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望科技拯救世界？请先解决硅谷的傲慢

硅谷加剧了贫富差距

科技圈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硅谷才是未来，世界上剩下的其他地方只会葛优躺。

上个月，硅谷蓝筹股创业公司基金会 Y-Combinator 宣布开启「全球基本收入」的研究（the 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 相当于低保）。该基金会主席 Sam Altman 在文章中写道：「将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财富是由越来越少的人创造的。所以，我们需要斟酌如何协调剩下那部分不怎么创造财富的人，比如革新低薪工作。」

显而易见，那些待业人员必将形成一个庞大的葛优躺群体，政府只能出钱把他们供养起来。此时，你可能更容易明白，为啥那么多政客，无论属于哪个党派，都可以成功利用反精英的愤怒为自己在各种政治活动中赢得民心。

硅谷，如今已是集万千企业于一身。有志之士在这片小土地上创立了无数具有革新意义的公司，并且一夜暴富。

Facebook 和 Twitter 为普通人提供了在权威政府面前发表个人观点的平台，手机的发明者靠传输信息赚了几十亿，Google 让所有人在信息面前前所未有地平等。但是，硅谷怎么看世界其他地方？呵呵，隐隐感到一丝傲娇。

在前面提到的那份全球基本收入调查中，Y-Combinator 认为硅谷的创新力量会创造出无数财富，但普通人会在这种冲击下沦为下岗一族。

全球基本收入

硅谷经常忧国忧民。比如：如果自动驾驶汽车得到全面推广，那么卡车和出租车司机将瞬间面临被淘汰的窘迫。如果这样的话，全球基本收入就会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也有助于社会进步。这主意乍一看简直棒呆，但是仔细琢磨一下，会发现其实有 BUG。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资本主义中必有胜者和输家，而胜者有义务去照顾输家。然而，我们却认为，那些胜者并不是多么天赋异禀，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比较会投胎而已。

最近出自投资公司 Andreessen Horowitz 的一条播客描述了那些世界级城市怎么驱动未来，另一些城市怎么垂死挣扎。

Y-Combinator 曾说过，创业公司想成功，必须先搬到硅谷去。他们网站上赫然贴着一行大字：「We would not be doing a startup a favor by not making them move」

所以，硅谷创造未来，其他地方要么依样画葫芦，要么坐等落后。那么初步结论就出来了，非硅谷地区最终会面临下岗并且成为硅谷的负担。到时候社会各种不和谐，谁还会去管什么人工智能、人类能不能活到 120，blablabla。

全球基本收入会让那些葛优躺一躺不起。

大城市的虹吸效应

Y-Combinator 和其他类似机构经常会强调地理位置是何等的重要，他们就是从硅谷现象得出的这一结论。

James Fallows 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美国大多数精英如何相信「The Big Sort」：为了成功，你必须驻扎在特定的一些区域。比如旧金山、纽约、波士顿，或许还有西雅图和华盛顿。

如果是要投资新概念的话，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78％ 的创业公司投资都发生在这三个州：纽约、马萨诸塞和加州。过去 20 年，类似投资在这几个州增长了 300%，其他 47 个州则出现了尴尬的负增长。

硅谷已经形成了一种单一文化，这里的所有企业家都接受过良好教育，能轻松募集资本，生活条件优越。当今世界绝大多数资源都汇集到了发达城市的企业家手中。

硅谷的傲慢

可是，总有一天，良田也是会被耕坏的。

拥有「硅谷传奇导师」之称，曾指导过乔帮主的 Bill Campbell，在曾经做客的一期节目中，被主持人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假以时日，企业家们会不会越来越多地去解决现在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Campbell 回答说：「企业家们解决他们能懂的问题。例如，你跟我或许会觉得 Snapchat 很微不足道，我的孙子却觉得这个 App 棒呆。」

Snapchat 解决的是美国不需要担心生计的青少年的交流问题。但是从宏观上看，全美国更多的是每天为了水电费房租车贷焦头难额的普通百姓，他们亟待解决的是基本生活问题，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精神娱乐。

但是，硅谷企业家的生意并没有那么直接与普通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没资源也没机会去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也不可能预测到圣路易斯或者弗林特未来可能在哪些行业出现新工作岗位。

高富帅们从不担心生计问题，所以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自然也不是普通群众关心的重点。

举个栗子：Uber 解决的是稍有闲钱的智能手机用户怎么穿梭于各个大城市之间的问题，但是这种用户跟全球 70 亿人口比起来毕竟只是极少数。从 Uber 中获益更多的是乘客，而不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司机。

除非你说你是富二代，兰博基尼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出来拉点儿客，说不定能顺便把上优质妹，那么你不在讨论之列。（你可以访问云创股主页，挑几个投资项目搞一搞，毕竟亏不了你，赚的小钱也够你带把到的优质妹去国外度个假什么的，多好。）

传媒大家 Marshall McLuhan 说过「媒介即讯息」。Uber 作为一种新媒介产品，也体现了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有车之人可以更灵活地选择工作时间，也可以更有效地使用自己的爱车。

吃瓜群众不能责怪 Uber 的创始人 Travis Kalanick，毕竟他当初是以乘客身份来研发这款 App 的，而不是司机。

但我们可以大胆想象一下，假如有一天每单生意赚的钱司机跟 Uber 五五分，或者在司机间实行绩效工资制度，每年从 Uber 收入囊中的 500 亿美元抽出一部分分给司机，这踏马多么美好啊。

这些都只是大胆假设，我们并没说 Uber 现在就该这么做，相反，他们现在还不能这么做。我们想说的是，如果 Uber 创始人当初的身份是一个司机的话，那么现在的 Uber 可能又是另外一番模样。

全球基本收入并不是一个全新的 idea。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就提出过类似构想，世界上其他国家，比如加拿大、乌干达、荷兰、瑞典等都先后尝试过这一社会保障制度。

不久前，Andy Stern 还出了本书，详细讨论了如何在美国实现这一伟大构想。如果进展良好，那些低收入甚至没收入的群众会得到起码的生活保障，政府控制的福利资源也能得到更好的分配。

Y-Combinator 的论点并没有误导群众。我们确实有必要讨论一下 App 横行世界的今天，整个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变革。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之前说的「某些工种的自动化会给精英群体带来发家致富的机会，而其他人则被金钱世界遗忘」，这个观点反映的正是「硅谷的傲慢」。

事情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贵族阶级敦促硅谷为全世界即将丢掉工作的 90％ 人口提供经济援助，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如果能赚钱，谁特么想领援助啊。

现在，我们需要考虑清楚的是，如何让每个经受技术变革考验的人从这一社保制度得到切实的帮助。这个社会需要有人制定政策来刺激区域和产业多样化，企业家致力于创造与分配财富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从而改善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

在这里有很多问题值得深思。我们怎么改变所有制结构，好让 Snapchat、Instagram、WhatsApp 等创造的财富不仅仅流转于那几个巨头之间。我们怎么让世界各地的人，不仅仅是硅谷人，一展才华解决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治本，而不是依靠社保制度治标。

本文由「硅谷投委会」@迷帆 编译，欢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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