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晓鸽悼念IDG创始人麦戈文：22年追随与22分钟告别

编者按：本文转自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熊晓鸽先生博客，讲述了他与IDG已故创办人麦戈文先生之间的友谊。

麦戈文于1964年创立IDG，IDG是全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出版、研究、展览与技术风险投资公司，麦戈文先生于2014年3月去世，享年76岁。

熊晓鸽系麦戈文在中国区拓展业务的关键人物，这篇文章讲述了他与麦戈文之间22年的友谊。推荐大家阅读。

以下为全文：

5月31日在波士顿，和IDG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帕特里克·杰·麦戈文先生（Mr. Patrick. J. McGovern）的家人一起，将他的一部分骨灰埋在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院外的一棵树下；6月2日在旧金山，IDG资本完成最新一期价值5.86亿美元的募集融资。

从1993年6月1日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经21年历练，惟此轮融资悲欣交集，苦乐不知。今年3月19日，麦先生突然辞世。我们4月1日启动融资，各位同仁兢兢业业，互助共勉。这期基金的按时超募成功，亦是对麦先生最好的告慰和怀念。

22年与22分钟

我1991年11月6日加入IDG，成为董事长帕特里克·杰·麦戈文（Patrick. J. McGovern）的亚洲业务开发助理。在公司内部，大家都叫他“Pat”；在中国，人们都习惯地称他为“老麦”。老麦酷爱中国，一生中130次访华，而我则陪同或接待了他110次。

4月30日，细雨如丝亦如思。在波士顿科学博物馆，我与老麦的家人、亲友、还有IDG的300多位同事一起，追忆分享了他带给我们的那些伟大和细琐……在我演讲的过程中，既听到会心的笑声，也看见闪烁的泪光。玛丽·达娜荷（Mary Dolaher）会后过来与我拥抱，说我的发言令她既感动又感慨。22年前，她是老麦的秘书，安排了老麦对我那堪称面试的第一次会见。而作为IDG世展公司的总裁，她策划和安排了这次老麦的追思纪念会。

22年追随，22分钟告别

北京，3月16日清晨，8点半，我的美国手机铃响了。一看号码，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是一直等待又害怕的那个电话来了。老麦的夫人说，“他想见四个人，我按他说的顺序挨个给你们打电话，你是第一个。”她的话音未落，我就克制不住地喊了起来：“你怎么等到现在才告诉我啊!”

20天前，一个原定老麦主持的电话会议，临时改由公司的财务总监代替，他解释，老麦感冒了，不能出席。我心头即刻阴云笼罩，对坐在身边的20年老搭档周全长叹一声，“老麦肯定病得不轻。”以我对他的了解，这个从来事必躬亲且绝对死而后已的人，怎么会因为感冒就缺席电话会议呢？这太不是老麦的风格了。接下来的几个电子邮件，包括我有意试探的电话留言，都没有回复……知道要有坏消息，但不知道坏到什么程度，悬着一颗心的日子，格外黑暗而漫长，无比煎熬。

飞机绕了半个地球，落地的时候，还是旧金山的3月16 日。时间仿佛凝滞，我的心境，却在明媚的春日直坠寒冷的冰窖。躺在斯坦福大学医院病床上的老麦，是我从未见过的陌生，虚弱，几乎不能言，尽管他在努力积聚全身的每一分力气，想要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与我交谈。

我知道，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该轮到我来给他鼓劲加油了。22年来，无论是顺风还是逆水，老麦总是会在每个季度结束前，寄给我一张他手写的“Good News”（好消息）贺卡，既为我们大大小小的成功鼓掌，也为我们困境中的坚持喝彩。他是我们永远乐观从不言败的拉拉队长。现在，我也带来了让他高兴的“Good News”，是我在接到电话飞扑机场前匆忙抓到的：一本IDG在台湾新出版的国家地理杂志，一本我们刚刚印刷的IDG在中国的公益慈善宣传手册，上面有向中国3所大学捐建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的最新进展……老麦脸上有了依稀的笑容，说很感动我这么快不远万里来看他，甚至细心地问候周全和我的父亲。我忍不住告诉老麦，在离家赴学前，我和父亲生活了20年，而在IDG工作后，我和他共事超过22年，比和我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这话似乎勾起了老麦的无限感慨，他喃喃地念叨着，在我力图记下他最后叮咛的手机录音中，留下了他模模糊糊反反复复的一连串“Our special relationship（我们的特殊关系）……”

是的，我们之间是如此特殊，以至于在他垂危的病床前，我只能以他所喜欢的“Good News” 和他道别。因为怕他太累，我一直留意着手机上的时间。追随老麦22年的时光，就在这短短的22分钟里，如滔滔逝水一般，波光滟潋永不可追。直到走出病房时，隔着门口的布帘，我从帘缝中注视着他，不忍移步，郁积胸口的热泪终于汹涌而出，无声，无息，无力，无奈。

我19日晚回到北京，第二天清晨，噩耗就追着我的脚步到了。

特殊的信任，特殊的情谊

老麦和我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有点特殊。

1988年，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个学生，一边在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读书，一边在卡纳斯出版公司的《电子导报》打工，每小时挣15美元。恰逢中信集团董事局主席荣毅仁先生访美并在弗莱彻演讲，我便鼓动杂志社赞助了演讲后的晚宴。老麦想与荣主席交谈，揪住当时在会场忙前忙后的我给他临时当翻译，不过是一面之缘，相互间留下一点好感。

1989年，我已是《电子导报》亚洲版的主任编辑。杂志社的中方合作伙伴应邀来美，与卡纳斯的总裁短暂会晤10分钟之后，想顺便拜会麦先生。我陪同前往，全天受到热情款待。老麦临时请的女翻译不熟悉电子行业，我又当了一次义务翻译。

1991年第三次见面，是我主动约的老麦。那时候卡纳斯全面撤出中国市场，让有意回国发展的我大失所望。在好友周全的怂恿下，我斗胆给近几年大力在中国开疆辟土的老麦写了封只有３句话的信。老麦的秘书给我约谈45分钟，结果我们谈了三小时。临别，老麦问我对薪酬有什么要求，我坦言：“我只知道中国大有前景，可是也不知道到底能给你赚多少钱。这样吧，如果你愿意聘我，可以先付我和现在卡纳斯公司同样的工资，但我有一个要求，我要直接向你汇报。”我其实是因为在卡纳斯的这几年，交上去的所有“宏伟蓝图”因为层级审批最后全都泥牛入海而伤透了心。

老麦居然痛快地答应了。1991年11月6日，我正式加入IDG。12月初回中国，三天内，凭着老麦一纸传真的授权书，顺利签约并购了《网络世界》，从此开始了我们在中国不断造梦、圆梦的奇迹之旅。

说起来，22年真是一段不短的时光，可是刻印在记忆里的并不是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而是一些日常相处的片断。比如，无论我在中国如何建功立业日理万机忙得焦头烂额，只要老麦一来，我就是他须臾不可离身的翻译，坚决不让我给他另请高明。他说，“我觉得你译得最好，我看过手表，你翻译的时间和我讲话的时间一样长。”

1980年他创办中国的《计算机世界》时讲过一个笑话— 60年代中期，美国《计算机世界》的办公室在一家中餐馆的楼上，每天下午4点半左右，编辑们就会被楼下中餐馆开始起油锅炒菜的阵阵浓香催促着赶紧截稿。因此，美国的《计算机世界》从未误过刊期。所以老麦认为中餐对《计算机世界》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是他对中国情有独钟的原因之一。他讲了足足5分钟，翻译只说了两句话，全场便哄堂大笑。老麦深为中文之简练而折服，遂向旁人请教其中奥妙，原来翻译直接告诉大家，老麦讲了个很幽默的笑话，请各位大笑并鼓掌。老麦虽然对我不偷工减料大表赞赏，却也并不反对我对他的演讲添油加醋，用他的话来形容是“自动编译（automatic editing）”，所以只要我在场，他就会自由自在地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妙语如珠挥洒自如。

也许是作为我让他“自由发言”的回报，他也给予整个IDG中国团队一个自由发挥、发展的宝贵空间。1993年，我们与上海科委合作，投资2000万美元成立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开始在一片陌生蛮荒的领域探索耕耘。整整7年，颗粒无收。那些年里，每年老麦到中国巡视五六次，次次让我们提心吊胆，只怕他突然一灰心，就此罢手，收回所有投资和预算。可每次，对着一张几近空白的成绩单，老麦总是淡定自若谈笑风生，一派胜券在握的笃定。连周全都不得不佩服，“老麦是我见过的唯一比你还要乐观的人”。2000年后，随着中国公司纷纷登陆纳斯达克，我们终于迎来丰硕的收获期。2011年11月6日，老麦抱病与夫人专程到北京宴请我，祝贺并感谢我加入IDG 20周年。我问他当年为何敢拿偌大资金赌在我这个毫无经验的人身上。他笑道，“Because you are the guy who'd bet your youth on China’s future（因为你这家伙敢拿自己的青春来赌中国的未来）”，他狡黠地一眨眼，那言下之意是，有赌命运的人垫底，他赌点钱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后来，我们管理的基金越来越大，IDG在基金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但我们始终是“IDG资本”。不敢忘记第一个为我们交学费的人，那个在我的心目中，被永远视为老板和导师的人。

留下两个传奇

中国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大约可以形容我心底对老麦的敬爱，也或多或少地道出了我俩之间的那点“特殊”。但两年前，老麦的固执曾经狠狠地打击过我的“自作多情”。2012年1月，老麦在经历两次心脏手术的恢复期又遭遇感冒，病体奄奄，但他执意要亲自去印度参加会议，他太太十万火急电招我去劝阻。我专程坐飞机赶到，自告奋勇愿代替他出差，没想到他硬梆梆地就回了我一句，“我们就别讨论这个问题了。旅行让我感觉良好（Travel makes me feel good）。”这是老麦第一次也是唯一对我说“不”。事后，我还不无伤心地对周全说，老麦毕竟不是我的父亲，否则，我无须请求，只要大喝一声，“不许去！”

老麦还有一个让我“胆寒”的习惯：他一坐上飞机，就会拿出各种文件全神贯注地工作，一路上一刻不停。如此这般地以身作则，简直让长途旅行中想合眼休息一会儿的下属如坐针毡。所以，除非万不得已，我决不会和老麦乘同一班飞机。

从26岁创业的那天开始，老麦就是以这种几乎不近人情的勤奋，拼命工作了50年。我想，他的挤出了每一滴水分的50年相当于普通人的100年，他的生命也由此浓墨而重彩。在老麦的病床前，在我们相处的最后22分钟里，我告诉他这一生他创造了两个传奇：

1964年，他创建了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是全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出版、研究、会展与风险投资公司，在信息产业界的舆论影响力独步鳌头。

2000年，他和夫人共同承诺于20年间捐献3.5亿美元，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设立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十几年来，研究院成果累累人才济济，获得过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多种奖项。

而我，一直是老麦最信任的、有着“自动编译”功能的“翻译”，所以现在他这两个传奇都有了完整忠实乃至超越美国的中国版：IDG公司在中国合资与合作出版的与计算机、电子、通讯、乃至消费有关的报纸和杂志共计40余种；IDG资本管理的风险基金已超过40亿美元；去年11月最后一次访华，老麦又为IDG在中国的投资做出了新的承诺；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捐建的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已全部签约，陆续启动。

老麦的人生华彩篇章猝然而止，惟其功德圆满，福泽后世，却也让我倍觉任重而道远。他常说，一生受益于母亲教给他的人生三大乐趣：永远做自己喜欢与有激情的事；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共事；不断实现新的期待和梦想。而我此时此刻的期待，就和22年前的老麦一样，要去努力发现和起用敢拿自己的青春赌未来的追梦人，新一代的“我和周全”……那将是另一篇崭新的传奇，在生意盎然的春天里，破土而出，抽枝发芽，茁壮成林。

悲余痛后，我终于渐悟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之真谛。虽天人永隔，冥冥之中，老麦与我，仿佛又一次灵犀相通。

有的人走进我们的生命里，永不消逝，因为他和他所成就的一切，不仅为我们标示出人生的高度，同时也激励我们追寻梦想、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