企业CEO群,大家互动、交流。

阎焱:我们从来不做这事,投完了就投完了。

创业者把公司的钱拿回家绝对不行

很多人拿到融资以后就认为是他们的了,如果创业者把公司的钱拿回家,绝对不行;拿去赌博,更不行。

新京报:有人说你的投资风格比较强势、霸道,你怎么看?没妥协过吗?

阎焱:大家讲的所谓的强势和霸道,更多是(坚持)原则。比如,很多人拿到融资以后就认为是他们的了,如果创业者把公司的钱拿回家,绝对不行;拿去赌博,更不行。我觉得投资要有原则性,我们遵守契约原则,因为契约精神是商业上最基本的原则。如果不是原则上的,只是利益上的,比如奖金多点少点,我妥协得会比较多。

新京报:你会看中什么样的创业者或者创业团队

阎焱:创业成功的人都是聪明人,是否所有聪明人都会创业成功,却不一定。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擅长运作,一种擅长思考。比如大学教授,很聪明、善于思考,但他们的创业成功率并不高。所以创业者成功需要把思维和行动结合得好。

新京报:你似乎很强调个体的领袖作用,只有聪明人才能创业成功吗?

阎焱:对创业者来讲,领袖的作用比任何东西都重要。虽然制度化的管理对一个企业能否长大有很大作用,但一个企业能否活下来,领袖的作用更重要。我觉得把民主运作应用到商业上是一个特大的错误。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说?

阎焱:我们在投资早期犯过很多错误,也浪费过很多钱。比如在2000-2002年互联网早期,我们投了很多企业,在国外空投很多CEO、CFO、COO,强调制度化管理,强调搭班子,但90%以上都失败了,从这些血的教训可以得出结论,初创公司创业者的领袖作用是最重要的,过早强调制度化管理对企业是有害的。

新京报:如何判断谁是合适的领袖呢?你有判断失误过吗?

阎焱:有。当年投资一家照明企业,基本是投其创始人,他是学航空的,当时感觉到他性格有点怪,但投了之后才知道他喜欢赌博。虽然后来公司做得不错,也上市了,但公司上市前,我们发现他把公司的资产转移到他个人和他太太的名下。当时他给我们董事会道歉说下不为例。

新京报:这个投资赚钱了吗?

阎焱:赚钱了,这个公司最多的时候是两百多亿的市值。但这是个典型的对人的判断失误。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刚开始大家非说我们是皮包公司

刚开始大家不知道什么是风险投资,非说我们是皮包公司。中国PE真正开始发展是在2007年以后。

新京报:你之前说过80%的基金是不专业的。

阎焱:我看到过一组数字,2015年各种形式成立的基金有两千多家,现在已经差不多一半都不能正常运转了。

新京报:什么样的基金是专业的?

阎焱:首先投资人应该是以机构投资人为主,管理是机构式管理,存在至少10年以上,赚的钱比赔的钱多。其次,从业人员受过良好教育,经过专业培训。

新京报:10年考验期长不长?

阎焱:对一只基金是否专业的判断,在中国通常要10年以上。徐翔被抓以前,赚钱比很多人都厉害,他也被很多人评为中国投资界的“私募一哥”,所以很难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说出一个基金的好坏。但我知道一点,如果一个基金中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样的基金一定不好。中国有很多PE基金是由政府主导的,由政府官员任职的,这在国外是从来没见过的。

新京报:2004年,你带着管理团队从软银赛富独立,被业界评为VC的独立运动,为什么?

阎焱:我们是第一家大陆华人在国际资本市场独立融资。以前我们隶属软银,当时软银刚好内部发生了一些事情,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也希望做一件能自己说了算的事。

新京报:成立初期,有没有遇到困难?

阎焱:有。刚开始大家不知道什么是风险投资,非说我们是皮包公司。中国PE真正开始发展是在2007年以后,发展程度确实超过我们的预期。

新京报:你觉得这不是正常现象?

阎焱:这个过程里,政府扮演的角色太大了。政府最好做政策的制定者,不要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市场的基本原则是责权利分开和选择自由。

资本寒冬只是“傻钱疯钱”破产了

我不觉得2015年是资本寒冬,2015年是资本最泛滥的一年。只是2015年上半年是疯狂的,所以所有的人都认为不正常的事情是正常的,反过来觉得下半年是寒冬。

新京报:投资人都梦想着投出一个伟大的能改变世界的公司,但这样的公司通常起步

的时候都是不被理解的,你不想冒一次险吗?

阎焱:我就是一个俗人,我只想赚钱,我从来不想会投出一个伟大的公司。创造世界级公司都是顺带着的。

新京报:你怎么看 2015 年资本寒冬这回事?

阎焱:我不觉得2015年是资本寒冬,2015年是资本最泛滥的一年,创业板的估值依旧是全世界最高的。在市场上拿钱永远是个困难的事,只是2015年上半年是疯狂的,所以所有的人都认为不正常的事情是正常的,反过来觉得下半年是寒冬。哪有什么寒冬。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中国资本市场处于什么状态?

阎焱:一群人在搞party,非常疯狂,现在到了温度下降了,激情消退了,在逐渐回归理性。这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现在所处的阶段。

新京报:所以现在估值还是有些高,有些项目在乱找钱是吗?

阎焱:2015年上半年“傻钱疯钱”比较多,现在这些“傻钱疯钱”破产了,所以稍微理性一点。找钱就应该难,如果傻子都能找到钱,那钱就不值钱了。

导师小调查

1、你认为创业者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a聪明 b勤奋 c诚信 d坚韧 e个性 f其他

●阎焱:d

2、你希望和你投资的创业者成为什么样的关系?

a朋友 b师生 c无所谓 d其他(可注明)

●阎焱:d,搭档

3、你对所投资的项目,喜欢哪种退出方式?

a下一轮融资有人接盘就退

b成功上市后退出

c看准了就长期持有

d根据公司发展状况再定退出方式

e其他(可注明)

●阎焱:d,看情况。投资是个很具体的事,没有理论,要看很多具体情况。什么人做什么事、公司成长的潜力、什么时候退出,有很多因素组合在一起,没有什么模式。

新京报记者:郭永芳、林其玲、胡涵  摄影:郭延冰  编辑:闫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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