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凯利: “互联网空间主权界定将是个重要议题”
南方周末记者 谢鹏 采访整理
口述 凯文凯利
2015年10月25日晚,北京大学附近一个酒店的普通房间里,63岁的凯文·凯利(Kevin Kelly)花费了很大力气才拧开一瓶红茶。
KK是互联网圈对于凯文·凯利的昵称。他是美国著名杂志《连线》的创始主编,在其1994年出版的《失控》一书中成功预测多个互联网趋势,被称为“硅谷精神之父”和“世界互联网教父”。
“无人机、汽车、 酒店和手机将会有颠覆性变革”
这次我来中国,主要是宣传自己的新书《必然》。我所有书的中文版出版工作都是交给译言网来做的。《必然》讲述的是在未来二十年到三十年间将持续起主导作用的科技趋势。
我特别鼓励大家去拥抱科技大潮。我认为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应该去拥抱当下这个科技大潮,而不是抗拒、抵制、减缓甚至禁止新科技趋势。我尤其希望中国人去拥抱这次世界科技浪潮。这些趋势主要包括,无人机、汽车、酒店和手机行业里将会发生颠覆性变革。具体来说,无人机将和航空公司竞争,汽车将变得越来越智能化。更重要的是,酒店和手机两个行业将被彻底颠覆,并且这些颠覆者不是来自行业本身,而是新的挑战者会重新定义这个行业。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新出现的科技趋势,会让人们感到焦虑和恐慌,比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以及屏读时代的来临、纸质书时代的远去,都会让一些人感到恐慌,但你最终还是要去拥抱这些趋势。
比如在美国,Uber遇到的投诉很多,不过反对Uber的主要是来自传统出租车公司等既得利益群体。支持Uber的主要是用户。
我曾经跟Uber的全球运营官吃过晚饭,他告诉我,Uber每进入一个排斥他们的城市时,都会直接跟既得利益者说,欢迎你们来起诉Uber。同时Uber又跟司机说,如果收到罚单,Uber会替司机埋单。最后Uber跟用户说,自己会在这个城市被起诉,希望用户写抗议信声援Uber。
结果往往是用户非常支持Uber。不过我也认为,Uber这样的新事物不能被阻止,也是无法被阻止的,但应该受到监管。
我来中国旅行,基本就是拍照,我特别喜欢去贵州、云南和广西等地拍那些古老的正在消失的东西,另外就是拍一些新的刚出现的东西。
我用的是苹果iPhone5,但我的手机没有流量套餐,我几乎也不用手机上网,主要是发短信。在家里的时候手机信号不好,所以我基本不开机。旅行的时候我会带着我的苹果MacBook air,在家里主要是台式机办公,我的电脑有两块巨大屏幕,每块屏幕都有一个50寸电视机那么大。
我大概来过中国十次了,1998年是第一次,那时中国互联网行业刚兴起。差不多20年过去了,中国变化太大,到处是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很迅速,我去过中国云南和广西等西南地区,发现那里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也很完善。
以前来中国,总能看到很多网吧,现在基本看不到了。每个人都在用手机登录互联网,包括在新疆和西藏,跟中国东部的情景没有什么区别了,手机信号很足,互联网的普及相当广。
尽管东西部经济发达程度悬殊,但在互联网的普及上,中国的东西差异不大。
相比而言,美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在一些方面甚至不如中国。比如我在美国旧金山郊区20英里之外的家里,手机经常没有信号。
我有几年没有去过印度了,但我相信中国互联网行业在很多方面都把印度甩在了身后,特别是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进展很快。
与其盲目投钱给各种创业孵化器,不如投资基础研究领域。
我从媒体上看到了很多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文章,我对真实的情况了解不多,不过从我自己在中国看到的情况来看,这里没有冬天的迹象。我看到大街上的人都很忙碌,没有失业的迹象,这跟很多经济陷入衰落的国家的景象很不同。比如我最近去了日本,在那里几乎看不到新房子动工。
这次来中国后,无数人跟我提到中国政府今年初提出的互联网+战略,很多中国人问我怎么看这个战略。我想说的是,把互联网应用到传统领域里,比如汽车和房地产,这是一个趋势,是一个必然的未来。
我也知道中国在提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口号,政府在积极支持创业。假如我是相关的中国主管官员,我不会把钱投入到各种各样的创业公司和创业孵化器上。我只会做一件事,那就是把钱用来建设一所大学,支持大学里的人工智能、数学、物理、神经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只有这样,才能把最聪明的学生吸引过来,这些最聪明的学生还会发明出更多的技术。
我觉得如果中国政府想要通过投资来保持繁荣的话,应该把资金更多投入到这些纯科研领域。对于这些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短期内可能没法见效,但过个五年十年,中国经济一定会因此受益匪浅。
这次来中国,我跟腾讯的高级副总裁汤道生先生交谈过人工智能方面的问题,我相信这是未来20年里将给世界带来巨大变革的创新领域。目前我看到腾讯正在这方面加大投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策。
除了腾讯外,我看到百度也非常关注人工智能,去年聘请了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吴恩达担任百度首席科学家。
我认为中国在很多领域有可能成为世界的领先者,比如机器人和无人机,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在世界上都具备影响力的无人机制造公司,叫做大疆创新。
很多人不相信我的这个判断,总觉得机器人和无人机是高精尖的技术,而中国只有制造能力,没有创新能力。但其实制造能力一定能转化为创新能力。从制造到创新要经历一个XYZ的过程,中国正在沿着这个路径往前走,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小米和腾讯这样的优秀公司,如果持续下去,中国很快会迎来自己的创新时代。
这有点像日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历,当时日本也在向美国学习,美国说怎么做,日本就按照美国说的做下去,最后做得甚至比美国还好。所以,XYZ的过程一定就是向创新者学习的过程,直到有一天你变成创新者。当然,中国不一定向美国人学习,可以向任何创新者学习。
“对失败容忍,对权威质疑”
目前中国互联网行业出现了一个大的趋势,市场上第一和第二名纷纷展开合并。这是行业成熟的一个标志,与其叫合并,不如叫做资源整合,在美国也上演过类似现象,这是互联网行业发展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有人把合并跟垄断放到一起讨论。不光中国的百度、阿里和腾讯陷入了垄断争议,美国的亚马逊和谷歌等都被质疑涉嫌垄断。我想说的是,通过短暂的垄断能降低用户使用成本,能让更多人通过互联网公司的平台致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互联网行业的垄断跟其他行业的垄断有很大差别,互联网的垄断局面,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很快会有新的科技公司兴起,替代旧的巨头。就像我们看到微软被质疑垄断没几年,谷歌就出现了。
过去20年里,中国互联网行业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从一开始几乎完全复制美国的商业模式,到现在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自我创新,比如小米。
但我认为,中国还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过程。一代人时间我觉得至少15年吧,也就是目前活跃在中国互联网一线的这些创业者的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去培养一种中国社会缺乏的文化基因,即对失败的容忍和包容,以及对权威的质疑。这种文化品质的培养,需要一代人的努力,只有当中国文化补完这一课,中国互联网行业才会真正进入自我创新的阶段。
在美国的文化里,比较能接受和允许失败,鼓励人们去尝试新的东西。在美国,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车库,这给人们尝试新东西提供了物理空间,但在中国不太现实。
另外,美国政府每年都会有大量资金对高校的基础研究进行资金支持。此外,美国的移民政策也有力促进了美国的创新,我做过一个粗略统计,这几年在美国上市的公司里,几乎一半以上是外来移民在美国创建的。
美国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是投资氛围比较浓,很多成功创业者赚到钱后,会继续去投资其他创业者。我遇到一个从爱尔兰来的人,二十多岁,在爱尔兰拿不到任何投资,到美国仅4年,就拥有10亿美元的资产,因为有人愿意投资他去做他最感兴趣的事。现在这个爱尔兰青年也开始投资其他创业者。这种自我喂养和哺育的投资氛围特别重要。
另外我觉得开放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参与全球竞争来说都很重要。对本国互联网行业的监管确实有必要,但需要重视的是监管的模式。在美国,对于互联网的监管有相应的制度,比如未成年色情图片和恐怖主义内容的审查很严格。但这些审查是政府要求当事公司来执行的,这种保护主义不是有害的。
中国对于互联网的保护,短期内是有益的,使得一些中国互联网公司得以成长壮大。但从长远讲,中国要想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事务中,就必须进一步开放互联网。
“让信息自由流动”
我个人比较关心的领域是移动新媒体行业和互联网金融领域。
在美国,只有极少已经建立起良好品牌的传统媒体能成功转型。以前一个城市有两份报纸,现在可能一份都没有必要,像《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有可能成功转型,但大多数传统媒体会死掉。
我前几天跟《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朋友聊天,也谈到媒体转型的话题,他说他们杂志可以用数字内容向用户收费,但能这样做的不多,只有《经济学人》等杂志有机会靠内容收费。
在我的新书《必然》里,我也谈到了数字内容,我认为不太可能靠内容本身赚钱,一定是内容之外的有价值的东西去卖给客户。
我跟中国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从业者、宜信创始人唐宁聊过。我觉得互联网金融行业要发展好,需要一个好的信用体系来支撑。在美国,人们普遍使用信用卡,形成了一个信用的评级和打分机制。
但在中国,目前缺乏这样一个信用体系。宜信这样的公司在试图建立这样的体系,来减少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当然,有人会对此感到不满意,比如国有银行。
在美国,我自己也做一些投资,主要是投资一些生物科技类公司,因为我妻子在这个领域工作,我还没有考虑投资中国项目。
最近,我注意到有些硅谷项目到中国来路演,但并不说明美国资本市场和投资环境不好了。实际上现在中美在创业和投资市场的交集非常多,我也知道很多中国公司到硅谷去设立孵化器,投资美国的创业者。我觉得这对中美两国是好事,能避免很多冲突,特别是经济冲突。
我认为未来世界互联网空间的主权界定会是一个重要议题。目前各国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共识,对于互联网空间的主权如何界定,一旦主权发现被侵犯,如何确定损失等,都没有共识。而且,这里面不单牵扯到政府,也牵扯到其他力量,譬如国际黑客。
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积极做各种尝试,但还没有形成一个被多方认可的国际规范和规则。我担心的是,也许最终不得不有一场大的网络灾难和冲突,让各方去达成一套规范和规定,以约束各方在网络世界里的行为。
总的来说,我认为关键的工作是让信息自由流动。有一个经济学家指出,价格的上涨,往往不是生产成本的问题,而是信息自由不充分的问题。信息的自由流动带来的是及时的响应和更新,这对于现代社会和世界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的自由流动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进程,信息通过共享和公开发表,能够加快创新的进程。
人类的自由和权利也是建立在信息自由流动基础之上的。建立一个全球规模的文明也需要信息的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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