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那些奇葩创业者：他们真能改变世界吗？

导语：硅谷的科技精英经常夸口说他们多么了不起，几天就拉到了几千万美元的投资或者做出个什么拯救世界的产品。见识下硅谷那些傲慢自负的创业者吧！

科技精英经常夸口说他们多么了不起，几天就拉到了几千万美元的投资或者做出个什么拯救世界的产品。他们这种傲慢自负的态度遭到了知名企业和国家政府的不满，说他们是“自大的贱人”。但事实是什么样子呢？那就是，世界绝对不能缺少这些疯狂的天才！

那群“自大的贱人”

塞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坐在桌子后面，膝盖缩到胸前，吃着刚买回来的杏干。他才29岁，但连最敷衍的酒保都要把他照顾得好好的。在想问题时，他的一只手会一直揪着头发，把头发抓得一丛丛的，像爱因斯坦的发型那样直竖起来。他说他最主要的兴趣点其实是物理，不过在读斯坦福大学时，他主修计算机科学，因为“物理的事儿我已经懂得七七八八了”。他的T恤上印着一行字，“做人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他管理的孵化器Y Combinator的口号。这家公司向新成立的初创公司提供12万美元及三个月的免费无线网络、咖啡、停车位和咨询服务，用来换取新公司7%的股权。我向奥尔特曼提了个问题：为什么硅谷的创业家们个个都那么讨人厌？他嚼完了一块杏干，用手指揪着一撮头发，然后说：“硅谷有那么多自大的贱人，这恐怕也没起什么好作用。”

近来，硅谷这群“自大的贱人”尝到了点儿苦头。过去的18个月左右爆发了一系列呼吁的自由主义暴行，示威者群起对旧金山日趋贵族化表示反对，他们扎穿轮胎，砸坏窗户，有一次还有意在谷歌和雅虎公司的通勤车上呕吐，住在城里的员工就是坐着这些班车往南走60多公里，来到位于芒廷维尤和森尼维尔的办公室。

今年1月，82岁的硅谷亿万富翁、风险投资人汤姆·珀金斯(Tom Perkins)给《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去信，将这类针对1%富人发起的攻击跟纳粹迫害犹太人相提并论，跟大部分拿纳粹做的对比一样，这并没有提升人们对事态的关注。在旧金山，至少有两人因为戴着“玻璃洞”，也就是谷歌那款备受嘲讽的内置镜头眼镜而受到旁人攻击。98岁的玛丽·伊丽莎白·菲利浦斯(Mary Elizabeth Phillips)自打1937年起一直住在旧金山，但她住的公寓楼被房地产公司收购，因此面临被驱逐的窘境，抗议者拥到了这家房地产开发商门口，控诉说科技新贵(以及贪婪的房东)该为这位老人的遭遇负责。

2010年1月，旧金山的失业率为10.1%，市长埃德·李(Ed Lee)向科技业者提供了留在本市的激励措施。该市目前的失业率仅为4.4%，承载不下的公司开始流入奥克兰，这个城市的失业率从17.6%应声降至8.9%，而且咖啡店员的失业率还要更低。全球绝大多数地方面对的问题，在硅谷这里都不存在，但正如每个帕洛阿尔托人都会说的那样，即使是最正面的颠覆也会引发负外部性(指一个人或企业的行为使其他人或企业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费用，但后者又无法获得相应补偿的现象——译注)。而在4月份，示威者对此做出了另一种诠释，这群人扎堆儿来到一位37岁的谷歌创投合伙人旧金山寓所门口，举起印有笑脸图案的横幅，上面这样写着：

凯文·罗斯(Kevin Rose)是个寄生虫……他投资的初创公司招来了一伙创业家，荡平了旧金山和奥克兰……我们还要给他们端咖啡、送外卖、带孩子、擦地板。

迈克·贾积(Mike Judge)曾当过工程师，创作有电视剧集《瘪四与大头蛋》(Beavis and Butt-head)、《一家之主》(King of the Hill)，电影《上班一条虫》(Office Space)和《蠢蛋进化论》(Idiocracy)，还制作了HBO电视台的情景喜剧《硅谷》(Silicon Valley)，剧集讽刺了工程师们高人一等的心态。“一直到最近，‘占领华尔街’的人群貌似并不厌烦史蒂夫·乔布斯，对科技界也不那么厌恶。哪怕这些人是站在金字塔尖的那0.001%。”他说。于是，“占领硅谷”运动开始了。

大部分抗议人士怨恨的是房价高企和收入不均。他们还关注美国是否将过多资源投入到这群做智能手机应用的20来岁程序员身上，担心在电子邮件、网络搜索和个人照片上面，是否给予了这些家伙过多的信任。Facebook上月就吃了一棍子，这家公司披露称曾对不知情的用户进行了一次心理实验；而所有大型科技公司都因向联邦政府提供信息而遭受抨击(尽管事实上有很多公司拒绝政府要求，是在法庭强制之下才这么做的)。谷歌的公众形象眼下到了坏得不能再坏的地步：硕大、窗户镀膜的通勤班车；跟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合作；装有旋转摄像机行驶的“老大哥”摄影车，这类车子为Google Earth绘制“街景”；收购制造军事机器人的波士顿动力公司(Boston Dynamics)，这类机器人肯定会激发好莱坞创作某些警世故事；还有“不作恶”的口号，难免惹人猜想这家公司是否实际上是在作恶。

想到在一次黑客大会上，人们为“Titstare”这款男人分享自己偷拍女人乳沟照片的应用所响起的掌声，以及Snapchat联合创始人伊万·斯皮格尔性别歧视意味浓厚的邮件(写信时他还是斯坦福大学一家兄弟会的会员)，这让人感觉到，一雪前耻的书呆子们在对待女性时，貌似要比肌肉男更恶劣。简而言之，人们很疑惑的是，这群信誓旦旦要改变世界的奋斗者，是不是彻彻底底的大草包？！

问题一部分在于，市场对智能手机的无聊消遣给予了过多回报。“当别人做的事情看起来毫无意义，并不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可以改变世界时……这真的是惹人恼恨。这是傲慢自大的一类特殊形式。”奥尔特曼说。他还指出，在Y Combinator，他几乎不会给公司创始人提出任何泛泛的建议，除了“不要过度承诺”和“不要成为自大的创始人”。他进一步说，今年7月，唯一功能就是通过手机发送“yo”字的应用软件Yo得到1000万美元估值，并获得150万美元融资，碰到这种事情，很难不让人们对整个硅谷质疑。也正因此，他现在用自己的钱广泛投资于能源、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行业。“人家觉得我们实在是太幸运了，理应做有意义的事情。”他说。

如果说Yo是个信手拈来的笑柄的话，它另一方面也不那么有代表性。当硅谷的初创公司夸口说，它们正在做的事情那些知名公司和政府都做不到，这话多半是没有错的。在政府与汽车厂商来回协商、希望改进公司的平均节油标准时，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已经做出了一款人人想要的电动车。法律规定车企在2016年起需要安装后置摄像头，此举一年有可能挽救69条生命；而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至今未发生一起剐蹭。Uber在解决醉驾这个问题上，远比公益广告更加实用。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个所有人都在分享自己吃什么的140字应用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听起来恐怕像是痴人说梦，可Twitter成为在解放广场上组织示威的主要工具。此外，据BBC和其他新闻媒体报道，在8月，以色列人开始用Yo来互相提醒火箭袭击的信息。

不管傲慢与否，硅谷仍在继续引领经济。老派的美式乐观主义仍是湾区的规则，在这里，移民无人欢迎，汗水得到奖掖，人人相信自己的子女能享受更好的生活。俾斯麦·莱佩(Bismarck Lepe)毕业于斯坦福大学，5岁时他还在加州的奥克斯纳德帮从墨西哥移民来的农民父母在地里摘草莓，而现在，34岁的他已经创立了Ooyala(在线视频)和Wizeline(产品管理)两家公司。他说，想要了解硅谷的气质，只需要听听史蒂夫·乔布斯在1997年苹果公司广告中的旁白：

向那些疯狂的家伙致敬……他们看待事物与众不同，他们不喜欢墨守成规，也不愿安于现状。你可以支持他们，反对他们，颂扬或是诋毁他们，但唯独不能漠视他们。因为他们改变了事物……因为只有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

“你确实可以带着‘自大’的劲头改变‘疯狂’，”莱佩说，“因为只有自大的人，才能改变世界。”

他们真的能“改变世界”吗？

每周二，Y Combinator的初创公司创始人都会聚在一起共进晚餐，聆听演讲；最近的两位主讲人分别是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风险投资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每逢这时候，这家孵化器位于芒廷维尤的办公室看起来就像是发展中国家的咖啡馆——一溜儿长桌和便宜的折叠椅，二三十个年轻人和三个姑娘挂着胸牌在笔记本电脑上敲个不停。橙色的墙面上覆有一层隔音泡沫，如果电脑程序员们太吵闹，这样装修倒是有点意义。由于孵化器并不进行B轮投资，创始人们可以在小组会议中尽情袒露自己的弱点，给人的感觉有点像是集体心理治疗。在7月的一次聚会中，可以很快发现，傲慢自大的架势，一部分是科技业者摆出来赢取合伙人、投资者和招聘人员的幌子。如果说，这些正在接受改变世界训练的人对颠覆带来的危害后知后觉，也许只是因为他们颠覆的是自己的生活：从别的城市或国家搬到此处，回绝了高薪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住在办公室里，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意肯定会搞砸。

在他们的正上方，高悬着天使投资人罗恩·康韦(Ron Conway)和他的小狗的画像，这幅画原本是史蒂夫·乔布斯的遗孀劳伦·乔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送给康韦的生日礼物，但很快就被康韦丢弃，它现在成了媚俗之作的代表。表现得像个志得意满的有钱佬，这并不是自大的正确表现。如果有人把你令人敬畏的准则画成油画，这才真正算得上酷。

跟大部分硅谷人一样，奥尔特曼的穿衣风格像中学生。Y Combinator曾为他的公司Loopt注资，这家公司的产品可以让人们将自己的方位跟友人分享，是Foursquare的竞争对手。2005年，奥尔特曼从斯坦福大学辍学后创办了Loopt，2012年公司作价4340万美元售出。在赚了这么一大笔钱后，他买了几台酷车，但目前仍然跟两个兄弟在旧金山合租一套公寓，用的宜家水杯也是在斯坦福读书时买的。几年前房子漏水，连累他放在地板上的床垫泡汤，并且长出了多得吓人的霉菌，他才终于买了个床架。“在大部分城市，比如纽约和洛杉矶，人们把短期的现金或薪酬看得很重。但在硅谷，有很多投资是需要等待的，而这造就了公司。”他说，“在纽约，你要面对的压力是在汉普顿买个大房子，或者送孩子去私立学校。而在这里，开超级豪车、有大房子或者新衣服，都不是你地位高的标志。这里的标志是天使投资。风险越大越好。”是的，他们痴迷于彼此公司的估值，他们用这种激烈的竞争手段来为所有人打分。当人们笑话斯皮格尔拒绝了Facebook30亿美元的收购要约时，他们并不了解，斯皮格尔不想要更多钱，他想要的是建立并主管一家巨大而且有影响力的公司。大部分硅谷企业家在创建新公司时，目的并不仅仅是发家致富。他们的眼光要更为远大。

23岁的迈克·弗朗(Mike Furlong)在纽约花旗集团做证券交易员时，见惯了人们大把花钱、大声叫嚷。他来到了Y Combinator，创建了一个网站，召集人们凑份子购买对冲基金。“华尔街并不关心对错，他们关心是否合法。而在这里，人们关心孰是孰非。”他说。就算科技企业高管夸大了自己改变世界的能力，可是，这个目标不是远比在拉斯维加斯的大都会酒店买醉美好吗？

自从硅谷崛起，这便是它DNA的一部分。CNN在1999年拍摄了一部专题片，探讨网络公司热潮带来的刺激与奢靡，并提出了一个预设观点，那就是硅谷是西海岸的华尔街，对此风险投资人史蒂夫·尤尔韦松(Steve Jurvetson)提出了异议。“想到有人会说，‘我纯粹是冲着钱才做这件事’，这简直是作孽。你之所以做这件事，是因为你想改变世界。”他说。今年7月，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尤尔韦松表示硅谷的目标从未改变；如果真有变化，也只是变得更为宏大。“有越来越多的创业人士立足于全球，他们想要改善的是贫富差距或健康医疗，”他说，“他们考虑的不是奥巴马医改，因为这太微不足道了。他们不再理会现存的教育基础设施，而是创造了慕课(MOOCs，大型公开在线课程)的全新平台。你得避而不管陷在政府泥潭中的事情，就是要创建一个新体系。”

36岁的达娜·林格尔曼(Danae Ringlemann)的众筹网站Indiegogo设在旧金山南市场区的砖墙结构写字楼里，一面墙上挂着几把吉他，另一边排着员工的自行车，还有一面墙上展示着涂鸦课的成果。电梯旁边是用小灯泡组成的单词“赋权”。她是业界罕见的旧金山本地人，戴着厚框眼镜，长长的金发从中间分缝儿。她的父母曾苦苦支撑一家搬家公司，在她读大学时公司宣告破产。她读的是私立高中(拿奖学金)，学校里的数学课通常意味着同学围坐成一圈，共同研习数学难题。

她想要通过Indiegogo为所有怀有值得帮助的理念的人筹集资金，而且包括那些并没有多少商业抱负的艺术家。为远离硅谷的人们提供资金，这个听来有些讽刺的商业想法令她的硅谷公司迅猛成长。“我爸爸总是告诉我，这个世界不喜欢变化，”林格尔曼说，“这个世界喜欢说不。它不想作恶，但它缺乏智慧。作为创业者，你的职责就是抗击这一切。事后，人家会对你做的事情感到快慰。但别指望有人感谢你。商业拥有你无法置信的行善资源。它可能是做善事最好的资源。”

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是作家、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这位互联网和社会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的创始人认为，西海岸的编码(程序)跟东海岸的编码(法令)是不相容的。今年早些时候他启动了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耗资1200万美元为想要消灭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候选人打广告。莱斯格说，本世纪前10年科技领袖们处于萌芽阶段的自由意志主义倾向，已经被跟政府打交道而产生的实实在在的挫败感取代。“我认识一个雅虎的工程师，他是个真正的天才，有一次他跟我谈起了对拍卖理论的研究。我跟他说，‘如果你把自己的天赋放在医疗或社会保障上，会不会派上更好的用场？’他说，‘我找过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当时他们正在应对药品定价问题，而我有一个想法，但他们连门都不让我进。’”莱斯格说，美国在向政府配置资源方面是在退步，现在对各种新鲜理念都避之不及。

初创公司HealthTap的产品可使得用户与当地医生进行视频聊天，进行初步的病情评估，公司设在帕洛阿尔托大学街。41岁的创始人罗恩·古特曼(Ron Gutman)更为用心地对待着将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件事。“在面试时，如果有人未谈起自己想要做好事，为世界带来变化，我们是不会聘请这个人的。再出色都不行，面试到此为止。”他说。他放下手中的冰绿茶，走到办公室楼上的正前方，站到木制站立式办公桌、一尊佛像和几盆盆栽花前面，公司每周一次的全员会议就要开始了。在这里，你听到的掌声比排球比赛中的还要多。“从我们创立HealthTap的这一天起，世界就将不同。它会发生变化。”他说完这句后，掌声随之响起。在会议尾声，所有人都必须介绍自己正在做的一件跟公司核心价值相关的事情。接着，50名员工一起做出人浪。

古特曼声称要改变世界。已有超过1.4万人给他写来邮件，表示他的App挽救了他们的生命。相信也没有多少人反对他的使命宣言。“我认为卫生保健是一项人权，而且我认为政府在赋予人们这项权利方面做得十分差劲。”他说。古特曼是以色列移民，他每天中午都从附近的Sprout Café买同样的外卖沙拉。他说，他的网站上不登广告，因为这会影响网站内容，光这一项就会减少上千万美元收入。“如果我有了很多钱，我又能吃多少Sprout的沙拉？”他问，“‘改变世界’是硅谷用得最滥的四个字。但我的人生使命恰恰就是以一种十分有意义的方式改变世界。”

硅谷的女性崛起了

除了钱，还有件东西能让科技公司创始人迅速膨胀起来，那就是获得投资的机会。很自然的，批评人士往往会立马指出来说，这些机会貌似偏向于一个人们熟知的人种类别：白人。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全对。

没错，科技企业的创业者中男性的比例高得惊人，而且现如今进入该领域的女性前所未有地少：在2012年，主修计算机科学的学生中有18%为女性；而在1985年，这个比例为37%。但他们并不是清一色的白人；硅谷的初创公司放眼望去都是印度人、中国人、韩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只有少数是白人。

“白人是融入问题的委婉说法。”艾丽莎·舍文斯基(Elissa Shevinsky)这样解释。她是Glimpse的联合创始人，其产品可令用户传递图片与视频，而且内容迅速消失，是Snapchat的竞争对手。舍文斯基由单亲母亲拉扯大，在纽约皇后区读公立学校。她说，在做第一份工作时，“我尽自己所能，想让自己看起来跟别人没什么区别。别人说什么笑话我都跟着哈哈乐。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别的选择。满口黄色笑话就像是这里通行的法则。”一次，她向一家孵化器申请资金，为了让人家不要介意她的性别，她在申请信中写道“我发现自己拥有24岁男青年的幽默感”。舍文斯基说，在她遇到的人中，有一小撮人是“猛男程序员”(brogrammers)——读过麻省理工、进过兄弟会、好喝两杯酒的男人，他们心目中的约会方式就是接一车波士顿大学的女生去派对上玩。但猛男程序员文化已经占据了主流地位，甚至能容忍两位仁兄在TechCrunch Disrupt旧金山黑客马拉松上展示他们的Titstare应用。在Glimpse的生意伙伴发表推文力挺Titstare后，舍文斯基宣布辞职。对方道歉，她回到公司，给她的新头衔是“女老板”。

舍文斯基认为，对于硅谷的职业女性，情况正在渐渐好转。Y Combinator的董事会中现在有四名女合伙人，并为女性组织了一个名为“女性创始人讨论会”的活动，而谷歌和Twitter公开触及女性和少数族群员工稀少的问题(谷歌公司的员工中有70%为男性，91%为白人和亚裔；Twitter这两者的比例分别为70%和88%)，这些都让科技企业开始把关注点放到多元化上。但关心这类问题并非出于硅谷的天性。“这里信奉随心所欲的自由意志主义，对于好多事情都能睁只眼闭只眼。”舍文斯基说，“在我的第一家初创公司里，一个律师跟我说，初创公司是一场公关灾难。它们违反各种法律，而且这一点被人忽视了。这是件好事，要不然的话，公司就不可能更上一层楼了。”

科技界能否影响政府？

硅谷也有自己的政治。姑且称其为新自由意志主义(liberalitarian)。自由主义(liberal)和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的立场有时是冲突的——这个事实并不会让大部分人烦心，因为他们几乎从不思考政治。一旦他们真的涉及政治议题，通常是想要证明谁在政治上更为正确。今年4月有人发现，Mozilla浏览器的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布兰登·艾克(Brendan Eich)曾在2008年捐了1000美元，用于支持加州反同性恋婚姻提案。他因此被迫辞职。这种事儿不可能在快餐炸鸡业出现。

硅谷极端的新自由意志主义者们曾探讨过以下方案：将硅谷独立出来成立一个州(这真的是2016年加州全民公决提案，提案人是风险投资家蒂姆·德雷珀)；在美国边境以外建设浮动的城市，成立海上家园(一个真实存在的研究所正在着手运作此事，并得到了泰尔的50万美元捐款)；在邮轮上开设办公室规避移民法(提议者是已得到900万美元承诺融资的Blueseed公司)；以及创造一个拥有虚拟法律的虚拟世界(提案者是安德森·霍罗威茨公司的风险投资人巴拉吉·斯里尼瓦桑，《彭博商业周刊》所属的彭博有限合伙企业为该公司投资人)。佩特里·弗里德曼(Patri Friedman)——他的爷爷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为海上家园项目工作，他说，“对于解决绝大多数问题，硅谷做事情的方式要优越得多。向政府提出这些要求并不是狂妄自大。我们的政府还停留在19世纪、20世纪，他们在21世纪的当下做得并不好。政府的诸多特点，都是我们业界准备颠覆的。”

近期一个周五的晚上，29岁的Box公司联合创始人亚伦·李维(Aaron Levie)向1000多人展示了自己位于洛思阿图斯的巨大办公室，这家公司提供数据存储服务。习惯在手上记笔记的李维说，他一直在跟其他CEO探讨如何能更非正规地与政府监管者合作。

这一点蛮让人纠结的——监管者好像压根儿不理解新技术。李维已与Salesforce.com的首席执行官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一起加入了“旧金山奉献”(SF Gives)，在谷歌班车遭抗议后不久，贝尼奥夫就启动了这个基金，并在60天内从科技企业募集到了1200万美元基金给当地的慈善组织。

Salesforce.com在旧金山拥有超过5000名员工，公司占地面积近14万平方米。“我们原本可能会成为最大的反面典型，但是谢天谢地，没人戳我们的脊梁骨。”贝尼奥夫说。贝尼奥夫家族在旧金山已经生活了四代，他的爷爷建立了湾区的高铁系统，他说，他认为公司之所以至今能免遭抵制，是因为公司向当地慈善机构贡献了1%的股权、利润和员工工时。“我们的人在为这里的孩子免费辅导，在当地人去医院时，我们的员工在那里迎接他们，”他说，“我们的员工会走进无家可归人士的庇护所。所以我们在这里结下了善缘。”

艾琳·麦克尔罗伊(Erin McElroy)有同感。这个31岁的活动家自学编程，创建了抗议驱逐地图项目，在地图上可显示旧金山地区所有驱逐案例和房主姓名。“我不是说Salesforce就没有任何可以批评的地方了，”她说，“但我们一直以来抗议的是谷歌、苹果、Facebook这些公司，而不是Salesforce，这是有道理的。”

尽管硅谷到处都是富有、信奉新自由意志主义的年轻人，但它已向慈善组织捐了很多钱，而且很有可能继续捐赠。麦克尔罗伊说，问题在于这些高额善款以及众多科技企业对湾区的贡献有限。她说：“他们仍然跟本地社群脱节。他们谈的是改变远方人们的生活，而这会跟新殖民主义联系到一起。大家并不太了解他们的生意会对此地带来的影响，只是觉得谷歌和苹果的钱都汇到了境外，而且在剥削别的地方的人。”

2004年，在哈维穆德学院(Harvey Mudd College)读了两年书的汤姆·普雷斯顿-沃纳(Tom Preston-Werner)辍学，创立了Gravatar，转手卖掉，接着建立了能让程序员分享和储存代码的GitHub.2012年，安德森·霍洛维茨向这家估值7.5亿美元的公司投资1亿美元。他的公司办公室里有一个酒吧，一名DJ，并且把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照搬进来，只不过将总统印章换成了“GitHub精英联合体”。4月份，公司前雇员茱丽·安·霍瓦特(Julie Ann Horvath)指控遭到了公司的性别歧视和胁迫，普雷斯顿-沃纳随后辞职。(GitHub的内部调查并未发现任何违法行为；普雷斯顿-沃纳否认了所有指控，但承认“有错”，并在一篇博文中道歉。)

离开GitHub后，他和妻子启动了一个非营利项目，为非营利编程俱乐部CoderDojo的贫困生提供价值200美元的谷歌Chromebook笔记本电脑。“也许相比再创立一家图片分享网站，它们能解决其他问题。”在Fiore Caffé喝着咖啡时，他这样说道。这家咖啡馆就在他位于教会区的家附近，这个地段是旧金山贵族化的中心地带。普雷斯顿-沃纳担心，未来硅谷将越发强大，而美国的其他地区将被甩在后面。“未来可能只有这两类工作：一类是告诉机器怎样去做，给电脑编程；另一类是机器告诉你该怎么做。”他说，“你要么创造自动化，要么被自动化。”这段话，跟凯文·罗斯家门口的那行带着笑脸的标语内容竟然离奇地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