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全球第一家互联网法院诞生在中国？

2019年9月9日下午，杭州互联网法院。偌大的立案大厅一派静谧，墙上的浮雕大字“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显得庄严肃穆。没有传统法院的人头攒动，只有一位当事人在向工作人员咨询立案事宜。进入这里，人民网记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真安静”。

“每天来现场立案的人屈指可数。”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工作人员介绍。事实上，现场“静悄悄”的背后是互联网法院“24小时不打烊”的“火热”。起诉、立案、庭审、执行等等，这些工作全部转移到线上进行。曾经耗资劳神的打官司，如今变得如同“网购”一般便捷。

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至今两年有余。作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家专业互联网法院，它于2017年8月18日正式挂牌。一年后，2018年9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相继成立。如今，三家互联网法院运转平稳、备受好评，在中国司法改革和网络治理创新的光辉历程中，写下浓重一笔。

作为全球第77个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国家，中国的互联网之旅起步并不早。那么，全世界第一家互联网法院为什么会诞生在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钱潮路22号的杭州互联网法院大楼。 杭州互联网法院供图

护航互联网产业的时代使命

“从我出门开始，扫码乘车，再到中午叫外卖，下班后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打车、网购、玩游戏、看短视频，简直无时无刻不在互联网上消费。” 在北京建国门上班的小赵告诉人民网记者：“你看，我手机里APP有90多个。”

一分钟内，中国的互联网上在发生什么？接入流量46804G、6.5万条微博被发出、39.6万人登录微信、62.5万部优酷土豆视频被观看、1388辆出租车在滴滴上被呼叫、774个人在淘宝和天猫下单、4166667个百度搜索请求、移动支付金额3.79亿元、网上商品零售1043万元……不论是小赵的互联网消费日常，还是这些令人惊叹的数字，都是中国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印证。

“移动支付太方便、太轻松了！”在北京体验24小时无现金生存后，CNN记者发出感慨，并将体验视频放上了网络。

“移动支付”是中国互联网的一张靓丽名片。BBC中文网在文章《中国互联网为何能超过西方国家？》中称：“无论是（互联网）服务的普及程度——包括虚拟货币的广泛使用——还是人们使用服务的方式，中国目前都已远远领先西方。”

今年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5周年，回望来时路，不乏曲折却始终坚定奋进，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变革与创新，逐渐开花结果。

截至2019年8月30日，中国网民已达8.54亿，互联网普惠化成果显著；国家网信办《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4.8%，位居全球第二位；移动支付、网约车、共享单车等互联网经济新业态引领世界潮流。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和占GDP比重逐年增加。 制图：熊剪梅

享受互联网发展红利的同时，成长中的烦恼也不断涌现。电商迅猛发展的同时，相关纠纷也井喷式增长，仅杭州法院受理的电子商务案件，就从2013年的600件，跃升至 2016年的10000多件；直播、短视频等传播形式不断出现，新型知识产权纠纷纷至沓来……海量涉网纠纷的出现，令传统法院承受巨大压力。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纠纷越来越多，急需在司法层面有一个专门的法院，有专业的队伍、专业的技术手段去处理。”杭州互联网法院副院长王江桥指出，互联网法院的诞生有着极强的现实需求。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出现，是中国司法主动适应和服务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选择。

“互联网法院的建设，既来自现实社会的需求，同时也意在探索解决现实社会需求。”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王四新指出，互联网法院能够寻求类型化问题的统一解决方式、解决程序，为网络治理提供范例。

直播时使用了1分10秒的未授权音乐，算不算侵权？北京互联网法院给出了肯定答案。因主播冯提莫在斗鱼平台直播节目中使用未授权歌曲，2018年12月27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开宣判斗鱼公司赔偿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经济损失2000元及因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3200元。

北京互联网法院在线审理斗鱼著作权案。 北京互联网法院供图

这起新型网络著作权案件引发高度关注，庭审直播在网络中引发了1.5亿话题量。“以司法为新兴互联网产业发展保驾护航，绝对不等同于一味纵容。对于乱象，恰恰应当及时纠偏，尽早将其引入正轨。”在北京互联网法院成立一周年新闻发布会上，法官助理朱玥讲述了审理案件感受。

自成立以来，杭州、北京、广州三家互联网法院遇到的棘手案件不胜枚举：比特币是否具有商品属性？微信表情包是否构成版权保护？“图解电影”是否侵权？“暗刷流量”网络服务如何评判？网络侵害人格权的边界如何厘定……互联网法院通过审定一起起典型案件，划定了网络参与者的行为边界。

王江桥指出，典型案例对于提炼网络裁判规则意义重大，“互联网法院一定是在网络治理中，通过大量的个案总结规则，进行司法指引，最终目的是营造一种清朗的互联网环境，引导当事人在互联网领域讲诚信、守规矩。”

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互联网法院首先诞生在中国是历史的必然，只有中国具备这样的体制机制背景和优势。”王江桥介绍，美国多年前就曾经研究过设立互联网法院，但始终无法落地，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诞生体现了中国司法坚持创新、服务人民的本色，体现了“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远见卓识”。

王江桥强调，设立互联网法院的目的，就是要更多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元的司法需求。

作为中国“电子商务之都”，杭州最早面对井喷式电商纠纷的挑战。2015年，杭州部分法院开始试点电子商务网上法庭，积极应对互联网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

2016年，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浙江省委副主委赵光育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关于设立中国(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建议》。建议提出：“应设立中国（杭州）互联网法院，加快推动网上法庭向互联网法院审判模式转变。”

2016年8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首次正式提出了设立互联网法院的设想。

2017年5月起，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先行先试，集中管辖杭州地区5类典型的涉网一审民事案件，首月收案超1000件。

2017年6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会议强调，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

尽管面临巨大的社会需求，但一个真正专业法院的建立，相当于在现有成熟的司法大厦上开辟一扇新窗，绝非易事。从设想到落地，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诞生依法有序、积极稳妥。

如果说，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经济造就了互联网法院诞生最初的那颗种子，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改革创新的司法体制，则是其萌发的丰沃土壤。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到“全面依法治国”，我国的司法体制通过不断改革创新走向完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纳入到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确定了司法体制改革的9大领域、129项任务。员额制改革、司法公开、智慧法院、执行攻坚……司法系统通过自我革新，积极践行司法为民理念。

互联网法院作为新时代司法改革创新的一个重要样本，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评价。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在《北京互联网法院评估报告》中指出，北京互联网法院作为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回应时代需要的一种新型法院形式，开辟了司法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的新领域，实现了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的新探索，司法效率显著提高，社会影响力渐显，夯实了互联网司法理论与实践基础，得到了理论界与实务界广泛认可。

司法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

“400毫升护手霜一瓶，确认吗？”2019年6月20日，杭州互联网法院的一场执行直播格外引人注目。执行人员手持5G区块链执法记录仪，远程向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进行确认。仅用时15分钟，所有涉案货物清点完毕。无延迟同频播放画面、毫秒级存取证，使得整个执行过程透明、高效。“5G+区块链”，两大“网红”科技辅助司法的效用体现得淋漓尽致。

杭州互联网法院执行法官实时在线与执行指挥中心、执行现场进行互动，被执行人远程见证物品清点并对结果进行确认。 杭州互联网法院供图

互联网法院的运转，离不开一个坚实的支撑力量——科技。继承全国智慧法院建设的经验，再经过无数次测试和优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成果得以集大成于“互联网法院”。自助立案、判决文书自动生成、语音识别系统……构成了互联网法院高效运转的基础。

互联网法院是司法与科技深度融合的重要创新实践。北京互联网法院在大厅一层设立了“在线诉讼体验区”，民众皆可预约参观。体验区内的科技产品令人眼花缭乱，AI虚拟法官、VR庭审观摩眼镜、智能语音同声传译系统……犹如一家科技馆。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的《互联网技术司法应用白皮书》显示，法律知识图谱技术、人脸识别技术、云视频技术、微服务架构技术等十大核心技术已运用于互联网审判。

北京互联网法院在线诉讼体验区。 段星宇摄

为突破粤港澳大湾区互联网纠纷调解地域限制，广州互联网法院上线粤港澳大湾区在线多元化解平台，推出5G智慧司法便民终端“E法亭”，通过“E法亭”进行“证件+指纹+人脸”三重认证，即可自助存证、立案、参与在线庭审和调解，实现在家门口打官司。

过去两年间，除了主动探索技术与司法的融合，杭州互联网法院还积极寻求跨区域的技术合作。2019年5月,杭州互联网法院联合上海一中院、苏州中院、合肥中院共同建立长三角司法区块链，推动长三角司法一体化。

“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谈及互联网法院为何在科技方面投入如此之多，王江桥表示：“互联网法院一定是在技术方面走在最前面的。我们尽可能将成熟的科技与司法融合，开发信息化项目，进行技术赋能，实现法院的高效、便民、开放，从而提升司法效率。”

杭州互联网法院挂牌后的第一起案件——《后宫甄嬛传》作者吴雪岚（笔名流潋紫）诉网易侵害作品网络传播权案，审理全程仅用时20分钟，北京的原告和杭州的被告均没有出现在法庭上。类似案例成为最好的普法教育。自媒体平台上，越来越多网民“自来水”式推介互联网法院，“一定要通过互联网法院维权，太方便了。”“案子判完了都不知道法院的门在哪儿。”

对法官们来说，有了“智能秘书”，不需再埋头梳理厚厚的卷宗，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审判核心事务中，有效缓解“案多人少”矛盾。北京互联网法院院长张雯曾表示：“如果没有互联网技术的支撑，法官即便是按照‘996’的工作状态，都不可能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

数据显示，从试运行以来至2019年9月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开庭平均用时和审理期限分别节约65%和25%。2018年9月9日至2019年8月31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庭共收案34263件，当事人遍布全国近200个城市。减少当事人出行里程2987万公里，节省的纸张可盖成90层高楼。2018年9月28日至2019年9月28日，广州互联网法院平均庭审时长25分钟，25名员额法官人均结案1118件，居全国第一。

“技术是路径，公正司法永远是灵魂。”对于业界担心过多追求技术会对司法程序造成损害，张雯如此界定技术的作用。张雯表示，法官不是简单地去依靠技术，而是深度融合，在细节上催生一种温馨的、更加细节化、更加丰满的审判方式。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7月的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所强调的，要遵循司法规律，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结合起来，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互联网法院在推动科技与司法深度融合方面的创新努力，正是对这一理念的积极践行。

网络空间治理的中国智慧

2018年8月，我国宣判的一个案件登上了英国《泰晤士报》：“（这个案例）被称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几个月后，它又被写入了当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正是出自杭州互联网法院。网红卡通形象“小猪佩奇”的著作权拥有者——两家英国公司，发现有两家广东公司未经授权在网上销售印有佩奇形象的玩具，于是将其告上法庭。其时，这是全国首例涉“小猪佩奇”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主审法官叶胜男既兴奋自豪，又倍感压力。“一边讨论一边查阅各种资料，那一周的每天晚上402办公室都是灯火通明。” 10天后，法院一审判决出台，判决被告两公司赔偿原告共计15万元。

判决不出所料引发了强烈反响。回顾整个案件，叶胜男感慨地说：“小猪佩奇权利人选择在杭州互联网法院起诉，正是基于对互联网法院司法能力的高度信任，互联网法院成为了当事人的国际‘诉讼优选地’。”

2018年，杭州互联网法院收到跨境纠纷80余件。针对跨境审理的特殊性，法官们通过全球首个司法区块链来解决境外证据调取中的电子证据存取证难题。而如果当事人一个在西半球，一个在东半球，则可通过全球首个“异步审理模式”来避免某一方当事人熬夜开庭。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一周年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在听取汇报后指出，杭州互联网法院创新司法跨境协同机制，充分展示我国互联网司法保护的良好形象，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

自成立之始，互联网法院就受到了广泛的国际关注。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两年来，已接待美国、法国、南非、越南、澳大利亚、阿联酋等3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法官、官员、学者500余人。王江桥对人民网记者回忆说：“我记得2017年11月的一个国外考察团来参观时，看了我们整个在线审理流程，他们用了一个词，不是说‘点赞’（good），而是用了‘无与伦比’（wonderful），他们觉得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审理整个案件太奇妙了，不可思议。”

设立互联网法院是我国推动完善互联网治理的一次积极探索，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王四新分析指出，在互联网之前，欧美国家通过判例法对世界新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法律秩序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一些著名的法律原则、法律秩序，包括一些著名的法律纠纷解决机构的设立都与欧美国家有关，可以说他们在这方面起到一种引领的作用。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在5G开拓的信息化新时代，中国完全有可能走到前面，作出更大贡献。

2019年10月20日，在杭州互联网法院80公里之外的乌镇，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如期而至。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互联网，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各国应顺应时代潮流，共迎风险挑战，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成长中的中国互联网法院，正是践行这一共识的绝佳样本。

责任编辑：陈近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