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跃亭和周航撕的那么难看，最后又是“梦想”背锅

易到和乐视开撕，必然是两败俱伤。或者说，像贾跃亭、周航这么聪明的人，若不是趁着对手空虚，也不会开撕。只是这回巧了，他俩都挺虚。

我有个悲伤的预感，无论谁失败，失败的那个必谈梦想之伟大。

因利而聚，又因利而散，商业就是这样，本没有荣辱之分。只是，能不能别让再梦想背锅了？梦想已经这么稀缺，留给有需要的人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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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痞 | 出品

by 黑豆

1  

1934年，肖斯塔科维奇29岁时，他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在列宁格勒首演，获得巨大成功。他因此成为苏联乃至世界音乐界最闪耀夺目的作曲家，一时风光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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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灾难突然降临。1936年，斯大林看了这部剧莫斯科的首演。第一幕没结束，就愤然离场。

1月28日，《真理报》上登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不是音乐是混乱》——猛烈批评这部歌剧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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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作者是谁。

那一年，正是苏联大清洗的高潮，2000多万知识分子被处决或莫名其妙地失踪。每晚，肖斯塔科维奇静静的坐在家中，等待死亡。

可他没有死。

“斯大林喜欢把一个人与死神面对面地放到一起，然后让这个人按着自己的旋律跳舞。”

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对伏尔科夫回忆往事，说： “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

很快，他屈服于权利。一年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完成了《第五交响曲》，作为赎罪献给斯大林，成了真正的“人民艺术家”。再后来，有了成名作“肖七”《列宁格勒交响乐》。无论对于美国，或是苏联，这都是二战苏联的最高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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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怪他懦弱，那本来就是个所有人都卑微又胆怯的年代。但他又是一个蔑视强权的人。

幸好，音乐的虚幻足够让他隐藏愤怒；他的才华，也足够让他在光明和激昂中隐藏绝望。

回忆一生创作的15部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说：“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

比如，他第一次跪下献媚的《第五交响乐》，被官方解读为充满欢欣和光明。

知情人却能听出异样。当时的苏联作协主席法捷耶夫，偷偷的在日记里写道：“它的终曲是无可挽回的悲剧”。

2  

被高高捧起，又重重的摔下。站在泡沫顶端时，没人觉得自己会摔下来。预感到要摔下来时，狂潮中的创业者开始羡慕肖斯塔科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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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经历，足够掩饰不堪，甚至够给失败找个伟大的理由。

因为作品政治色彩太重，即便肖斯塔科维奇才华横溢，也始终被冠以“苏联时期”。他有过很多不堪的经历，但最后都被理解了，人们仍然同情他，怀念他。

或许，易到创始人周航正在这么做。今天，他刚在个人公号上更新了一篇《从撒哈拉回望中国》，开头的第一句就是“有时，真理与美好，并非触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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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失败”，他早已和自己达成和解，“面对它、接受它、解决它、放下它，然后从中成长，让自己以后生活的更好。”上一次他更新是在三个月前《我对美好的向往，就是让自由更近一些》。

现在回想，周航的个人公号是从去年7月开始转变画风的。他时而谈艺术，时而深沉忧郁。还经常配上音乐，朴树的《平凡之路》；或是在《重新理解失败》时，配上黄渤的《这就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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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更愿意给他配上肖斯塔科维奇，不是“肖七”而是《第二圆舞曲》。里面既有周航一贯的情怀和昂扬，还有他命运的注脚。

乍一听《第二圆舞曲》性感、狂野又华丽，背后却有令人伤感的算计。我总觉得，那是一对俊男美女特工在舞会上的相遇，彼此极尽挑逗之能事。却燃烧起性欲的小火苗时，各怀鬼胎，相互拔枪暗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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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说的，正是2015年的10月19日，乐视以7亿美金70%控股易到。这正是乐视和易到的婚礼进行曲。

3  

或许，周航曾经以为获得了爱情。两家公司共同之处颇多，都过得奔放、狂野；都高呼着梦想，又举步维艰。他们的相爱是注定，都善于用情怀挑逗外界。

当时的易到，正处于危局之中。周航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2010年易到成立，是第一家做网约车。差不多两年后，滴滴、快的才诞生。

但后者迅速追赶，并掀起一场烧钱大战，把易到拖入了战局。2014年12月，滴滴拿到一笔7亿美元的融资。两个月后和快的合并，占了网约车市场80%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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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公司合并的潜台词是——烧钱，烧不起了。

幸好，这样的场景在视频领域里出现过，周航见过，易到应该卖身。几番斡旋之下，最终想接盘的，只有乐视。

对于易到来说，乐视和贾跃亭，是红色内裤外穿的接盘侠。

婚后，2016年6月，周航血淋淋开了一场血淋淋的“道别”发布会。周航站在乐视风格的PPT面前高呼“对不起，不玩了”。当时不过是个噱头，“易到用车”变成了“易到共享汽车生态”。如今，你只能长叹一声“K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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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时代的易到，很快变得“乐视”起来，开始补贴、砸钱，变成了他不喜欢的易到。易到做的诸如“充100送100”，正是周航此前厌恶的不理智。

终于，乐视缺钱了。

周航说，“我们经常冷眼看着一家面临崩盘的公司。在外界看来，易到和乐视，都面临崩盘的危险。”

他说的对。这本身就是一场岌岌可危的利益婚姻。

他反击了。不得不说，他打得漂亮。先是聪明的点明了无法收场的“群体事件”，又适时的抛出13亿资金挪用。

然后高风亮节的说，请乐视解决司机和用户的问题。如果向他泼脏水管用，请，多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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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也被发现，站到了乐视的对立面，两个月前已经加入了小米系的顺为。各种消息源都，他还带着一个价格远低于乐视“聘礼”价格的方案，等待回归。

有人说，易到是理想主义的失败，但我觉得很多事不能全怪理想主义。我承认，周航是有梦想的；但我也必须承认，背后有利益。

苏联作家伏尔科夫还记得，肖斯塔科维奇晚年的样子：

“那是一张满是孩子气的脸，圆圆的镜片，蓬松的头发，总是尴尬和手足无措的神情，谨慎得几乎称得上畏惧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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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到创始人周航，也被知名媒体人骆轶航评价为有“少年气”。

骆轶航说他“总觉得有点怪”，后来才发现，这是一种和实际年龄不相称的气质。他还回忆起周航N年前，在黑马训练营忘情的演绎苦大仇深的创业歌曲《坚持》时的样子。“……一个苦苦坚持的人，表情能那么闪亮到飞起吗？”

我深以为然。在易到创业的不同阶段，我也和周航聊过几次，还主持过一个共享出行的Panel，嘉宾也有他。他不直接谈情怀，却话里话外不离他的共享情怀、不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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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梦想看起来触手可及的年代，每个人都极易被梦想打动，包括我。

每次，在我几乎要沉醉于共享经济的美好未来时，也总有一种“怪怪”的东西打断我。或许，那就是他面对质疑时，经常侧漏的“我有点受伤”的样子。

我猜，这就是“少年气”的来源，始终不能言行如一。心怀理想，在现实面前却不能时刻相信理想；也不能安心当个俗人，把理想全忘了。

4 

相反，我觉得贾跃亭，此时正需要“肖7”。

1941年到1944年，苏联抗击纳粹德国最艰苦的时候。列宁格勒被团团围住，即将被德国“在地图上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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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乐视也在打响他的列宁格勒。“在被困的900天中，仅官方统计，城内饿死的人就有60万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困了最初几个月，肖斯塔科维奇完成了《第七交响乐》。

1942年，乐谱被装入战斗机，飞行员冲破弹药封锁将它空投。此时，列宁格勒已经亨氏遍地，连一只完整的乐队都凑不齐。指挥饿的拿不起指挥棒，乐队也只能凑齐半支。

15分钟的排练后，《第七交响乐》首演，饥饿的人们聚拢起来。他对士气的提升不可估量，但许多乐手在演出结束刹那，昏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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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跃亭，正需要这首歌，来打响他缺钱的的战斗。

乐视讲的，一直是个“生态化反”的故事。每个战略板块都重投入，突破了某个限制，就产生化学反应了。然后，这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内容+终端”的巨无霸。

但前提是，在获得巨大的成功之前，乐视需要不断的装入有想象空间的新版块。乐视和易到的缘分也由此而来。

毕竟，能产生关联的内容和终端是有限的，故事却还要讲下去。当乐视有了视频、影业、体育，玩过了手机、电视，乃至自行车都能装上屏幕了。汽车这个大概念，自然不能放过。再放眼市场上，能纳入的新版块，也只有易到了。

可他忘了，不可阻挡的一见钟情，总是带来不可阻挡的相爱相杀。回想初见时分，可能某一刻，那过于性感的邂逅桥段，混淆了梦幻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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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关系，只维持了600天。他以为，易到会和他一起讲这个故事，没想到，周航揣着自己的故事。

在爱情到来之前，周航只见过贾跃亭一次。某个场合，周航曾说过，他曾换位思考，如果是自己，会不会收购易到。“可能不会，风险太大了，不仅要花那么多钱，还要投入那么多钱。”

换言之，周航和贾跃亭相生相克。相生之外，全是相克。

所以，得知周航向小米投怀送抱，贾跃亭怒不可遏，亲笔写下了“农夫与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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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应该是太愤怒了，不会想外人觉得这多可笑。

就如他时常忘了。他颠覆是产业，而不是规矩，巨大的供应商欠款已经让很多人恼怒，司机和用户的愤怒只是来得晚了一些。他经常为梦想窒息，但一个三年多就窒息100多次的人，是生命垂危。

在这一点上，周航不如他的对手，乐视CEO贾跃亭。无论创业之初、巅峰之时，还是现在这样的尴尬时刻，贾跃亭都是一副全清投入的样子。

无论“为梦想窒息”、“生态化反”被骂得多厉害，不管你信不信，贾跃亭都深信不疑。 你怼得再厉害点儿，他会坚定不移的告诉你，“那是一个你看不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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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妖魔鬼怪和大仙大神同时频繁出场的年代，我们渺小的人类难免恐惧。既然恐惧，也就不敢质疑什么未来了。

说实话，我不质疑贾跃亭的梦想，因为我根本就理解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对周航的批评看起来更多一些。因为批评贾跃亭没有太多意义，他从来就不是样本，只是个例。

这样的人，任何时代，都会有几个。他成为什么，取决于踏上了怎样的舞台。而且，历史上的大部分时候，他都是小丑、妄人，只有一两个时刻，能成为枭雄。

我猜，对于失败，贾跃亭不介意。他早就想好了，至少要做一块轰轰烈烈的碎玉。既然不介意，这么少见的事情，也就别谈什么“梦想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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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梦想的套路，大家已经见得太多了。这几年大家都知道那是“人民币的名义”了。

5 

或许有一天，周航、贾跃亭，都希望自己成为肖斯塔科维奇。

可他们毕竟不是肖斯塔科维奇。肖斯塔科维奇面临过的，是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的挤压痛苦。挤压周航和贾跃亭的“梦想”力度远远不够。

晚年，站在苏联音乐界荣耀的峰巅，肖斯塔科维奇却禁不住害怕。作为一个时代的幸存者，他不怕死，但他担心死后的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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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一个人死了，别人就把他端上饭桌喂子孙后代。打个比方，就是把他收拾整齐送上亲爱的后代的饭桌，让他们胸前系着餐巾，手上拿起刀叉割死者的肉吃。你知道，死人有个毛病，就是凉得太慢，他们太烫，所以就给他们浇上纪念的汤汁——最好的胶质，把他们变成肉冻……”

何况，卑微和懦弱是那一代人高压之下的不得已选择，肖斯塔科维奇从未因为利益，真正说服、原谅过自己。

他的后半生都惴惴不安。

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列比亚德金上尉诗四首》，主人公是一个可怜虫，被人像狗一样杀死。

他为这个人配了充满柔情的音乐，说出了那句极为悲怆的话：“请在我们脏的时候爱我们，干净的时候人人都爱我们。”

但愿这句话，别被商业斡旋失败的人，当作伟大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