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电商经济向左，分享经济向右

文 | 阑夕

当“社区电商化”正在演变为诸多创业公司创造收入的核心手段，阿里旗下C2C交易平台闲鱼开始启动“电商社区化”的战略，不再复制由淘宝和天猫早已铺好的成功路径。

甚至在闲鱼的角色定位上，也出现了电子商务和分享经济的调整和取舍，这在中国二手交易市场显得相当少见。

众所周知，“共享经济”和“分享经济”是“Shared Economy”的两种译法，前者的词性相对狭义，指的是产权与使用权分离的物资共享，比如Uber、Airbnb等，后者是广义性质的，把闲置物品的分享交易也归纳了进来，比如Nextdoor、Esty等。

而根据第一财经基于美国数据的估测，广义市场的规模大概是狭义市场的2.7倍，同时，这个差距的背后，也预先将发达国家剩余物资的存量考虑了进来。

有种说法在经济学界中一直存在：中国会延续日本在上世纪末段的过山车表现，无论着陆是软是硬，都将造就一个“繁荣中的萧条”出来。

也就是说，从有钱大妈在满世界奢品店里的挥金如土，到财富缩水之后开始愁苦生活品质的维系——就像日本中产成为二手交易或是当铺的主力客群那样——，可能只在一夜之间。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人口结构、消费结构仍在剧烈变动，当低线城市和一二线城市发生密集流动，以商品为中心的置换行为将变得极为普遍。

所以，在阿里修建的高速铁道上，电商经济是驱动力最强的火车头，它带着豪华客舱里的乘客“买买买”，侵吞消费市场，而分享经济——在阿里的组织体系里面，这个市场以前是不太被看重的——则是售卖站票的车尾，用于消化那些从前列车厢里传递而来的淘汰物品，从而避免价值流失。

闲鱼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成交规模大涨逾15倍，这份成绩，让它的独立运营姿势有了正向的实证。

除此之外，闲鱼的用户特征也是将其区别于电商经济的一个支点：在这个二手商品交易平台上，用户的销售/购买之比接近持平，也就是说，闲鱼没有买家和卖家的严格区隔，一个在上面卖掉闲置的“商家”，同时也是一个乐于消费的“顾客”。

就像美国市郊社区盛行的“跳蚤市场”，摆摊的人，不是为了狠狠的挣到一笔钱，他卖掉东西的钱，通常又被很快掏了出去从其他摆摊者的手中换到心仪之物，在这个短到极致的交易链条中，货币充当的是最原始的等价媒介职能，以物易物方是供需两端的共同目标。

因此，在未来的规划上，闲鱼抛弃了电商的那套做法——买流量、冲销量、大营销等——而是顺着分享经济的理念做出改进：打造社区。

马云在年初召开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谈及阿里与腾讯的竞争，他说腾讯和微信做了社交，阿里若要超越腾讯，不能模仿，而是要在社区上做文章。

这并非是社区一词首次被马云采用。早在2013年的阿里组织架构调整中，作为马云最重要的智囊之一，阿里战略部总参谋长曾鸣将社区化的企业改制列为“阿里未来两至三年最重要的事情”。

连自家企业、自家雇员都能“社区化”，阿里自然不会放过组织用户凝结关系的机会。

毕竟，从用户行为的逻辑也可以推断得出同样的结论：二手交易的大部分非职业卖家，不会像电商卖家那样舍得支付流量成本，闲鱼绝无可能如淘宝那样通过直通车这样的产品实现大规模的截流盈利。同时，买家在购买实际上已经属于非标准化状态下的二手商品时，沟通需求也要远超电商场景。

让用户结交起来，才是分享经济的护城河。

比如Airbnb会招揽专业的内容编辑和摄影师去采写那些在短租过程里发生的有趣故事，尤其鼓励房东与租户收获交易之外的情谊。

或是一个美国用户在Esty上订购一个日本的漆具，他可以请求店主定期给自己发送制作进度的视频，而后者往往会非常乐意这种展示自己技艺的充满尊重的邀约。

甚至互联网专车应用Lyft在与Uber竞争时备受拥趸推崇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由衷的鼓励车主和乘客借着偶然的缘分成为——至少在那段行程内——朋友，Lyft也从不要求司机主动帮助顾客开门或是拎箱，因为朋友之间不会这么“客套”。

而在闲鱼里，“鱼塘”功能被视为产品演化的重中之重，它开放用户以地理位置或是兴趣文化为“领地”创建“鱼塘”，就像一个围绕交易行为展开的微型群组，由“塘主”自行运营，并衍生出星罗棋布的大小社区生态。

和“站长大会”、“吧主大会”相似，闲鱼也在杭州西溪园区的主场举办了其历史上的第一次“塘主大会”，一个“塘主”说，曾有人要以数万元的价格收购他创建并运作的一个以苹果产品为主题的“鱼塘”，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咸鱼的团队，都认为这个收购开价“太看不起人了”。

因为这个“鱼塘”已经拥有140万用户的加入，可能是中国最大的二手iPhone交易中心，“塘主”可在遵守闲鱼规则的条件下进行变现，想象空间不容小觑。

闲鱼希望社区可以促进分享经济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其产品负责人处端曾收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名工程师的信件，后者希望申请当地“鱼塘”的“塘主”，帮助那些受封闭环境约束的科研人员家属能够相互交易闲置物品，并提议闲鱼可以尝试做一些线下集市。

如今，联合“塘主”在全球各地组织集市活动，已是闲鱼的一项例行公事，这既属于推动建立信任关系的行动，也是制造营销事件的恰当时机。

至于社区之后是什么——分享经济对于企业的利益仍是撮合的回报——还是一片真空。

分散、零碎、低频，这些都是二手交易市场的障碍，尤其是低频这块短板相当致命，毫不夸张的说，在分享经济这个行业，那些闲置的商品、技能、智力等要素之所以存量巨大却难以释放，就是限于渠道连接的成本太高。

在日本和韩国的一些城市，带有寄售性质的商店非常受到欢迎，人们可以直接将无用的个人物品——当然，不能是废品——拿过去寄售，除了提供收款信息之外，毋需多言任何话语，而寄售店则会对物品进行估价和定价，当成功售出后，就会将扣掉佣金之后的钱款汇给卖家。如果长时间滞销，卖家可以到店取回商品，并拿到一笔数字不大的抚慰金。

不止是一个平台，更是包含了一种服务，并以服务创造价值——在分享经济的商业模型里，如此的程序似乎才是主流。

那么问题来了：即使是在“跳蚤市场”和线下社区高度成熟的美国，闲置物品流通的渗透率也不过区区0.8%（2013年数据），在地域差异更加分明、信任环境更加恶劣的中国，激活这些存量，仅仅依靠阿里和闲鱼，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