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外媒专访网景公司创始人：乐观很重要
导语：美国《纽约杂志》上周日刊登了对网景公司创始人、硅谷著名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的专访，他在其中回顾了上世纪90年代的硅谷，并阐述了自己看待创业的态度，以及对其他宏观问题的看法。
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想从马克·安德森那里找出一些话题并不困难。这个身材高大的光头风险投资家，曾经是全球第一款网络浏览器网景的发明人，后来凭借投资Twitter和Facebook创造了巨额财富。现在，他俨然成了硅谷的“哲人王”。他在Twitter上异常活跃，四处开火。这不仅为他吸引了大量信徒，也令他陷入了不少的非议。在科技会议上，安德森一呼百应，总是能强力推广自己对未来的展望。
以下为采访摘要：
问：我记得你第一次碰到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时，他曾经问你：“网景是什么？”那件事很有趣。
答：他确实不知道。
问：你创办网景时他还在读中学。这个行业总是人才辈出，时不时地跳出一些颠覆者。短短十年，就会营造出截然不同的集体记忆。身处这样的行业，你有何感受？
答：这太神奇了。例如，现在感觉有两个硅谷。一个硅谷属于经历过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的人，还有一个属于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这两类人的心态截然不同。我们这些经历过2000年的人就好像留下了伤疤一样。
问：你1994年来到硅谷。当时是什么景象？
答：死气沉沉，死水一潭。1980年代有过PC的繁荣期，那场革命声势浩大，硅谷有苹果和英特尔，西雅图有微软。之后，美国在1988和1989年陷入经济衰退，紧跟着就是日本在随后十年的快速崛起。硅谷曾经有过一段辉煌时期，但日本抢走了我们的所有锋芒。美国经济直落谷底。如果能找到当时的报纸，你会发现那时哀鸿遍野。美国的科技行业死气沉沉，美国的经济增长毫无希望。美国的70后似乎都成了混子——胸无大志，游手好闲。
问：你当时在做什么？
答：我是来上大学的。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1994年来到硅谷，当时的硅谷还没有复苏。在高中时，我甚至想过必须要学日语才能从事科技行业。我最大的感触时：“我错过了时代，错过了一切。1980年代才是繁荣期，我来晚了。”但随后，我似乎成了周围的人里面最乐观的一个。我真的无比乐观，甚至乐观得有些过分，尤其是在新创意方面。当我把一个新创意呈现出来时，我不会问，“这能成功吗？”而是问，“要真成功了会怎样？”
我一直在努力保持这种思维，因为很容易就会滑向另外一种模式。我记得eBay发布时，我认为他们没戏。这算什么？跳蚤市场？人们的车库里能有多少闲置的东西？谁会要这些废物？但这些问题根本没有意义。eBay的创始人和投资人说，“别去想它能不能成功，万一真成功了呢？”如果真的成功了，你就会首次在全球构建起一个交易平台，可以变现所有的产品。你也会有一套真正的价格发现机制。
问：但你显然不认为什么创意都能成功。
答：是的。但总有人怀疑，总有人乐观。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至少从20年前开始，如果你是乐观者，基本都是对的。
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1999年能多一些怀疑，人们或许能保住自己的退休金。怀疑不是也可以在科技行业发挥自己的作用吗？
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这么说吧：如果你能指出过去几百年的几个时期，一切都十分稳定，没有变化，那答案或许没错。但其实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所以怀疑总是错的。
问：硅谷如今的所处的文化，似乎与1980年代的华尔街很像。
答：这有两面性。但企业家肯定认为最好在衰退期创业，尽管实际做起来未必更容易，因为衰退期的泡沫更少，更容易雇到人，竞争对手也更少。企业家说，在经济繁荣时期，创业反而更难，因为所有人都很兴奋，有太多的钱投向了太多昙花一现的公司。
问：如今的科技行业有几家大公司：Facebook、谷歌、亚马逊、苹果。你认为当今的哪些科技公司将会加入他们的行列？
答：我们投资的创业公司都会。
问：作为投资人，你入股的企业太多了。
答：可你必须公平对待每个孩子，给予他们相同的爱。
问：你特别喜欢挖出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人之前给出的悲观预测，至少在Twitter上是这样。他们当年曾经预计，互联网会成为下一个传真机。
答：这是你在科技行业的整体经历的一部分。这很奇怪，但却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你应该读过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吧？美国文化有一个矛盾之处：谈理论时，我们都喜欢变革，但当变革真正来临时，却会遭到很大的阻力。我们喜欢整体变革，不喜欢具体变革。无论人们做什么事情，总会有人说：“这太差劲了，根本成不了，太蠢了。”
问：媒体对科技行业的怀疑显然比你强。
答：这似乎更像是在孕育一种文化批判。我显然不认同其中的很多观点，但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谈论的话题：科技是否在吞噬所有工作岗位？还有收入不均问题，颠覆问题也会引发很多辩论。
问：我发现你不太喜欢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在《纽约客》上写的那篇关于颠覆的文章。
答：那篇文章没有多少分析，更像是一种声嘶力竭的尖叫。但最令我抓狂的言论是“创新已死”，这种论调在三年前比较普遍。在《大停滞》一书中，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说：“这些新东西都会完蛋，怎么可能与工业革命相提并论？根本不会再带来经济增长。”说实话，我宁愿批评科技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太大，也不承认科技毫无影响。
问：谈到文化批判，我们似乎处在硅谷的全盛期。《硅谷黑历史》集中展示了这一点。
答：那部剧很好看。
问：但那似乎是在讽刺你这样的人。
答：那部电视剧的确很好看。讽刺的很到位——之前从没有过这样的内容。我认识里面的每一个人。
问：那位风险投资家似乎并不走运。
答：那些角色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我认识那家伙。
问：是谁？
答：我不能说，但我跟他很熟，我喜欢跟他交流。他就是那样。
问：硅谷因为缺乏多样性而遭到批评。例如，Twitter有90%的员工是男性，白人占比也超过50%。
答：我认为这些讨论完全有根据，但我不同意里面的很多具体观点。
问：你有什么看法？
答：有人说硅谷企业系统性地歧视某些人群，这其实是不对的，原因有二：
第一，这些公司内部就像联合国一样。所有的多样性研究都显示，工程师有70%是白人和亚洲人。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亚洲人似乎被视为同一个群体。然后是“白人”：当你走进一家公司时，会发现不少美国人，但也有俄罗斯人、东欧人、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此外还有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泰国人、印尼人和越南人。这些人都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我们很多公司的穆斯林员工比例其实已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第二，我们的公司都求贤若渴。他们都极度渴望人才。他们就像躺在沙滩上喘气一样，因为他们都得不到足够的人才。这种求贤若渴的动力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问：如何解释报告中的数据呢？
答：有两个根本问题导致很多人认为硅谷存在歧视，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确需要解决。一个是教育不平等。硅谷成功的标准路径是：出生于美国中上层家庭，然后去斯坦福上学，得到良好的科技教育，教授也很关心你，然后你来到硅谷，获得了技能，发家致富。
但世界上的多数人——包括美国之外的多数人，甚至很多美国人(例如我的家乡威斯康星的乡下和一些内陆城市)——却永远得不到这样的教育机会。
问：你认同硅谷的精英统治理想吗？
答：认同。但我认为，这种理想现在已经被两件事情破坏：首先是教育技能的发展，另外一个是渠道的畅通。我认为最有趣的一种批评是：如果你知人善用，如果你能够接触到全面的社会关系，那么精英统治就能奏效。风险投资家是如何制定投资决策的？我们都是根据已有的社会关系相互推荐的。如果有人谁都不认识怎么办？如果你不认识Facebook的招聘官，你就得不到那份工作怎么办？如果你不认识风险投资家就融不到资怎么办？我认为，应该拓宽网络，让所有能做出贡献的人都可以融入这个人际网络。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问：我们主要谈的是种族多样性。但性别多样性的问题同样存在。
答：没错，这是一回事。
问：一回事？
答：没错，是一回事。
问：那就是说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没必要写那本书了？
答：我觉得雪莉的书写的很好。
问：但那本书的所有内容都是在阐述系统性的偏见。
答：我不会对雪莉的话做事后评判。我们总会引用书中的句子：每当有人靠在墙角畏缩不前，我们都会“向前一步，坐在桌前”。
问：这已经成了一句口号。但我认为这句口号之所以吸引人，恰恰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女性在科技行业的处境比男性更加艰难。
答：我是雪莉的粉丝。她完全有能力表达自我。但我认为，那本书传递出的最核心理念是，人们对他们自己命运的掌控力超出他们的想象。这本书中有一部分让她遭到很多抨击：“你可以让自己更好地融入环境。你完全可以坐在桌前。”
这恰恰是我所担心的事情。斯坦福的毕业生根本满足不了需求。斯坦福每年有多少理科生毕业？五百？六百？再加上伯克利，再加上2000。这根本不够。社会各界都在努力。谷歌就在资助Code.org这样的编程学校。
问：你可以或许可以引领整个在线教育运动。但对我来说，问题在于：谁是在线教育的主要受众？他们几乎都是自学者。低收入群体从中获益反而最少。
答：现在下结论还有些为时尚早，因为我们还处在科技发展的初期。这就像是批评DOS 1.0，认为它永远变不成Windows PC一样。我们仍处在探索阶段。我们不能用旧办法来开展教育，不能建设太多的校园，因为没有空间，没有资金，没有教授。如果你能考上哈佛，那就尽管去读。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在于，印度尼西亚一个14岁的孩子可能面临两种选择：可以继续务农，也可以在接受斯坦福那种品质的教育后，踏上职场。
人们还低估了娱乐行业对教育的影响。现在，慕课(MOOCs)的制作水准还很低：必须要在课堂里拍摄教授们的授课画面。但我们可以畅想一下未来。10年后，你或许可以在线学习数学101课程。或许可以获得好评，而且能够得到全面认可。我们还有可能每个学期吸引100万学生。每个学生可能都会支付100美元。也就是每个学期的收入为1亿美元。要制作这样的课程，我们愿意投入多少制作预算？
问：你可以聘请詹姆斯·卡梅伦(James Cameron)来拍摄。
答：可以聘请卡梅伦拍摄数学101课程。或者，我们还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来学习罗马帝国的战争史，走进战场亲身体验一番，然后飞到战场上面看一看。整个课程就是为了让学生们亲眼看看，然后告诉他们：“这就是历史发生的地方。”没准也可以在环球剧院再现最初的莎士比亚戏剧
问：再来谈谈机器人吧，这是你最喜欢的话题之一。
答：当然。
问：你曾经说过，未来会有两类人：一类是听从电脑指令的人，另外一类是向电脑下达指令的人。
答：我不认同我之前的说法。
问：人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担心自动化会给经济带来破坏。
答：没人愿意走回头路，之前的农耕生活很辛苦。农民早晨6点就要起床，一天劳作14小时。工业时代的岗位也很糟糕，总是有人在工厂里死亡。这些工作都很糟糕。新工作要好得多。这正是中国、印尼和越南正在发生的事情。每一次富士康对外招聘，都有数万人申请加入。在发展中国家，人们都在努力进入现代化的工厂工作，因为其他工作岗位更加糟糕。结论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的工作也会改善。
问：但如果他们发明了一台机器来清理酒店房间，便可以提升酒店效率，酒店也能节省成本。可现在的酒店清洁工怎么办？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可以参与到其他经济层面中？
答：从经济角度来看，你说的是“劳动合成谬误”，因为清洁工并不是酒店的唯一岗位。如果你去大城市的现代化酒店，会发现清洁工并不是全部的劳动力。水疗、健身房、餐厅等各个部门都在贡献新的岗位。如果你去100年前的酒店看看，这些岗位都不存在。这是一个发展周期，跟税收有些类似：随着经济的增长，税收会增加，然后反过来为人们提供保障。
有人或许认为，为了保住清洁工的工作，就不应该使用这些新机器。以前，有人专门负责到酒店房间里点燃炉火。我们是否应当放弃暖气系统，让这些人重新回来生火？在发明冰箱前，还有人专门负责运冰。我们是否应该回到那样的时代？如果你认为机器是敌人，就应该回到过去。如果你按照这种逻辑思考下去，一切都会倒退回最初的状态，那就是农耕时代。我们最好自给自足，自己给自己缝衣服。
问：那是猎人的天堂。
答：如果我们是猎人，那肯定是个好时代。
问：有人说，旧金山的不平等比卢旺达更严重。
答：那就搬到卢旺达去住，看看你在那里是什么处境。问题自然会有答案。
问：看来你不是很信奉皮凯蒂(Piketty)的理论。
答：我不想生活在农奴时期。我认为这完全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我们拥有合理而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且有非常强大的“安全网”。我们的税率很高，可以产生巨额税收，但也可以由此构建巨大的安全网。全美目前有15个营养辅助项目。不是1个，是15个。
问：你认为应用技术的加速发展令消费者的日子更好过了，这一点我很赞同。但对生产者来说，情况却越来越糟。以亚马逊为例。作为消费者，我喜欢亚马逊，很多东西都很便宜，而且送货上门。但作为作家，亚马逊的力量却令我畏惧。Spotify同样如此，作为消费者，我们可以拥有更多选择。但音乐制作者却感到了压榨。你对未来的设想有些令我担忧，原因在于你似乎把所有人都视作消费者，而非生产者。
答：不，不，不，不，不。我既把人们当做消费者，也把他们当做生产者。同一项技术也可以孕育更好的生产者。如果没有这些技术，你能成为比今天更好的生产者吗？
问：没错，但如果我是一个音乐人，每100万次点击只获得了6美元。你认为这是合理的补偿吗？
答：这种情况确实有些棘手，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价值符合我们的预期吗？
问：你的答案是什么？
答：这得看情况。看看那些最成功的作家，他们可以靠演讲赚钱。音乐人的演唱会业务过去15年扩大了4倍。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复制的内容十分充足，而现场体验变得稀缺。所以，演唱会收入在增长。
问：但那只适合超级巨星。
答：未必，可能也适合巡回乐队，甚至普通乐队。看看那些能在1980年代卖出30万张专辑的重金属乐队，他们在全世界巡回演唱，赚得盆满钵满。即使是境况糟糕的乐队，现在也可以到人们的生日聚会上演唱，甚至在科技公司的发布会上表演。人们不想听老乐队的唱片，但如果能把他们请到生日聚会上，还是件很酷的事情。他们的演出费是2.5万美元。
问：未来就是让超级巨星在成人礼上表演？
答：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还有其他内容。你还可以进行演讲，告诉别人这些事情有多恐怖。
另外一点，唱片行业是寡头垄断行业。1990年代的音乐人之所以能通过CD获得不菲的收入，唯一的原因就是价格垄断。但在市场自由定价后，CD卖不到16美元了。之所以当初能卖16美元，是因为五大唱片公司联合起来搞价格垄断。谁来买单？消费者。消费者为何在数字音乐诞生初期的反应如此积极？是因为它打破了垄断。图书出版商也是一样。亚马逊打破了局面。那么问题来了：你愿意活在当初，还是现在？
问：作为消费者，我更愿意活在现在。但作为生产者，我的答案没有那么明确。
答：我觉得你没问题。但你可能必须要出去演讲了。
问：你昨晚在Twitter上发消息称：“亿万富翁的问题在于，没人会告诉你，你的主意其实很蠢。”你这是深有体会吗？这是你担心的问题吗？
答：我可不是亿万富翁！这正是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所有人都会立刻认定我是在说我自己。
问：但以你的地位，如果我为你工作，我肯定不敢告诉你，你的主意很蠢。
答：我发这条消息是想说，亿万富豪不知道自己处于这种状态。他们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因为他们感觉不出任何变化，他们只是感觉：“我还是以前的我，我在四处走动，做我自己的事情。”但他们很少会静下心来想想，“所有人对我的态度都比十年前更好。”顺便说一下，这不仅限于亿万富豪。还适用于总统、参议员、国会议员、市长，以及任何有权势的人。
问：你如何确保自己听到真实的反馈？
答：我每天早晨起床后，都会看到有很多人在Twitter上说我是傻瓜，而且写得很详细。这确实很有帮助。
问：他们真的说服过你吗？
答：他们确实能让我脚踏实地，他们能否说服我要等等看。我是说，他们一定程度上说服了我，我喜欢辩论。
问：真的吗？
答：对我来说，Twitter的一大作用就是与更多人争论。
问：从你在Twitter上的使用状态来看，你每晚好像只睡3个小时。
答：我的睡眠是间歇性的。
问：你办公室里有没有放一张床，好在白天休息一下？
答：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有一间带门的办公室，原因是，我第一次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张沙发。事实上，我昨天的确睡了个不错的午觉。
问：风险投资家每天都在干什么？我估计你每周要参加数十次会议。但如果我跟踪你24小时，会有什么结论？
答：事实上，我们每年只做大约15个决策。
问：生活很滋润啊。
答：是的。我们最终的价值就是投资回报。我们是投资者的受托人。他们信任我们，所以才把钱交给我们打理。公司的目的是进行投资，然后通过这些投资获得利润。我们一年大约进行15笔主要投资。所有这些都是重要决策。归根到底，我们最大的责任在那里？那就是制定这15个决策，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我的很多时间都跟我们投资的各家企业的创始人和CEO在一起。他们打电话时，我几乎随时待命。
问：再来谈谈休闲生活吧。你提到喜欢看电视。我知道你喜欢《死木》(Deadwood)。这仍是你的最爱吗？
答：是的，目前仍是。
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最适合风险投资家看的电视剧了。它讲的都是淘金热和构建社会的问题。你觉得你如果生活在那个年代，会成为淘金者吗？
答：我肯定会。《死木》发生在达科他，但加州显然也处在零点。所以毫无疑问，我的医生都完全着迷于成为先驱。
问：谈到先驱精神，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延长寿命的问题。令很多技术人士感到困扰的是，我们至今没有征服死亡。
答：有意思的是，如果你调查一下美国人，问问他们是否愿意延长寿命，会有很多人说“不愿意”。比例可能达到70%或80%。
问：你跟他们有共鸣吗？
答：我认为应该注意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是整体现象——随着人们逐渐老去，他们对新思想会越发抗拒。这并不是个人问题，也有很多例外。但从整体来看，以社会角度来解读，的确是这种情况。另外一个问题是不平等。如果你给人增加20或50年来积累财富，那么按照年龄来集中财富的程度将十分显著。
问：我不喜欢“遗产”这个词。但当你思考自己的一生，以及人们对你的认识时，你希望自己的遗产是什么？是网景吗？我的意思是说，网景显然会出现在你讣告的第一段。
答：你最好换个问法，别用那个词。
问：你认为自己迄今为止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答：哦，天呐。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问：我猜不会购买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的报纸吧？你曾经告诉《纽约时报》别再印刷了。
答：他们还没这么做。但他们可能会。情况似乎好转了很多。他们现在的在线业务似乎效果不错。事实上，我认为他们的战略备忘录很不错。
问：你会买苹果手表吗？
答：肯定会。但我不是个好的标杆。我的回答总是肯定的。每推出一款智能手表，我都会买。
问：我阅读你的资料时发现，你对人并不总是很热情。你记得你曾经说过：“我不喜欢人。”
答：概括地说，我喜欢人。
问：具体到个体层面呢？
答：个体层面，我不知道。(鼎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