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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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至4月21日，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今年年会主题为《世界大变局：共襄全球治理盛举合奏“一带一路”强音》。

探讨全球前沿技术一直都是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重头戏。本次年会设置“解读中国”“把握世界变局和亚洲的发展大势”“‘一带一路’合作”“拥抱产业变革”“与新技术共舞”和“共享发展”六大板块，重在讨论全球视野下的产业发展新动向，内容包含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AI、数字支付与数字货币、5G、医疗新生态等热点话题，同时邀请全球科技前沿业者对全球科技创新热门话题进行讨论，向世界传达对前沿技术的思考和声音。

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如何弥合数字鸿沟、防范数字经济的风险，如何加强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监管，如何营造规范有序的政策环境等热点话题进行了探讨。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认为，数字经济的机遇非常值得期待，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跟消费者相关的数字经济还将大量发展。比如更加精准匹配需求的送货服务，自动驾驶和在线医疗等。二是工业互联或者产业互联网，生产环节和消费更好地结合。三是为了消费、为了产业互联网能够落地，需要做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他以自动驾驶为例，自动驾驶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车，而是路的问题，以后路上各种传感器、各种各样的信号会比现在多很多，这样才能保证自动驾驶的安全和完善。

在被问及如何看待我国2025年数字经济规模60万亿的目标时，他表示，“60万亿的目标可能太小了，应该GDP的50%以上都是数字经济。”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指出，这次疫情是非常好的触发器，催生出巨大的需求和流量，线上教育、线上培训、线上办公、生鲜电商等等，成为新的数字化的高潮。在回答主持人提出的消费互联网的增长是否进入平台期的问题时，沈建光认为，数字化的浪潮层出不穷，在消费品的时代还是有发展空间的。“本来以为消费互联网可能到头了，但其实是在不断突破新的瓶颈。现在的线上诊疗，成为新的热点和亮点。”

欧莱雅北亚区总裁兼中国首席执行官费博瑞认为，数字化是一个新的转型机遇，滋生大量的消费需求。首先，电商和线上平台，提供了新的市场营销的机遇，使企业在短时间触及更多消费者和客户，同时可以跟消费者实时互动。此外，数字化带来生产方式的转型。数字化让供应商、制造商能够获取更多消费者的洞察，能够触及新的消费者，并依此开发新的产品。

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指出，IoT传感器和算法的结合，使得物理世界变得智能化，对企业来说是巨大的机遇。提到消费互联网，他认为，消费互联网的路其实还很长，其实下半场刚刚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必须品消费”的时代，我们不需要消费，但是我们又要消费，消费者社群的数字化正在崛起。如果以前我们讲线上企业，现在是线下企业的巨大的机会。

“我们看到的机会是，如何使用新的技术让行业资源流转的效率变得更高。”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金融科技总裁林海锋指出，从金融科技角度更多关注的，是如何用技术的力量连接好金融机构的伙伴和用户，包括消费者、中小企业的需求。只有把这些匹配做到非常精确的时候，才能为整个行业和实体经济创造出新的价值。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表示，数字化特别重要，在疫情中是形成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落后的经济部门，其实在数字时代是有机会的，包括很多人提到的卫生、保健、教育等。

数字经济时代的变局与挑战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涌现。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

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对西方国家而言，数字经济的主要的挑战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还没有在技能方面做好准备，这种状况会阻碍经济复苏和增长。其次是在监管领域，第三个挑战来自于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数字生产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沈建光认为，现在消费互联网可以很赚钱，但是企业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还在摸索阶段，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需求，做定制化成本会很高。怎么在产业互联网上出现非常成功的企业，帮企业数字化，帮政府数字化，是机遇也是挑战。

费博瑞表示，数字化实际上是颠覆未来消费的核心，其中有两个特别大的挑战。一是要保持住创新的基因，要根据现实不断地进行调整。二是数字技术如何更好地帮助消费者实现梦想，在美和技术之间建立起一个连接。

林海峰认为，在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金融服务一方面要解决大量的企业非标准化的问题，另外一方面，要注意风险外部性问题，这是金融和产业互联网结合过程中的独特问题。

“中国的金融科技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实际上受益于我们能够甄别风险。金融科技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让金融和实体经济结合得更好，这是自古以来金融最大的挑战。”

陈龙认为，金融行业跟每个行业在数字化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一样的，解决技术和商业问题。以服务用户为核心，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一起合作服务用户的开放金融，是科技和金融结合非常重要的未来。

李稻葵表示，我们的经济社会已经步入到了数字时代，但政府治理还没有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治理最大的难点在于政府官员的学习能力没有跟上，还是用传统的前数字时代的治理办法来简单的管理数字时代的社会生活。这是最大的挑战。”

数字经济治理不能“一刀切”要有共识的机制

随着数字经济在各个场景的广泛应用，数字经济治理问题也不断涌现。

李稻葵认为，社会各界对于数字时代企业发展的基本的规律认识还远远不到位，大家需要有虚怀若谷的心态。“即便是零售这个相对而言比较成熟的业态，产业格局还在发生变化，不能用100多年前美孚的经验对互联网平台进行监管。”他指出，对于“二选一”之类的，确实不符合一般商业竞争的基本道理，这件事可以监管。再比如说对于一些利用大数据欺负老客户的可以监管。但是在这个时候不能出现“一刀切”，或者回溯性很强的监管措施，不应该这样。

他建议，国家层面应成立数字经济监管与发展委员会，重点放在发展，而不是监管。监管是为了发展，根本的目的是要保证互联网产业，乃至整个数字经济能够健康发展。

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如何更加科学地认识和平衡发展与监管的关系？李稻葵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表示，数字经济带来的冲击是根本的，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涉及到观点的碰撞，同时产生信息的不对称。“我们希望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挑战来的时候，能不能够搞一个如来佛的手掌，数字经济像孙悟空一样，让数字经济跳不出手掌就行。”他指出，数字经济是新事物，应该拥抱它、接受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牢牢把握底线，只要底线把握住了，让实践先跑一段，我们再总结实践产生理论，再过来补课，再来监管。”

林海峰认为，围绕着用户长期的福祉增加和保持竞争，需要企业和监管良性的互动。“我怕的是如果一刀切的话，看上去解决问题，但其实反而对客户的利益是有害的。”他建议，首先是增加消费者的利益，其次是保护竞争，“保护竞争的目的还是为了增加消费者的利益，这两个其实是一和二、二和一的关系。”

陈龙表示，数字革命本身是协同关系的革命。这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载体叫平台，每个人都是它的受益者，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企业的机会。“不好的要去管，要设置边界，另外一方面要知道它的好处。”

此外，陈龙还指出，非常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共识的机制。既然是协同的受益者，包括用户、企业、政府的各方，应该一起坐下来，虚心的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到底要监管什么？监管的目的是什么？”他同时认为，应该有一个信任机制，共同寻找往前的方向。

沈建光认为，监管和创新，千万不能对立起来，监管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创新。中国数字经济这些年飞速的发展，其实是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力的，这点非常关键。发展之后也要考虑监管，平衡好创新和监管的关系，这点至关重要。

迈克尔·斯宾塞指出，需要用经济工具去深度了解这些平台能够带来的什么好处，并解决相应的问题。他认为，监管方面最大的挑战就是对网络内容的监管，“这是目前为止最复杂的东西，因为他是在个人权利和集体智慧之间的一个矛盾的选择。”他表示，有一些网络内容确实是会影响到社会的凝聚力，会煽动社会的不安因素。“我们甚至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问题，更别说解决这个问题。”

5G的未来

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当前5G技术的挑战还有哪些、如何加快5G的应用等问题展开讨论。

5G主要的推动力是对速度的追求

芬兰前总理埃斯科·阿霍表示，我们看到5G的技术应用于不同的场景，比如医疗领域、卫生领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还有物流行业。我曾在诺基亚工作了很长的时间，诺基亚在中国也在物流这个领域专门开发了相关技术，其中就有5G的应用。数字时代对于老年人也非常重要，5G能够在这个领域大有可为。

5G的发展

如何加快5G的应用，进一步释放其潜能？爱立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鲍毅康表示，5G的发展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我们已经可以在家里使用5G。有很多大的公司，比如阿里巴巴，用全新的方式、用数字化武装企业，运用很多新的技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都希望在5G领域领跑世界，实现创新。

5G可以无所不能

5G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如何显得与众不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杰认为，5G现在上天入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无所不能。去年珠峰测量，5G达到了6500米的高度，现场高清视频直播。入地，就是可以深达煤矿地下500米。山西的阳煤集团是我国最大的无烟煤的生产基地，过去井下作业有很大风险，效率也待进一步提升。我们和阳煤、华为等进行合作，把5G布到了500米以下的井下，设置了14个基站，每台基站都可以传送20路的高清视频信号。这可以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通过5G和其他信息技术的融合创新，实现井下全部作业面的监控。二是实现井下采煤机的无人操控，整个采煤机在井下全自动运行，人在井上的工作室进行操控。三是巡检，比如对现场需要监测的一些有害气体、瓦斯以及一些危险的场景进行及时监控。

5G应用在工业场景

中兴通讯董事长李自学表示，把5G应用在工业场景里，带来的好处有三个，一是省钱，一是省人，一是省心，在云南、贵阳，我们联手打造了智能工厂的项目，一个是电解槽，它是一条核心的生产线，多年来受困于两大难题。一是功耗大，二是安全隐患大。我们一起分析了整个电解槽控机的参数，实时采集参数，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大数据分析，实时采取措施，实现了精细化管理。

5G在制造业的应用

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胡厚崑表示，要让5G在制造业实现广泛应用，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5G进制造业一定要解决好三部曲。第一部曲是5G进园区，提供5G的覆盖。第二是要能进得了车间。进园区和进车间相比，要更专业一点，最终要能够上到生产线上去。对华为公司和中移动这样的运营商来说，对我们的能力要求是逐步递进的。5G需要做到的是身段要足够灵活，能力要不断完善。

制造业这个领域是一个长尾，需要不断地提炼总结，变成标准，变成模块。但是这个过程需要各行各业的企业、运营商和华为公司建立一种新的合作关系，联合做研究、做开发。

工业互联网与数字化转型

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问题展开讨论。

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认为，互联网使得传统制造业对品质的控制更加精准。过去没有这样的技术，格力公司用人来控制质量，用材料，都用笨办法来实现质量的保证，所以难免有很多的漏洞，包括判断上都不能精准。而当下有了这个工业云这样一个平台，可以使众多工厂和基地联系在一起，应对的能力更强，品质控制的能力更强，同时把这个技术运用到技术研发里面去。

默克中国总裁安高博则表示，互联网技术能够在制造业和医疗行业中得到很好的应用，通过这样一个技术的发展，把所有的生产周期都变得更加透明，从而支持企业了解相互的需求，到最上游的产品来源，它都增加了透明度，可以让供应链快速响应，提前发现问题，确保供应链不中断。

“要想富先修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战略部总裁张文林提出，在工业数字化智能化过程中，网络就是工业数字化的路，要提高联网率，解决不能互通的网状互联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上汽集团与华为公司合作，将宁德工厂在制的500辆汽车和2000多个智能装备，再加上1万多个传感器连接起来之后，把数据成功打通。最直接的效益就是整个产线非计划停工时间缩小了20%，这对上汽集团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产能和质量保证的提升。

意大利达涅利集团中国区CEO马一诺称，数字化会对钢铁行业带来很大的颠覆。这个行业触及数据，利用数据的能力比过去更强了。同时他们也对这些技术进行了投资。对中国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这个行业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如何做好大量工业互联网数据

高博称，默克公司在生命科学、健康医保、电子产品等领域，每天都要处理海量的数据，尤其是在探索新药品、新的医疗材料等领域。互联网让他们能够在海量的数据中筛选出有用的部分。同时整个半导体行业也在面临挑战，这和数据需求有关，如果想生产新的半导体，需要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运用数据来开发新的半导体。

要在工业从研发制造到服务的整个流程中全部实现数据的联通，这是一个愿景，也是一个挑战。张文林认为，实现数据联通的过程中需要设备的连接，这个连接需要打通，不仅仅是5G，还有很多无线化设备需要做到低能耗、强穿透力、大带宽、低时延，这些技术会给底层带来改造。同时上层的是互联网协议的技术，也就是IP技术，它可以保证数据的快速流转和安全性。在这些基础上，才能够有效收集到数据，然后用大数据包括知识图谱，把以前工人脑袋里储存的知识转化为确定的，而且是大规模、可重复的技术。

工业互联网需要具备的要素

在中国，工业互联网已广泛应用到各个行业、各个企业，不同的行业、企业有各自的特点，但它们也有共性的特点。中国科技部副部长黄卫概括了四个特点，第一个是必须要有非常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这对每个企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信息的连接就企业本身而言是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和运营维护、用户体验整个全链条，是要把数据打通的，要互相利用的。

第二个特点是技术进步，回过头来看工业互联网，都是伴随着技术进步不断升级的，80年代互联网在中国并不普及。但是我们通讯的技术，从2G逐渐过渡到5G，完全颠覆了原有的生产模式和信息利用的模式，现在我们有了大数据，又有了人工智能，所以我们很多过去不能完成的事情现在都能了。

第三，因为工业互联网会给我们带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强的竞争力、更好的用户体验和服务，所以将来我们需要企业的群体、全社会的资源，持续、高强度的投入，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我们要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可能会出现的颠覆性技术或者是重大的变革性技术。3G、4G、5G，看似只差一个数，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是颠覆性的，5G颠覆了2G的世界，甚至4G时期不能做的大多数事情，5G都能做，这还是一个局部的。黄卫预测，将来工业互联网最大颠覆性的事物可能是三十年以后的量子科学，因为它会彻底改变我们的信息传输、计算能力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是我们企业在技术到来之前就要予以重视和思考的事情，也是工业互联网方面所有的企业和行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如何为工业互联网做好准备

斯彼戈曼表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建好基础设施，对于基础设施，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通过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更好地来推动企业和行业发展。我考虑到的主要有这么三四点。一个是5G、云技术这些基础设施，我们需要有物理学意义上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带宽、HPC高能计算，这样可以更好地有信息的数据处理能力，从而为企业赋能。所以基础设施一定要到位，来支持研发和数据，从而可以让我们的发展加速，这就是我们从政府的角度需要思考的问题。此外，还有人才储备的问题，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技术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些人才的缺口。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是，能不能供应这样的人才，让他们接受正确的训练，为专业领域的发展提供基础。

董明珠也提到了人才问题，她认为，我们一定要追求创新，我们一定要坚守自己能够给社会、给世界带来贡献，不寄希望于依赖别人，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中国制造业承担着使命，那如何创新？如果没有人才，创新为零，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最近时常尝试直播带货这一创新的销售方式，董明珠表示，直播只是在销售、运营的过程当中使用互联网的技术，这个难度与制造业的互联网完全不同，工业互联网要把它所有的信息精准化，包括它的人力、研发等等，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制造，而是一个庞大的大数据中心。

后疫情时代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的神经元，也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论坛上，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杨燕青向6位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抛出了三个关键问题——技术、应用与治理。

融合创新跨越边界

公钥加密技术之父、图灵奖得主惠特菲尔德·迪菲表示对人工智能发展充满期待，“我对于现在人工智能领域所出现的任何突破都非常感兴趣。”他认为，如果未来65年能做出与过去65年相当速度的技术突破，那未来科技发展将更加迅速。

百度集团首席技术官王海峰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越来越多技术突破是融合创新。融合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算法、算力和数据等要素的综合应用，另一方面是技术和产业越来越深度地融合。二是科学研究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而应用门槛却越来越降低。“当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影响各行各业、应用于各行各业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行业都有足够多的精通深度学习底层算法的专家。”王海峰说，大量开发者不需要每个人都从第一行人工智能的算法代码开始写起，而是直接调用这些框架。应用门槛大幅降低，也将推进人工智能更快应用。

阿斯利康公司董事长雷夫·约翰森站在医药领域强调了跨界合作的重要性。他提出，科学是跨界的合作，不同国家最好的科学家可以一起合作，大小公司之间的边界也能够被跨越。“我们跨越的边界越多，获得的益处就越多。而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沟通效率。”他说。

从简单到复杂赋能应用

展望未来5~10年，上海智臻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袁辉则看到了“一正一反”的机遇和挑战。机遇是指，我们可以充分应用过去65年的技术红利，在各行业推进人工智能的落地，所以未来5~10年是人工智能非常大的红利变现期。而挑战是指，现在所有的技术体系和技术框架，并没有突破过去六十多年积累的技术体系。所以，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未来5~10年我们面临着很大挑战。

“卡脖子，不仅是卡哪个国家的脖子，而是卡人工智能体系、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核心的脖子。”袁辉称，人工智能需要许多基础学科的支撑，而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期待已经超越过去所有对科技手段的期望。

在他看来，人工智能过去的框架体系要想实现人类对人工智能真正的期待，还面临很大的挑战，这也是全世界科学家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袁辉认为，人工智能一定会从虚拟到实体，从简单到复杂，人工智能的应用一定会从企业端到消费端。产业发展不是瞬间爆发，而是当不同行业、不同场景达到一定水准时，人工智能才可以进行赋能。

尊重伦理珍惜“信任”

伦理问题是人工智能长期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杨燕青提出，数据开放与共享如何平衡、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原则和规则、人工智能的大国竞争等方面，都是探讨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需要关注的问题。

菲尔德·迪菲认为，由于人工智能太过复杂，监管方面面临很多问题。

雷夫·约翰森则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是在搜集数据时，必须告诉大家为什么要搜集数据、数据用途是什么，“我们看一些失败案例，他没有提前告知大家为什么要使用这些数据，浪费了大家的信任”。

他举例称，在搜集医疗数据时，必须提前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分享数据，如果他不愿意，可以向其解释，数据收集是为了更好提供医疗服务，比如当其失去意识被送进急救室时，会需要这个信息。如此，大多数人是愿意分享的。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杜兰的建议是做好数据分层。“现在人工只能接触的是与大家生物特征有关的数据，一定要做好分层管理，而且要具有涉密资质的机构来做，要做得规范。同时我们也建议，把这些数据通过脱敏和加密，把这些数据分享给大家。”她介绍称，以科大讯飞的经验，如果数据来源于购买，或者志愿者采集，还有一些是经用户同意的数据，这些都可以采用一些方法来对数据进行隐私保护。

袁辉则提出，要区分两个阶段，一是机器人还在作为科技工具，二是机器人已经具备了自我意识。“如何把正确的价值观和伦理传递给人工智能？这将是最重要的话题。”他称。

了解人工智能为未来准备

人工智能已经发展了六十多年，但是如何让社会充分了解人工智能？如何为未来做好准备？

默克执行董事会成员兼电子科技首席执行官毕康明建议，了解人工智能应该成为教育的一部分。

杜兰也提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阶段，把人工智能作为普适性的课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实践方面，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的时代，语音一定是最方便的入口，未来人和机器、机器人和机器之间通过语音形成非常好的互动，将人工智能的技术和应用用最简单的方式进行推广，减少数字鸿沟。

雷夫·约翰森则认为，不应该让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计算机科学家或者软件科学家，这是不现实的。

而在王海峰看来，人们了解人工智能，最好的方法是产品。“用户用了以后，不知不觉已经在使用人工智能。你在百度搜索，你就在使用人工智能，当你用地图导航，也在使用人工智能，当你用小度音箱的时候，也是人工智能。这样的话，潜移默化每个人已经都在每天接触人工智能。”他补充称，另一方面则是注重对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

不过袁辉也提出，从某种程度而言，人工智能不需要教育，如果人工智能还需要推广和教育，说明人工智能还没有做好。

数字支付与数字货币

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数字货币的发展前景、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互操作性等话题展开讨论。

零售央行数字货币稳步推进

目前，各国央行开展数字货币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批发型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各个金融机构将使用这类货币买卖金融资产；一种是零售型CBDC，这种货币主要适用于零售场景，用于支付商品、或向他人汇款等。其中，零售型CBDC是不少央行开展数字货币的切入点，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其在零售CBDC的发展中走在了世界前列。

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主席艾赫迈德·阿里·阿尔·沙耶赫表示，在零售领域，中国央行的数字人民币前景广阔，目前开展的试点项目已取得了较好效应，并积累了相当深度的经验。从根本上讲，零售型的央行数字货币不仅可以加强主权经济体内部之间的联系，还有利于私营企业和公营部门的转型，同时也能帮助推动国家或地区的无现金交易，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更加有效。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提到，中国央行最开始做数字货币主要是从零售角度考虑的，中国零售市场巨大，拥有14亿用户，因此开展数字货币的初衷就是为建立更方便、更有效、成本更低的支付体系，而非要做批发系统或是人民币国际化。目前，中国央行正稳步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先是2019年底，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相继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四地及北京冬奥会场启动；随后到2020年10月，又增加了上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大连六个试点测试地区。伴随着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有序扩大，地方政府、银行和相关机构多方发力，共促数字人民币生态建设。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波在论坛上总结了数字人民币的试点经验。他还透露，目前人民银行正在考虑扩大数字人民币的试点范围，在更多场景、更多城市进行试点，例如在未来的北京冬奥会试点场景中，数字人民币不仅会对境内用户开放，也会面向国际用户。李波还称，数字人民币的正式推出尚无时间表。在数字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广之前，中国央行将做好三方面的事情：一是做好试点，扩大试点项目范围；二是进一步完善数字人民币基础设施，包括生态系统，进一步提升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三是建立相关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以监管数字人民币的使用。

泰国银行助理行长瓦奇拉·阿罗姆迪表示，2021年泰国也将推出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起步初期，泰国银行将主要关注三个问题，首先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其次是金融稳定，再者是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在系统设计上，泰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倾向设计成双层制或者二元制的系统，以缓解对金融中介的作用。

央行数字货币的互操作性面临挑战

在谈论了各国央行如何开展数字货币后，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问题也被提及。随着跨境支付规模越来越大，支付的数字化趋势愈发明显，因此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成为未来发展的一大方向。

贝宝全球高级副总裁、中国区首席执行官邱寒称，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中国卖家直接使用数字化来处理资金流，数据显示，使用数字支付的企业，业务增长率是没有使用数字支付企业的四倍，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数字支付有利于企业的业务增长。

尽管跨境业务的增长为数字货币提供了先天条件，但数字货币之间要想实现跨境支付，仍面临着多重挑战，一个现实问题就在于数字货币跨境使用的互操作性较为复杂。周小川认为，由于涉及众多央行主权货币问题等复杂问题，目前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还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宏观调控和货币主权需要，有些国家的汇率制度跟别的国家不一样，有的国家还有一定程度的外汇管制，这些制度并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取消的。即便按照现有的体制，利用数字技术可以提高便利性，但也不是某一个货币一统天下。”周小川称。

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奥古斯汀·卡斯滕斯表示，当前很多央行在数字货币方面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在本国推行央行数字货币，但要注意的是，各国之间也存在推进央行数字货币互操作性的机会，借助这一机会，各方可共同打造一套彼此兼容的央行数字货币网络，这样将使得跨境支付以最高效的方式运行。

“目前，在这个方向上，已经有一些试点。”奥古斯汀·卡斯滕斯说道。如近日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及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联合发起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来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

“而一旦互操作性可实现，就能够消除标准不同带来的难题，并且让外汇交易和支付结算变得极其简单，进而可以探索出一套以央行数字货币进行交易支付的无缝连接的方式。”奥古斯汀·卡斯滕斯还称。

在这一过程中，李波强调，数字化人民币的发展重点目前仍是推进国内使用，目标绝不是要取代美元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国际货币。就人民币的国际化来说，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进程，监管的目标是让市场来做出选择，实现进一步的国际化，建立一个健康的支付生态系统。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CEO哈维尔·佩雷斯·塔索称，多国央行要想打通数字货币互操作性，首要就是建立好基础框架，把结算等机制和功能结合起来，其中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不同系统的兼容。

私营加密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能否共存

在央行数字货币发展的同时，还需注意的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营加密货币也在如火如荼得运行着。加密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的区别是什么？两者能否共存？与会人士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瓦奇拉·阿罗姆迪称，两者的区别在于，央行的数字货币是由央行发起，承担着法定货币的职能；而比特币等加密资产更多是一种可投资的资产，并不能看作是由央行发行的有储值功能的货币。

奥古斯汀·卡斯滕斯的观点与之相似，他称，目前比特币或稳定币已承担着部分投资方面的性能，如进行套期保值，对冲风险等。但由于它们的发展还处于早期，到底能不能很好的发挥这一职能，还有待观察，这也是各国关注的重心。

李波同样指出，加密资产是投资的选项，本身不是货币，而是另类投资品。目前很多国家，包括中国正在研究如何监管这类投资工具，以确保对这类资产的投机不会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他进一步表示，如果稳定币等加密资产能够成为广泛使用的支付解决方案的话，就需要一个更加强有力的监管规则，也就是说，要比比特币当前所接受的监管规则更加严格。

周小川强调，不管是数字货币还是数字资产，都要为实体服务。“我们经历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现金融脱离了实体，比如影子银行、衍生品这些纯粹变成了金融机构之间的投机交易，和实体没有联系了，就容易出问题，以至当时一些国际大行的领导、交易员们看不懂，很难做好内部控制。”

未来医疗新生态

论坛上，与会嘉宾共话“互联网+医疗”新业态，为后疫情时代“互联网+医疗”的产业发展凝聚更多共识。

国家卫健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认为，“健康中国2030”规划中特别提出要利用新一代数据通信技术来赋能医疗，通过最近几年的探索、发展，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全社会都看到了互联网+医疗健康的优势，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也特别提到要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规范发展，那么作为政府部门，对于这个新业态的态度，首先是鼓励，同时要规范，要把两个维度的工作做好。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在分论坛上提到，医疗的品质和安全，是互联网医疗目标的一个基石。为此，首先需要制定行业标准和规范；其次是要有新的专业培训，通过培训医生，增强互联网医疗服务的能力，提升医疗服务效能，这样才能够拓展医疗服务的实力、领域和功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院长孙锟在论坛上表示，培养基层儿科医生的听诊能力至关重要，除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方式给基层儿科医生赋能外，还要进行真正科学的、专业的科普。孙锟认为，未来医疗生态一定有大的变革，应该强调健康的问题，从未来互联网医院或者“互联网+医疗”的生态，逐渐转变为“互联网+健康”，真正做到健康管理。

好大夫在线创始人兼CEO王航表示：“其实疫情期间，我们意识到‘线上数字化社会’已经在形成，我们的身体被隔离在家里，但是在互联网上的这个社会并没有被隔离。线上每一个用户聚集的地方，都是这个‘线上社会’的一个个‘社区’。”他认为，第三方互联网医疗平台与线下的专科医院、综合医院，形成了新型的转诊关系，而这种转诊关系，打通了线上线下。

阿斯利康商业及数字化与商业创新部副总裁徐晶表示，互联网其实代表了人与人的连接，可以帮助医生跨越时空实现对病人的全程管理。徐晶认为，人工智能最大的贡献在于降低医生的重复性工作，让医生能够做更有智慧的事情。“医疗新生态包括了政府的引导、专家的努力以及包括产业的整体结合，我觉得必须要多方的力量参与才能让整个新生态发挥活力。”徐晶表示。

数字丝绸之路：点亮疫后新基建

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数字化技术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多帮助，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那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数字丝绸之路”的进展如何？

数字化技术为疫情期间的生活提供很多帮助

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杜兰认为，在疫情期间，人工智能可以促进医疗领域的进展。她举了一个例子，武汉三天完成了900万人口的大排查，是应用电话机器人完成的，一天打10万通电话，这是人力所不能及的。还有像新冠肺炎的读片影像识别问题，机器人获取案例以后，3秒钟就可以快速读片，很快就能够进行诊断，阳性病例召回率达到90%。这些都是在疫情期间，数字化技术帮助人们防控疫情的案例。此外，在疫情之后人们养成了一种居家生活和远程工作的习惯，比如在教育、医疗、工业、交通上，在智慧城市的方方面面，技术都会像水和电一样和大家无处不在的沟通。

所以在疫情期间，远程办公和远程教育的需求就大大增加了。北京金山办公软件首席执行官章庆元表示，原来大家主要都是做一些文档编辑、PPT等，但是在去年疫情的情况下，大家把精力转移到了云办公、协作办公和远程办公，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去年期间，金山文档月活跃用户人数达到了2.3亿。此外，公司帮助很多武汉的学校实现远程教育，学校上课师生不能到教室去，但可能要讲PPT，所以就需要新的产品来帮助他们远程授课。

数字丝绸之路有助于弥补“数字鸿沟”

秦淮数据集团创始人兼CEO居静表示，从17年创办公司起，用现在的角度来看，秦淮数据就是标准的“一带一路”企业，它的总部设在新加坡，是硬件的企业，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基础设施的企业，因为它是以算力中心、数据中心和网络的互联互通作为主营业务。公司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大规模的数字集群是围绕着京津冀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传统意义上，这其实就是他们丝绸之路的起点，他们目前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投入以及基础设施，都是以重资产形势呈现的。

关于“一带一路”在数字化领域的合作，DWPGroup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法鲁克·纳西姆称，其实在发展中国家，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比较落后的，所谓的数字化的进程，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还没有正式开始。在“一带一路”这个倡议下有很多的项目，又受到了疫情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些实体项目上，比如像能源工厂、电力工厂和公路的修建上，还有一些海岸的港口建设，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从数字领域来讲，在2018年的时候的一些相关的数字项目已经完成，现在已经有非常长的网络的铺设，他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如期完成。

而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倡议，就是打造数字丝绸之路，通过这样的做法我们能够有效克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法鲁克·纳西姆强调，现在我们更加关注未来项目的数字化，同时也更多地探讨怎样善用其现有的这种基建，能够把数字变革带入现有的生产生活当中来。他希望在这些合作中，能够汲取中国的经验，加速本国的发展。

数字化技术的前景

“万物互联的时代一定会走向万物智联。”杜兰认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有各种各样新的局面会产生，比如说语音交互更加自然，它会带来很多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比如说在家里，在汽车里，现在语音交互都在逐步走入我们的生活。还有一个是认知智能的突破，人工智能是一种赋能型的技术，它可以让机器快速学习，人类专家中最优秀的能力，来为我们普通人赋能，因而在各个行业应用上，带来很多新的变化。

关于人工智能在伦理方面的担忧，杜兰表示，未来我们需要认清一个事实，比人类更强大的不是人工智能，而是掌握了这些人工智能技术的新的人类，过去是AlphaGo和人下棋，以后是两个人各自带一个机器人来下棋，然后两个人来比赛，所以掌握了新技术是非常重要的。

章庆元表示，随着5G的发展，包括其它一些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它会让我们的产品应用场景发生升级。另外，从十年前的移动互联网开始，以前我们的软件都是电脑上的软件，今天软件类型的设备已经变得越来越丰富了，再加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甚至冰箱上的显示屏也能作为软件，软件运行的环境、设备变得多样化以后，也会衍生出很多新的机会。他预测，在未来几十年，因为云计算，因为这种新设备的出现，还因为AI的应用，就会导致这个软件行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责任编辑：姚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