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迪&郎朗：钢琴明星的成功学

无论是李云迪还是郎朗，他们都标识出这个时代最耐人寻味的成功路径：一个在娱乐化的大众狂欢中半推半就顺势而为，一个则在高端社交名利场中如鱼得水，最后，顺便把钢琴在中国科普了一下。

2月9日，是维也纳派作曲家贝尔格的生日，是威尔第最后一部歌剧《法尔斯塔夫》的上演日，是德彪西的伴侣从他的口袋里翻出一封情书后的家庭风波日，也是中国钢琴家李云迪和郎朗在2013年春晚的同台日——一向被封为“王不见王”的两位钢琴王子在除夕一演之后，郎朗即因为琴盖没开被质疑假弹，李云迪则因为刘谦这句“找力宏”到底是不是即兴台词，拉开全民八卦站队大幕。

但这些后续对郎朗似乎没什么影响。2月11日，他就已经在柏林，与指挥西蒙·拉特以及柏林爱乐乐团合作录制巴托克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而李云迪在微博上关注刘谦后，得到的只是对方就“找力宏”一事的澄清帖。

魔术师没有回应李云迪的关注，反而跟没在舞台上找到的王力宏互相关注并调侃了几句，并双双在微博上与李云迪断了关系。

与王力宏在2012年春晚合作后，李云迪粉丝暴涨。在2013年1月3日王力宏发表直男宣言后，李云迪粉丝暴涨。在2013年春晚与刘谦合作后，李云迪粉丝暴涨。在刘谦经纪人何晃杰发布声明之后，李云迪粉丝暴涨。与此同时，粉丝们还攻下了唱片销量榜——国内卓越亚马逊的古典音乐销售排行榜上，前十位齐刷刷全是李云迪。

这股萌上李云迪的热潮，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田艺苗看来，一方面扩大了古典音乐的受众群，另一方面，也成为钢琴家本人必须面对的尴尬。她说：“等于说在中国，他已经到达当年理查德·克莱德曼的地位。但理查德·克莱德曼是晚会钢琴家，这显然并非李云迪心里真正想要的，他还在弹贝多芬，想走正统路线。”

与不断攀升的粉丝量相对应的，是以“云总”为爱称的云黑群体不断壮大。从除夕一直到元宵节，云粉与云黑之间的战争几度占据了各路网站与媒体，曾经担任三联书店《爱乐》杂志主编、英国《留声机》杂志中文版主编的古典乐评人刘雪枫也卷入其中——他并不相信这位喜欢在微博发食物与萌照的钢琴家是个策划好手。田艺苗也接触过李云迪，在她的印象中，“他人不坏，很单纯。感觉就是个明星，说话做事都由团队打理”。

与郎朗和李云迪都是老相识的刘雪枫说，近五年来，这两位钢琴家已经无法放在一起比较：“郎朗的情商智商都不低，他和李云迪走的路完全不同。”在郎朗走进白宫给美国总统演奏、在欧盟总部举行音乐会、为英国女王登基60周年演奏时，在郎朗不断与世界著名的指挥家和乐团合作，打出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时候，李云迪只是到处去开独奏会。“李云迪是想走齐默尔曼、波里尼、阿格里奇的路线。从音乐本身来讲，独奏比协奏含金量要高，但只在专业圈内有影响，协奏是比较大众的。”若是在国外，李云迪这条路没什么问题，也并不是没有市场：“但无奈被我们的环境证明，在中国，这条路很难走。”

在2009年，李云迪杭州音乐会的观众席上，放眼望去全是家长带着琴童，一人一个笔记本“狂听狂记”。这些琴童及其家长是一个阵容庞大的群体——无论李云迪还是郎朗，他们都曾是其中的一员，并占据着目前中国钢琴音乐演出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份额，但他们的存在似乎和钢琴艺术关系不大。正如同刘雪枫在《中国的钢琴生态》中所描述的：“现场有超过一半的观众完全不知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或络绎不绝堂而皇之地在演奏过程中退场，或肆无忌惮地调换座位、用浑厚的男中音或男低音窃窃私语，如此严肃的钢琴音乐当然也令部分琴童不知所措，他们照例坐不住，与身边的家长展开去与留、静与动的角力。”

中国钢琴家要面对怎样的市场环境?在郎朗随费城管弦乐团、纽约爱乐乐团在北京的演出中，观众大多是驻华使馆、驻华商团，以及公关馈赠，这些观众里，可能有一大半都不是买票进来的。

新浪微博上的乐评人“@企鹅古典音乐”认为，在目前中国的古典乐市场中，观众成为了最不重要的一环：“国家大剧院本身并不靠票房，它的资金来源大多是政府拨钱和企业赞助。奥迪赞助的德国乐团曼海姆曾在长春演了一场，票价能标到2000到5000元。奥迪也不在乎票房——这些高价票都是用来免费送客户的。”2009年，郎朗在黄龙体育馆音乐会的贵宾票价跟这个年份很搭：2009元。而想要买到工体前排，看清李云迪是怎么站起来唱《落叶归根》的，请花2880元。

圈内的乐评人们孜孜不倦地帮自己和朋友搞赠票，圈外的野生爱乐者就只好被天价票挡在门外。但这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企鹅古典音乐”还列举了一组数字：“在德国，在政府注册的职业交响乐团有170余个，加上在相关机构注册的乐团，总数超过700个;美国职业交响乐团的数量超过1000个，加上非职业乐团，总数超过2000个;中国呢，在政府注册的乐团才40多个。” 除此之外，钢琴家本身的境遇也有不同：“在国外，像肖邦这种级别的钢琴大赛，比赛还没有正式结束时，就有一些经纪公司与优秀的钢琴家签约，这是成为职业钢琴家很好的机会。”而在中国，占据人们视线的是已被包装成明星的郎朗和李云迪，而更多曾获过国际大奖的中国音乐家们，则在无奈中“选择从教，默默无闻，逐渐被舞台遗忘。”

郎朗与李云迪都生于1982年，都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琴热中走出的佼佼者。也就是在同一时期，中国因文化解禁首先在文学艺术界出现了一大批古典爱乐者：余华、格非、何多苓、欧阳江河……只是在刘雪枫看来，正如同现在的音乐厅里野生古典粉不多，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大量爱乐者，与同时期的学琴热潮也没什么必然联系。欧阳江河则用日本与中国的对比，证明了这个观点：“上世纪50、60年代在日本兴起的钢琴热，是在战败和萧条的背景下，日本人想要脱亚入欧的一种情结。而在80年代中国全民弹钢琴的背后，是经济的腾飞。大部分的中国琴童弹钢琴的目的，无非就是追求成功。”

在中国，与陈光标一起赠自行车的郎朗，和在海南某酒店大堂里弹琴的李云迪，所勾勒出的并非是艺术家的高尚与美好，“而是成功带来的名利双收”。

“如果李云迪想跟郎朗成为好朋友，那自然好。但他别指望我们相信他俩不和都是媒体干出来的——除非他活在童话世界里。”

2001年，环球旗下著名古典唱片公司Deutsche Grammophon(德意志留声机公司，简称DG)先签下刚刚获得肖邦钢琴比赛大奖的李云迪，接下来就签了风头正劲的郎朗。但2008年11月15日，英国乐评界大佬莱布雷希特透露，李云迪已经与DG解约：“李云迪在DG处于很无望的位置，得不到管理层的支持。据一位DG 公司的制作人说，当时是郎朗方面要求公司与李云迪解约。郎朗是任何唱片公司都不愿放弃的艺术家。”

2008年的郎朗，先是2月在第50届格莱美颁奖礼现场弹了6分钟，又在8月亮相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弹了8分钟，到年末，再以9100万元的年收入登上《福布斯》评出的“2009年中国名人榜”，成为仅次于姚明和刘翔的“吸金王”。招商银行品牌管理室总经理袁晓懋曾在2010金融品牌营销峰会中透露，在选择郎朗作为代言人之后，“李云迪父亲找到我，说了非常苍凉的话。因为我们找了郎朗之后，影响力太大，同类品牌就不太好找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