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信息窄化：7亿中国网民不该只有两种回声

中国的网络意见领袖们正在为咪蒙是否真爱国撕得死去活来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却成功地通过FaceTime阻止了一场军队哗变。人们在CNN、Facebook、YouTube上看到埃尔多安的呼吁后，其中的一些人决定走向街头、广场，以肉身之躯阻挡坦克的前进。

这场风波令西方尤为尴尬，长久以来土耳其军方都是世俗化和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捍卫者，而民选的文官政府则试图推行伊斯兰化，这种内在的冲突导致土耳其从1960年代到1980年发生三次政变。最近这次未遂的政变，也正是世俗和宗教两股力量的再平衡。

在既有的政治力量角逐之外，在本次土耳其政变风波中，社交媒体发挥了重要影响。无奈埃尔多安本人对社交媒体也抱持两面态度：他在Facebook和twitter上都开设有账号并不时更新动态，但另一方面，在2014年选举中，他又下令中断twitter和YouTube在土耳其的服务，理由是阻止竞争对手通过这些平台散布谣言。

对于社交网络的限制，也险些让埃尔多安自食恶果。全球的政治人物几乎都对社交网络爱恨交织。 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不再是一个虚拟世界，它早已深深地影响到了社会行为的交互和权力结构的变迁。在过去十年，新的权力核心要素正在从技术、资本转向信息。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资本和权力。

奥巴马赢得2008年总统大选胜选，很重要一点在于他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建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从而赢得了大量年轻人的选票和政治捐助。但在2011年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同样那拨奥巴马的支持者们却选择了走上街头，令奥巴马政府狼狈不堪。

在发动人民群众方面，社交网络展现出巨大动能，甚至把公共政策议题也变成了另一种信息消费：除了占领华尔街之外，今年发生的中东的MLH革命、台湾的TYH学运、香港的ZLZH，都与社交网络直接或间接的推波助澜有关。

但是，如果把社交网络归结为谣言、社会动荡、群众运动的播种机，显然是搞错了对象。

首先说谣言。社交网络的确为信息提供了快速传播的通道，但其强大的纠错功能也更让谣言在网友的相互监督中无处遁形。2014年，纽约哈勒姆发生爆炸后的12分钟，大数据科学家通过采集twitter对这一事件发出的图片、文字以及分享人地理位置，迅速地还原了这一爆炸发生的大概经过。

在中国，在看到不熟悉来源的单一微博消息时，很难证明消息的真实性。但对于突发新闻事件，将大量微信、微博信息集合在一起看，那么就可以获得关于这一事件最精确的数据描述，这一点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

再看近年来从中东到欧美、乃至香港、台湾所发生的一系列“运动”，大都这些地方存在的低迷经济与高失业率相关，而社交网络充其量只是扮演的一个导火索的工具而已。在没用社交网络的年代，2001年，一条短信就让菲律宾近百万民众上街集会三日，最终迫使当时的总统下台。

比起社交网络的泛政治化倾向，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社交网络的信息窄化问题，特别是由其引发的网络欺凌、群体极化和集体暴政。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14年在针对2800多位受访者调查发现，每10个网民中，有4个曾遭受过网络欺凌，有7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曾目睹过网络欺凌行为的发生。这些行为的表现形式有人身威胁，人肉搜索与跟踪，性骚扰等，当然后者的受害者主要存在于女性用户中。

比起网络欺凌，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还加速了用户物以类聚的过程，使得具有相同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并且孤立他人越来越容易，不同意见越来越难听进去，并且随之引发“沉默螺旋效应”：越极端的观点音量越来越大，而理性温和的声音则不断打压，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沉默，人们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声。

中国有七亿网民，不应该只有两种回声。

本文作者：波波夫（微信ID：trip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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