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货治理溯源：中国市场秩序监管体系需要一次大变革

3·15晚会一过，众多的企业都松了一口气。

不过，中国治理假冒伪劣商品的动作，却不会因为一个节日的过去而放松。

治理假货问题也是2017年两会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认为，假冒伪劣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困扰的问题。

像治理酒驾一样打假，张茅表示赞同，即便不能马上做到“天下无假”，但天下少假可期。

即便不是全部，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动议是由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提起来的。

3月7号，两会刚开始，马云在新浪发出微博，再次表明阿里将推动加重刑罚治理假货的决心。

马云提到，建议参考酒驾醉驾治理，假如销售一件假货拘留七天，制造一件假货入刑，那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食品药品安全现状，国家创新能力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参考其他国家的法律，很多国家队造假毫不留情。美国，初犯10年以上渐进，重犯20年以上，公司会罚到破产。

马云对假货开炮，早已不是第一次，每年3·15之前，马云都要呼吁一番。

而这一次，马云似乎使了洪荒之力，以外星人马云的功力，还有啥问题能困扰他这么久？

1、假货问题溯源

造假问题在中国为什么这么严重？

有人认为跟电商兴起，各个监管部门监管无法触及到网络造成的。

这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史完全不了解。

凡是有些阅历的人都知道，中国造假最为严重的时候，并非现在，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当时市场上充斥假货，买到正品倒是很稀奇的事。

计划经济解体，市场经济刚刚确立，彼时一套完善的社会主义公平市场监督机制还没有建立。

许多企业和个人钻空子，造假售假的成本极低，假货问题不光影响人民生活，甚至关系到国家安危，社会稳定。

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1998年山西朔州发生的震惊全国的假酒案。

1998年春节前后，山西省朔州市发现有数百群众因饮用含有过量甲醇的散装白酒而中毒，死亡27人，时任国家主席紧急批示严查问责。

假货问题摆在了国家领导人的日程表上，是首先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当时管理经济的最高领导朱总理多次强调此事。

四卷本的《朱镕基讲话实录》里，谈质量管理和技术监督的篇幅很多，开篇第一讲就是技术监督工作，甚至在每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都有一段论述。

1993年朱总理在内蒙古考察时说，俄罗斯方面反映我们的假冒伪劣商品太多，严重影响了我们国家的声誉。靠假冒伪劣商品，国家是发展不起来的，是繁荣不起来的，是没有前途的。

在担任总理后的一次批示上，他说，放任假冒伪劣，国家就没有希望。

200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朱总理专门讲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他认为，首先要执法从严，现在很多的查处流于形式，最后给点行政处分了事。实际上，绝大部分案件都应该给予刑事处分，不是一个行政处分或者罚款可以解决问题的。

2、中国市场经济监管体系是如何运作的？

市场经济秩序监管，既是民众呼声、高层领导关注的重点，也是外界压力的结果。

实际上，因为2001年加入WTO，中国需要与世界接轨，中国的市场秩序监管机构都是那时建立和完善的。

市场秩序监管最重要的两个国务院机构，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质检总局都是2001年分别升级和组建的。

2001年4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改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升为正部级国务院直属机构，并在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施行省级以下的垂直管理。

2001年4月10日，国务院成立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李长江为第一任局长。

甫一成立，朱总理便在是年7月分别视察两个总局，勉励他们为市场经济秩序稳定作出贡献。

两者是如何分工的呢？是各管一段，生产领域归质检总局，而市场流通领域归工商总局。

按照朱的话说，界限就是“厂内厂外”。即厂门之内的监管问题由质检局负责，厂门以外的监管问题由工商局负责。

朱尤其强调，两个监管部门不要互相进入，市场上戴“大盖帽”的人越多，越不起作用。

2001年市场经济秩序监管体系建立完善以来，除了一些小修小补，今天的监管框架依然基于此。

3、监管逻辑是否依然成立？

2001年中国市场经济监管秩序建立的时候，恰恰跟另外一个历史进程重合：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

1999年阿里巴巴成立，2003年淘宝成立，2004年支付宝成立，2011年天猫成立。

在中国入世的16年里，中国的电商发展迅速。

2001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595亿元，电商销售忽略不计。

2016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万亿元，比2001年增长10倍，电商销售近5万亿，占比12%。

市场监管体制初期不用考虑的电商销售额，已经大大提升，而且马云坚信，电商销售占比将超过50%。

这说明什么？

市场经济监管体系必须跟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比如说，目前电商已经发展到C2B，用户定制化生产，但我们的监管，依然是按照厂内厂外来划分。

新零售的概念已经席卷了整个零售行业，电商改造了线下零售，监管层仍然以线下监管为主。

国家工商总局的机构设置，虽然有过更迭，但主要指责是根据《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08〕11号）；

同样，2001年之后，国家质检总局的职责范围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4、政府和企业各归其位

因为监管的缺位，作为行业龙头的阿里巴巴就不得不挑起一部分的社会责任。

实际上，因为自身特殊的技术实力，阿里会接下一些公共服务部门的合作。

比如12306刚上线时没有处理瞬时海量流量的能力，阿里处理双11的一些技术就帮上了忙。

在打假上，阿里投入很多。

在2016年3月阿里巴巴打假誓师大会上，马云将阿里巴巴每年投入10亿、运用最先进大数据防控模型的2000人专业打假队伍称为“打假国家队”，因为“假货最大的伤害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伤害。我们不仅仅为阿里巴巴而打，为中国而打，还在为我们的后代而打。”

但阿里并不是国家公权力，首先阿里只有举报违法者的义务，并没有处罚这些人的权力；其次，作为企业，主业毕竟是创造利润，倾全公司之力打假并不现实。

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

或许有人会问，社会经济发展了，监管机构跟着变化就行了。

但这是大大的误解。

行政和监管机构保持稳定性，确保在法律体系下运行对良好的市场秩序非常重要。

本届政府一直倡导的“简政放权”、“负面清单”的做法，就是要减少行政对经济的随便干预，政府依法行政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哪怕低效，也不能随意干预经济运行。

作为经济监管部门，两个总局都有执法权和罚款权。但在建立之初，收费和罚没都是“收支两条线”。

罚没收入直接入国库，跟两总局无关，不搞按比例返还，从机制和制度上保证公正执法、严格执法。

所以，即便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即便监管部门想要扩权，也有行政法阻拦；即便罚没收入可能很高，监管部门也不会去干，因为并没有经济利益。

这套监管体系有可能落后于社会发展，却能保证政府不干预经济运行的底线。

这就是体制运行的动态平衡，互相制约机制。

电商假货泛滥，如果推给体制问题，看似耍滑头，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有没有破局的办法？

有。答案更烂大街：改革。

既然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上层建筑也要随时而化。

在这个意义上，马云的呼吁非常有道理。

从制度上立法上改变目前制假售价的问题，让造假者受到金钱和自由的切肤之痛，才能打击假货的泛滥。

从监管层面，早就有人建议将监管市场经济运行的几大部委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药监总局等联合组建国家市场秩序监督管理委员会，打通厂内厂外，不再区分商品、食品、药品，当然也不管电商还是线下。

国家有国家的计划，每个公民有自己的义务。在现有情况下，修改法律，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恐怕是“天下无假”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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