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互联网｜青年程序员和他的保洁阿姨

文 / 拉勾网-互联网行业研究小组 Ly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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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近两年如火如荼发展的O2O企业里最普通的保洁员，他是中国互联网数百万的程序员之一。

她认为他是“大人物”，他认为她“容易满足”。

他们是北京这座繁华都市里远离故乡的客人，一个是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一个是读书出来的“凤凰”。循着不同的人生轨迹，他们都来到北京。

由于同一款生活服务类APP，原本属于不同阶层的他们，得以在现实中向对方敞开生活的一角，观察到北京的另一面。但很快，这种联系就中断了。生活仍然呈现出一些碎片。

拉勾网上有数千家O2O公司，我们选择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记录在O2O行业的发展中，过去两年，那些被改变的和没有被改变的历史。

正文

刘春燕被指挥得团团转，出了一身汗。她小心翼翼问房主借了一把椅子，脚套上塑料袋，站上去踮起脚尖，擦墙最上面的灰尘，下来后，她又仔细地把凳子擦了两遍。70平的房子，只打扫公共区域，她已经里里外外干了快一个小时。住户还是不满意，又提出很多要求，“一粒灰尘”也不许看到。

她有时会遇见这样的住户：洁癖、苛刻、死死盯着她。刘春燕肌肉绷紧，蹑手蹑脚，生怕做错了一点事。末了，住户大手一挥：“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刘春燕松了一口气，这已是她一天之内做的第5个保洁了。

她遇见过不少“难搞”的客人，有的挑剔，有的高傲。有一次，一位客人对她说家里少了东西，她几晚没有睡好。她面对衣着整齐的客人时，总是显得过于谦卑。

在她被客人呼来唤去的时候，徐明——刘春燕的一位长期客户——正坐在电脑前专注地修改bug，同事端来一盘水果，他头也没抬地塞了块儿在嘴里。

徐明的办公室铺着灰色的地毯，墙壁画有可爱的涂鸦，每人桌上都摆了一盆盆栽，光线明亮，窗明几净。比起被人吆三喝四，徐明的工作舒适、体面、受人尊重，把这个bug改完，他就可以下班了。

又是毫无惊喜的一天。这已经是他来北京的第二个年头，他时常要面临那种突然而来的恐慌，“总得安排点事情”，他想起家里需要保洁了。

出租屋

“您的生活真是幸福”，刘春燕常常笑眯眯地对徐明感叹，“一看您就是聪明绝顶的人。”在她看来，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的人，一定是非常有才能的。同样是出租屋，她的房间跟徐明的有天壤之别。

如果没有意外的事情打断，徐明的房子每月做两次保洁，一直是刘春燕提供服务，时间长久，他们偶尔聊上几句。刘春燕热情开朗，喜欢家常。徐明知道了她是东北人，有两个上大学的儿子，也知道了不同清洁剂各自的用途。

徐明性格内向，不喜欢说话。刘春燕只知道他的工作跟网络有关，但她知道问多了自己也不懂，她并不清楚，自己也被网络进O2O之中。

刘春燕把一堆洗涤用具搬到屋里，第一件事是打开APP，找到这一单的保洁信息，当着住户的面点击确认服务，接着就开始干活了。这一项流程对工作已半年多的刘春燕来说轻车熟路，花不了一分钟。

刘春燕会用到4种清洁剂，分别用来除油、消毒、洗涤、洁厕，刘春燕在参加公司培训时知道，这几种清洁剂是公司“借鉴德国技术”自主研发的，有时跟住户聊天，她爱把这个介绍给住户，完了会像模像样地总结一句：“我们打造品质！”

徐明和朋友合租的这套房子大概80平米，有宽敞的厨房和卫生间，还有一个不大但温馨的客厅，摆放着一个小沙发。刘春燕第一次到徐明家做保洁，就认定他是个有知识有才学的“大人物”，她称呼徐明总用“您”，有时会脱口叫他“领导”。

刘春燕住在离徐明小区不远的地方，骑电动车只需要十分钟。她住的是地下室。从一楼的一个小门往下走，经过一条长长的甬道，转个弯，就到了刘春燕的家门口。

这间不超过8平米的屋子，一打开门，就能看到占据最大面积的那张铁床。屋子是细长形状的，床头和床的两侧都紧紧贴着墙，没靠墙的床尾供人上下床用。

床尾紧挨着一张桌子，凌乱地放着几瓶调味料、几个塑料袋、几个碗盆以及一个电磁炉。这间逼仄的房间需要刘春燕每月支付600元。

刘春燕服务于房屋中介公司，为公司租户进行定期保洁。每天，她奔波于自己的出租屋与别人的出租屋之间，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10点，每一小时的埋头干活可以让她收入30块钱。刘春燕细致地把别人出租屋里的每一块砖擦亮，却无暇顾及自己满是灰尘的小屋子。

智能手机

刚拿到手机时，她连开机关机都不会。想试试给领班发一条“你好”，手忙脚乱中，她打了个“一”。刘春燕看着屏幕“发送成功”四个字，吓得惊慌失措，生怕被责怪。

徐明并不是刘春燕以为的“大人物”，他只不过是一款生活服务类APP的前端工程师，负责解决APP前端呈现的技术问题。2015年7月，他从电子科技大学毕业，打算离开舒适的成都到北京打拼，学习软件工程的徐明正赶上移动互联网爆发的时代，他顺利找到这份月薪一万的工作。

有报告显示，截止2015年，移动端用户达到12.8亿，用户规模趋于饱和，智能手机设备占比94.2%。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起来一大批创业公司，其中生活服务APP崛起迅速，在2015高速成长应用top30中，生活服务相关应用占一半。

同样是7月，从东北经人介绍到北京来打工的刘春燕，也毫不自知地赶上了移动互联网的列车，成为了倚靠小小的APP求生的人。她并不知道，她的工作与“大人物”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刘春燕是黑龙江人，46岁的她和丈夫肩负着供养两个儿子上大学以及结婚的重任。她的大儿子已经大四，就读于大连海事大学，二儿子在黑龙江研究学院念大二。来北京之前，刘春燕从未离开过黑龙江，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家养牛种地，维持着简单的生活。

2015年的夏天，刘春燕的丈夫在开农用拖拉机时，不慎弄断一根手指，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刘春燕对拉勾网说，她那时独自外出干农活，早上4点半出发，天黑回家，一天能赚160元。不久后，她经介绍决定去北京做保洁。

但这份“下体力”的工作唯一要求是——智能手机。刘春燕没用过，她看儿子用手机上网、聊天、视频，这对她太难了，她没想过要学。

刚拿到手机时，刘春燕很是茫然，她连开机关机都不会。公司的领班教了她很长时间，她才懂得开关机和打电话，发短信迟迟学不会。一天晚上，刘春燕在家捣鼓手机，想试试给领班发一条“你好”的短信，手忙脚乱中，她打了个“一”发送给了主管。

刘春燕看着屏幕“发送成功”四个字，吓得惊慌失措，耳朵一下子烧起来，她赶紧给主管打电话解释，生怕主管责怪她。“我们主管人好，没有怪我，这下我是不敢乱发短信了。”刘春燕懊恼了几天。

最初的日子里， 对未知的恐惧笼罩着她。她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门保洁，她拖着东西进了住户的家门，慌乱地不知道该做什么，头一直低着，不敢看住户的脸。

现在，刘春燕已经能够熟练使用手机，随身配备两台智能手机，会聊微信QQ，跟住户聊天时，喜欢把儿子跟女朋友的照片翻出来给住户看。

在所有的保洁住户里，徐明是刘春燕最喜欢的那一类。徐明从来不催她按时到达，打扫时也不站在一旁检查，他常常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一眼都不会出来看，等到她打扫完去敲他的门，他才探出头，签完字，立马又回屋了。

她通常是在周末时去徐明家打扫，他常常加班，回家颇晚，这时候他就会给刘春燕打电话，把原本安排在工作日的保洁推迟到周末。刘春燕希望自己的儿子也像徐明一样“有出息”。

徐明是在大四的时候决定来北京的，虽然常常加班，但他的工作算是小有成就。有一次打车，师傅举着手机问他，为什么有明星给他发消息，徐明告诉他，这是一个活动，并不是真的明星发消息，而且，这个活动是他做的。

过活

2015年的年终大会，在几千双眼睛的关注下，刘春燕上台领奖，她出了一身的汗，紧张得一直低着头。轮到她发言时，她学着前面的人，声音颤抖地说：“感谢公司，感谢领班，感谢这份工作，让我的孩子能够上得起学。”

徐明的生活还算体面，电视上呈现出的北漂的艰辛，徐明没有体会过。他一来就住进了干净宽敞的小区，每天打车上班，9点后下班，打车公司报销。他吃自己想吃的食物，去想去的地方，下班回家刷朋友圈，周末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他连一次也没想过，在这个年代，自己认识的人当中，会有人因为舍不得买水喝而患病。

刘春燕初到北京时，身上带的一千多块钱很快就花光了。第一个月，刘春燕心里没底，不知道自己能赚多少钱，处处省着捏着。她每日只买馒头，就着家里寄来的干豇豆吃，她嫌北京新鲜蔬菜卖得太贵，从来不买。7月燥热难耐，刘春燕辗转于各小区之间，舍不得买瓶装水。

长期干渴，加上地下室湿热，刘春燕还未领到一分钱，就患了一次病。她在家歇了一天，再站起来时，发现浑身无力，身子直往下倒。她抱怨这的药太贵。她在东北的丈夫急了：“快回来吧，别死在北京了。”

起初，刘春燕不熟悉北京的地理位置，常常接到单子后找不到住户的家，她通常白天找地方，晚上干活。最费力的一次，她花了三天才找到那家，做了一次保洁后，那家人就搬走了。

第一个月发工资时，刘春燕领到了4180元。最多的一个月，她拿到7900元的工资。她吃穿住行全部的花费控制在一千元，剩下的悉数都寄给家里。

刘春燕在北京不认识几个人，她的生活圈子几乎就是她的同事。领班在北京工作十多年了，见了许多新鲜事。在刘春燕心里，领班是一个经历丰富得可以拍电视剧的人。

在她住的地下室里，隔壁也是和她一样的保洁，另一个较大的房间，住着一对夫妻和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男人才27岁，是送外卖的。偶尔闲时，他们会坐在一起聊天。

他们都是倚仗移动互联网讨生活的人。送外卖的阿龙每天9点上班，外卖员集合后便分散到各处，阿龙爱待在麦当劳里，那里环境好，冬暖夏凉。外卖员们各自抱着手机，关注最新出现的配送单，谁手快抢到就谁送。每一单大概收入5到10元。阿龙每天可以做30单左右。

在送外卖前，阿龙原本是一名电气自动化调试员，他中专毕业，学习的就是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妻子怀孕后，为了照料老婆孩子，他开始干起了送外卖的工作。这个工作只在饭点忙几个小时，闲下来他就回家给老婆孩子做饭吃。

“这份工作能够让我自己安排时间。” 但阿龙从心底上是瞧不上这份工作的，他时常向人抱怨：“你要是找老公，愿意找个送外卖的吗？”

阿龙对这个社会的体会更为敏感。从农村到城市，他觉得自己和别人错开了一个阶层。有了孩子之后，阿龙常常想，别人家的孩子生下来就住大房子，睡小摇篮，上好学校，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窝在10平米的小房子里。想到这些，他心生愤慨，认为自己遭到了不公。

刘春燕从心底里是不认同阿龙的。她告诉拉勾网，她喜欢北京，她在这里赚钱，付得起孩子的学费，还见识到很多能干的先生女士，他们待她都很好。她觉得自己很幸运。

刘春燕春节回家，时常跟家人感叹自己进了一个好公司。这里不拖欠工资，干得多赚得多，年底的时候，每人发了200元的红包。

2015年的年终大会，刘春燕被公司评为优秀员工。在几千双眼睛的关注下，刘春燕上台领奖，她出了一身的汗，紧张得一直低着头。轮到她发言时，她学着前面的人，声音颤抖地说：“感谢公司，感谢领班，感谢这份工作，让我的孩子能够上得起学。”

理想和现实

刘春燕眼中的徐明仍是遥不可及的“领导”，徐明眼中的刘春燕，仍是没有烦恼的“过客”，互联网让他们产生了微弱的联系，他们都朝着梦想靠近，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发出叹息。

天已经黑了。徐明听到客厅刘春燕打扫的声音，忽然想起应该给家里打个电话。简单聊了几句，他出屋准备煮元宵。一袋儿太多，他煮了一半，剩下一半放在冰箱。刘春燕正在客厅做收尾的工作。

一阵无聊感涌上徐明心头。在北京这段日子，这种感觉时常淹没他，每个周末，他几乎只能宅在家里，在无数夜晚，看游戏看得睡着的时候，逢年过节一个人吃饭的时候。“这个城市太大了，去哪儿都很远，更不想出门。太无聊了。”

徐明刚来北京那会儿，公司的一位女同事笑话他的四川口音，一直到现在，也爱拿“刘奶奶喝牛奶”这样的话来逗他。他对拉勾网说，刚开始他挺介意，很快就发现，这个城市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口音。

他确信自己成为了北京的一员，但有时，他又觉得这个城市离自己很遥远。不久前一位同事结婚，买房首付就一百多万，还背了一身债。买房没钱，买车摇不到号，户口没着落，待在北京就待在了一个大问号里。前段时间他换手机，怂恿同事跟自己一起换，那些比自己工资高的同事一个个都舍不得花钱，“看他们那样节省，我自己也觉得压力很大。”

“我是一定要回成都的。”徐明很坚定，他计划好有点积蓄就回家。这样焦躁的情绪减轻了不少。“一年前我想出来闯一闯，闯了之后发现也不过如此。”

徐明有时会有些羡慕刘春燕。她总是笑嘻嘻地，好像什么也不会想，没有烦恼。刘春燕此刻想的是，不知道自己儿子在学校有没有吃元宵，一会儿回家打个电话。

刘春燕的大儿子过年把女朋友带回家，两家父母也见了面，女孩家境优渥，而自己家里什么也没有，这是刘春燕的一块心病，“不回去，不回去，至少要赚到帮他们买个房子。” 

这是北京这座城市的神奇之处，它容纳所有人的梦想，承认每个人的努力。尽管，刘春燕眼中的徐明仍是遥不可及的“领导”，徐明眼中的刘春燕仍是没有烦恼的“过客”，互联网让他们产生了微弱的联系，他们都朝着梦想靠近，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发出叹息。

打扫完毕，刘春燕把所有的垃圾装进一个黑色大袋子里，收拾好东西，请正在煮元宵的徐明签字，然后说了声“谢谢”，离开了。

有那么一个瞬间，徐明想要把剩下的元宵送给刘春燕，这念头终究是一闪而过。刘春燕精神抖擞地骑上电动车，记起前一天打扫退租时捡回的一把面，打算回家去下面。

小区的门口围了一群人，正兴致勃勃地放礼花，礼花冲进夜色里爆开了亮眼的光，又星星落落地散落下来。刘春燕绕开人群，躲开烟火，径直往家的方向骑过去。

（文中刘春燕、徐明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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