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edInCEO：新媒体是“创造一种人们得以互动的空间”的方式（二）

翻译：黄思路

创业邦编辑

LinkedInCEO：新媒体是“创造一种人们得以互动的空间”的方式（一）

打破常规的企业家们

科技投资现在代表着一种高程度专业化的超级资本主义。在19、20世纪，生意需要资本投资以此建工厂和商店，获得设施和储备。只有这一切就绪，他们才可以开始挣钱。而已因特网为开端的商业并不需要实体资产所要求的太多东西，主需要一些办公间，人们便可以迅速触及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以相对较小的投资迅速获得无法想象的大笔回报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去年Facebook以九十亿收购了WhatsApp，当时WhatsApp运营还不到五年，旗下只有55位员工和一笔很小的收入。这次收购给WhatsApp最初的风险投资人带来高出六倍的回报。Geylock是Instagram的早期投资人，Instagram在2012年以十亿美元被卖给Facebook, 当时只有30位员工为Instagram工作。

即使是在在这个财富不均等的时代，也在什么比硅谷的成功率分配更不平等的了。霍夫曼的一位投资伙伴麦克迈普斯这样估测，每年有大约三万新兴科技公司成立，最终只有其中十家可以代表它们所有公司97%的价值，其中一家可以代表所有其他公司的价值总和。

两位经济学家——斯坦福的罗伯特豪尔以及沙山经济计量学会刊的苏珊伍德沃德进行了一项关于硅谷初创公司二十年来所代表价值的严谨研究。他们发现几乎四分之三以风险投资开始的公司初创者最终都一文不挣而失败告终。风险资本的成功压倒性的取决于超速度、大观念、超级睿智、异常执着、打破常规的企业家英雄。

美学的不同形式在硅谷也有体现——沙山路的办公室通常有硬木地板、融合艺术品的墙面，而旧金山的办公室则采用砖墙面和开放式办公空间——然而哪儿都可见处于紧张、自在、瞌睡或忙碌于公司与产品上市中的工作人员。Greylock的会议有着一种压抑的激烈竞争，仿佛在比哪一个合伙人最为低调。

创始人有与他们想法的相当的执行能力吗？合伙人怎么样从Greylock庞大的人才库中打造一个团队？用户群体可以每个月都增倍成长吗？公司的天敌——政府和商业到底有多大能力？Geylock最早可以什么时候诸如投资，又应该得到多大的回报？

当下，硅谷正在被像Uber和Airbnb这样的公司所占领，他们通过手机客户端提供市场，源源不断的吸引买卖双方（霍夫曼也是这两家公司的董事）。很多以彻底改变市场为目标的技术启动都和Greylock 的合伙人有过接洽（Meekrkat, Sprig, Nextdoor, Vessel, Operatpr）。至少在谈话中，没人是安全的：教育，医保服务，媒体，国家货币。

霍夫曼加入PayPal

1999年霍夫曼卖掉了SocialNet，转而为PayPal工作，当时彼得蒂尔刚成立PayPal不久。直到现在，PayPal依然代表着一种硅谷商业的典范，部分因为公司连续几任执行官的成功——包络蒂尔、霍夫曼、埃隆马斯克（特斯拉和SapceX执行官），但更多的是因为PAYPAL的运作树立了一系列原则。其中之一是超群的适应能力。PAYPAL一开始是作为PalmPilot的一种稳定系系统，后来逐渐演变成eBay——世界上第一个最成功的网上交易市场的交易系统，

霍夫曼在Paypal最重要的职责便是与外界谈判。正如他所说“相对于其他成员，我比他们更加能认清他们来自何处，以及如何弥补差距。”硅谷的一条最流行的格言就是：“请求原谅要比请求允许好得多。”PayPal在很多情况下都呼应了这条格言。

就在霍夫曼初入PayPal的那年，eBay开发了一项试图击败PayPal的竞争服务。霍夫曼成功让eBay相信，如果他们完全切断用户对PayPal的服务访问途径，那么司法反垄断部门将介入其中。当时反垄断部门正在起诉微软公司，正是因为微软切断了用户对另一家网络浏览器竞争对手Netscape Navigator的使用途径。

霍夫曼非常善于既以一种适度平和的方式来处理与外界固有的关系，但同时并不放弃某些激烈的行为方式。这一经验是他从Napster事件中学到的。作为早期音乐文件分享软件，Napster对版权法律始终漠不关心，以至于两年后惨遭淘汰——他们只得采取妥协，而没有任何反抗机会。

其实PayPal的运营与很多国内外银行法律法规有冲突之处。比如在2002年，霍夫曼说服了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日本朋友，通过浏览器网站公司而不是银行合作来让PayPal在日本运营。2001年10月，爱国者法案的通过严重损害了PayPal的二线业务——赌客的现金交易，于是霍夫曼赶紧将PayPal卖给了eBay。

就在几年前，人们还都认为陌生人之间建立足够的信任来进行没有实体接触的买卖是不现实的想法。评级和声誉系统当时还都是新鲜尝试，任何和货币相关的事情都必须通过经融机构的监管。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建立更大的用户基础其实比单挣钱要更加重要。早前，PayPal通过每人5-10美元的有偿方式吸引更多人加入、使用paypal，却导致了一年千万美元的损失。

霍夫曼为PayPal带来了一种新的运营技巧：让庞大的使用者群体通过电子邮件淹没政府机构，表达对任何不利于PayPal公司前途发展的法案的抗议。从那时起硅谷开始频繁的使用这个方法，包括在2012年的华盛顿，当时国会正试图加紧版权法的立法进程，以及在2015年的纽约，市长比尔白思豪采取对Uber的限制行动之时。

正式注册用真实姓名的社交网路－LinkedIn

eBay收购PalPal以后，霍夫曼开始投资社交网络。2003年，霍夫曼和平克斯用七十万美元买下了Six Degrees专利——一种用于构建社交网络的方法论。同年，霍夫曼正式注册成立了一个社交网络公司，这个网络类似于之前的Social Net，只不过这一次人们开始用真实姓名，并且花更多的精力在职业版块，这就是霍夫曼的领英。

霍夫曼看到了马克扎克伯格新兴发明的巨大潜力，2004年6月，他组织了一次与扎克伯格、蒂尔的会面，也直接带来了蒂尔第一笔对Facebook五十万美元的投资。下一年，就在扎克伯搬离哈佛宿舍入住硅谷时，霍夫曼和平克斯以37000美元每人买下了Facebook0.5%的的股票。霍夫曼本可以成为最大的投资人，但他放过了这个机会，因为他认为看上去好像是在对冲他对领英的赌注。当时最流行的社交网站Friendster和MySpace并没有专注于商业发展，而最流行的就业网站Monster.com也没有注重社交网络的拓展。除了霍夫曼，其他人并没有看清社交网络以商业化导向发展的潜力。

2008年为止，Facebook已经有一亿用户，领英只有三千两百万。Facebook的会员数远远超过领英。领英的一些工作人员担心Facebook有可能也会瞄准领英专注的利基市场，而霍夫曼却坚信人们更倾向于在网络上把生意和私人生活分开。领英持续鼓励用户完善他们的细节信息、定期更新，精心维护个人资料使它成为职业发展的坚实基础。2013年见证了霍夫曼的一次投资失误，当时他错过了一次在Greylock与Snapchat团队见面讨论当时非常流行的“阅后即焚的聊天应用”的机会。“这只是昙花一现的机会。”霍夫曼说。

头开始的两年，霍夫曼完全将注意力放在用户增长上，因此领英并没有挣得多少钱。（今天，领英约22亿的年收入中的大部分都是来自付费获取领英用户资料的招聘方。）从一开始领英就为用户提供了提交完整的电子邮件联系方式的机会，这可以为他们带来大量自动的邀请信。霍夫曼直到有些用户可能会不喜欢这个功能，但是只要这不妨碍领英扩张的趋势，这些烦人的邮件并不成问提。

2006年，领英决定将用户资料设置为半公开状态，也就是说当你在谷歌输入一个人的名字时，他的领英资料将是搜索结果中排在前位的。领英用尽一切方法使你觉得你需要将这个人加入到你的社交网络，并不断地根据用户反馈的数据，分析什么事用户最想要的，以便调整领英的产品。领英还会列出用户所建立的联系，鼓励他们互相竞争？（霍夫曼在领英的办公室里，每一个会议室都是根据一款经典游戏来命名的：Pac-Man, Tetris, Space Invaders）2011年春天，领英上市，当时领英已经拥有了超过一亿用户，霍夫曼也正是成为亿万富翁，作用公司12%的股份和58%投票权。

如果你认为这时候领英人开始懈怠、花更多的时间出去玩儿比如去不丹徒步旅行，那你就彻底误解所谓的硅谷文化了。一位领英前任执行官告诉我，六年前，当霍夫曼任命杰夫韦恩作为首席执行官时，他的工程师们曾一度很怀疑，因为韦恩并不是和他们一起打拼过来的。然而，后来一个人分析了韦恩在领英网站的在线数据，发现只有凌晨三点半到四点韦恩是不在线的（虽然韦恩办公室坚持声明韦恩晚上11点到早上5点期间都是下线状态）。霍夫曼每年都要去中国三四次，因为那里有着领英巨大的扩展市场，霍夫曼被中国人的工作热情印象深刻。在一次会议上他告诉听众，一个北京刚成立的公司，在半年内租用一幢酒店楼房，并要求所有员工住在那里，休闲活动只包括吃饭、睡觉、锻炼，通过这样的方式，这家公司可以在六个月内就推出他们的产品。领英朝向“全球经济图谱”(Economic Graph) 和网络化时代的行军仍在继续。

梦想从未被完全实现。那么当他们完全被实现时又会怎么样？霍夫曼和领英代表着硅谷对于经济远景的看法本质。人们将每两三年就换一次工作，因为事实上防止人们频繁的更换工作成为一个挑战。霍夫曼的朋友，Twitter和Medium的创始人伊万威廉姆斯带我参观了Medium位于旧金山的办公室。他指着那片开阔的办公区域说：“那里的每一个人这个星期都接到了猎头电话。”霍夫曼在他的最新著作《联盟》里指出，坚持做一份工作四年以上已经可以被看做一种光荣。

在硅谷工作并不意味着21世纪对于安全感和福利的期许，因此，企业尽量以股份酬劳员工，让雇员享有股东身份。每个人都被认为是想要辞职去创建自己的公司，而那些并不擅长科技领域的人，在他们想象中的硅谷未来里不可能获得一份全职工作。相反，人们将利用硅谷经营在线市场的公司具有的各种元素组装它们的经济生活：这些元素也许来自Uber driving，也许也是来自TaskRabbiting。

假设你同意霍夫曼关于“网络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的看法”，那么它的到来势必伴随着既令人兴奋也令人不安的因子。霍夫曼喜欢引用联合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文件里的一段话：全球经济的运转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将需要六亿个岗位的支持，而现有的产业只能提供其中的一千万到两千万个岗位。剩下的空白必须由新兴公司来填补，也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做出重大的方针政策调整，为创业者提供一个更方便的环境。，

这也是霍夫曼进行政治和慈善活动的目标。如他对一位拜访者所说，“我试图帮助政治家们去理解，解决这个问题是为了建立一个网络体系，来反对——他讽刺道——“新协定。”对于网络经济，霍夫曼有抱有极强的信心，认为这个模式足以帮助每个人生活得更好，这是在此之前任何经济安排都无法做到的。霍夫曼告诉我他认为过去的一年里美国政党太过执着于解决国家层面的问题，因此他不不太可能在这一轮选举中做出什么太大贡献，不管是Priorities USA, 还是他曾经在2012年支持的Democratic Super PAC。（目前，在所有总统候选人中，他已经私下见过了希拉里克林顿和杰布布什，但还并没有决定支持哪一位竞选总统）。他试图得到的，根据他自己所说，是“广泛的、强大的、持续的影响力”。

并不是每一个硅谷人都对以科技为动力的经济革命抱有乐观态度。对于并没有掌握什么科学技术的美国中产阶层和工薪阶层来说，他们的经济未来充满了变数，这个话题时下也被热烈探讨。乔伊克劳斯是霍夫曼在谷歌风险资本部门工作时的老朋友，他告诉我说：“我的直觉判断，硅谷的成功模式在其他地方并不能被复制，任何‘硅谷模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成功’的论断都是自以为是的，关于这点我真的不确定。”

约翰理利是霍夫曼在Greylock的伙伴，他就公开持有悲观看法：“我可能并不太像你们典型的硅谷人士，我相信任何行为都会带来或好或糟糕的结果。很明显的，财富变得越来与集中，网络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他认为20世纪是很反常的。“一开始并没有中产阶级，然后它出现了，而现在我们再次回到原点——它又被吞噬了。我看不到任何中产阶级可以产生的希望。人们将听到更多关于稳定收入的讨论。现在，大家都坚信市场可以解决任何事情——软件也是。”

即使像是麦克迈普斯这样自称深信“自由人力、自由市场”的人都告诉我，当他在达拉斯和作为论坛主持人的格林贝克讨论时，他发现贝克非常担心观众对于迈普斯所描述的经济未来的反应。他问：“你会对像我这样的人说些什么呢？你怎么回应所谓‘红州的四千万人将流离失所’这个问题？”

一起突破重围

霍夫曼的在线平台、市场、网络带动了一批新兴公司突破重围，并发展为准垄断地位的大企业：零售业中的亚马逊，社交网络里的Facebook，搜索殷勤里的谷歌，商业社交网络中的领英。一旦这些网络效应开始产生，他们将为潜在对手的挑战创造一个巨大的障碍：人们在Facebook、领英、或者YouTobe上投入越多的精力，他们就越不愿意改用其他类似的服务。彼得蒂尔最喜欢的一句名言就是——竞争其实与资本主义正相反：一旦一家公司取得了成功，它就会试图建立一种垄断地位，以此获得只有这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的公司才能享有的利润。

也许有一群人生活在这样的大公司的羽翼下，而更多的一群人处于一个松散的网络群体中。你越是相信这样的过程可以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数以千亿的人的生活质量可以得到快速的提高——你越将更加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过程中以加快那个世界的到来。也许再没有人比里德霍夫曼更坚信这个想法了。

某天和马可平克斯吃完晚饭之后，霍夫曼在硅谷一家非常有名的餐厅Fuki Sushi见到了他团队的另一位成员。霍夫曼本想聚上几个朋友一起玩他最喜欢的游戏卡坦岛。这个游戏里面玩家需要比赛来创建、拓展自己的建筑设施。（霍夫曼为硅谷的朋友开发了有类似规则的另一个游戏版本，只不过他们需要开发产品，而不是铺设建筑。游戏中也没有棋子“强盗”、资源卡片“小麦”，分别被“破坏者”和“天资”取代。）不过当时他的朋友们都很忙，他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打算和在硅谷为麦肯锡工作的詹姆斯曼伊卡吃顿晚饭。通常霍夫曼都不会用自己的名字预订餐厅位置，避免遇到打扰，不过那一次他破例了。餐厅给他提供了一间私人房间。曼伊卡——49岁，在津巴布韦长大，后来成为牛津工程系的一员，因为刚结束和雅虎CEO玛丽莎梅耶尔的见面，晚了一些才到。

“他们好像决定了这就是我的专属房间了。”霍夫曼说，“我在这儿还和埃隆马斯克、马可扎克伯格都吃过饭。”

“米歇尔还好吗？”曼伊卡问。

“她试图弄明白生活到底应该随着哪一种节奏——自我精神的，还是硅谷的。”

在霍夫曼“制定清单”的仪式发生之前，他们的讨论就已经开始了。曼伊卡知不知道哪一家餐饮商专门做非洲传统菜肴，可以替霍夫曼准备每个月邀请各大科技公司执行官的宴会？（知道）霍夫曼能帮到那个聪明的、在迪拜拓展非洲业务的年轻人阿什希塔卡尔吗？霍夫曼在达沃斯上见过他，也曾在Greylock接受过他的拜访。（霍夫曼和曼伊卡可以共同为塔卡尔举办晚宴）霍夫曼会加入曼伊卡担任副主席的、由奥巴马总统创办的全球发展理事会吗？（会）霍夫曼关于友情的新书写得怎样了？（在《闪电拓展》之后就要出版了）

侍者进来了。“我有一个法则，”霍夫曼说，“如果来了好的餐馆，就点这里的特色菜。如果是家坏的餐厅，就点他们名声最差的菜。”然后他们点了一些特色菜。
快速讨论了一些话题后，霍夫曼说：“我开始对整个人工智能和道德伦理的事情非常感兴趣。”

“其实没多少人在思考这些事情，”曼伊卡说。他不久前安排了一次霍夫曼和一组天主教牧师代表团的会面。“他们觉得上次的交流非常有趣，马上他们就要去罗马了。”

“我还欠米歇尔一次罗马之行呢。”

“那就太好了。”曼伊卡说，因为这样一来霍夫曼还可以见见罗马的市长伊尼亚齐奥马利诺，这位市长一直希望可以让永恒之城变的数字化。“市长会来的，”曼尼卡说：“他已经和拉里佩奇吃过一次饭，拉里佩奇想在这里成立一个小公司。”

霍夫曼说他很乐意再次见到那些牧师。“我以为”人工智能触及了所有他最感兴趣的话题：哲学，科幻，潜在的商业风险，社会未来形态——如果说社会形态也折射出人类发展的话，那么世界文明的后社会到来形态又将如何。“我想我们离这个话题太遥远，所以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挑战在于去弄清那些未知的未知。我们就是一种智能的形式，但人工智能的任何一种形式都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人类的复制品。这件事情其实深不可测。我们怎样才能创造出有道德伦理的人工智能？我们必须从心灵角度出发处理这个问题。道德算法又应该怎么开发出来呢？”

霍夫曼告诉曼伊卡说他正在考虑做一次人工智能的讨论，他可以借此机会解决很多心头困惑：“生命系统的道德体现是什么？你能想象一个没有人类却更加完美的系统吗？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立场，管它什么环境破坏、物种灭亡。”

领英漫长的一天会议刚刚结束——慈善活动、产品评测、来自好莱坞的客人——然而霍夫曼却又开始了一个宏大的话题。他将双臂举过头顶，好像被什么隐形的线拉扯着。“我们创造出来的，到底是一个道德体系，还是一个违背人性的体系？有人觉得只有静观演变进程里的下一步发展就是正确的做法，这种观点真是可怕。”

“人工智能比人类更聪明——这是一个非零机会的事。”曼伊卡说。

“这难道不是百分之百吗？难道不是只是一个时间系数的问题？即使我们能幸免于此，大家也都知道，这只是10到100年的事。”

“也有人在研究这个。”曼伊卡说。他和霍夫曼希望他们可以让波普弗朗西斯也参与到里面。

该轮到曼伊卡单子上的下一个议题了：“工作，中产阶级。”曼尼卡以及其他五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加入了签署 “致数字化经济的公开信”这项声明的队伍中，他们试图引起人们对于科技的显著进步、以及多数人工资增长停滞问题的关注。这封信呼吁启动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推广最新的研究，并改变现在政府和商业的运行政策。

尽管人们通常将霍夫曼和自由主义的改革派代表联系在一起，这次他却没有签署这项声明。“我的领英团队比较犹豫。”他说，听上去有些抱歉。

“我赞同这个声明的主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曼伊卡知道，并不是每一个硅谷中的首席执行官都愿意签署这项声明，但他试图以平和的方式把霍夫曼拉向左派，并且他知道如何构建自己的论断，从而使霍夫曼觉得听上去有吸引力。他说：“我们不能忽略这个问题。现在每个人都在股票投机。我们都知道和资本支出相比，股票份额里流向收入分配的部分不断在下降。你知道这对工作来说意味着什么吗？创业之时解决问题的部分答案，并且还必须是超大规模的创业。在你讨论人工智能之前是不是应该先考虑这个。”

“你得让人们去适应调整，”霍夫曼说，“你必须得有流向整个系统的便宜资源。你怎样能让科技生态系统更具包容性？

“只有很少的项目有这样大的规模。”曼伊卡说。

“你需要把这种规模扩展到无限大。”霍夫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