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人口占比不到美国 2% 的硅谷，是如何持续孕育伟大公司的？）

20 世纪 50 年代，旧金山湾区迎来了自淘金热后的第二次机会。

IBM在这里设立了圣荷西实验室（后改名为 Almaden 研究中心），将刚起步的计算机技术带到西海岸。斯坦福迫于财政危机建立了科技园，为未来的科技公司们提供了沃土。

以及发明了晶体管的 William Shockley，在学术期刊上刊登的代码式广告，招募了 8 个聪明绝顶的年轻人。后因受不了这位唯我独尊又无商业远见的老板，他们打算集体叛逃。Shockley 震怒，称他们为八叛徒（Traitorous Eight）。

这一天是 1957 年 9 月 18 日。他们出走的公司叫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

后来，八叛徒中 Robert Noyce 发明了集成电路，Gordon Moore 创立了Intel创始人，Eugene Kleiner 开了 KPCB 风投基金公司。而仙童半导体公司拆分出的 92 家公司中，有 30 家多家已经上市，市值高达 2.5 万亿美元。在新作《硅谷之谜》中，吴军博士用这个例子诠释了他对硅谷成功要素的理解——叛逆和对叛逆的宽容。

比如在硅谷，竞业限制不如新泽西、纽约或是华盛顿执行得严格。员工跳槽到竞争对手从事相同工作、或自行创业与原雇主竞争的情况比比皆是。法律成为了一种变相的保障。

除此以外，硅谷的伟大公司大多都建立在先前公司 / 大学的基础上。仙童是一个典型例子，而后的斯坦福大学也功不可没。Lary Page 和 Sergey Brin 利用斯坦福的资源，发明了Google网页排名算法PageRank，尽管斯坦福拥有专利，最后仍以很小的占股让他们拿去办公司。Cisco, Sun, Yahoo 也都是这样出走斯坦福。

风险资本家们也在社会性宽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基业长青和百年老店不再是所有企业追寻的目标，风投大笔钱投给新技术新公司，与老一辈对抗。成长于计算机时代的硅谷工业基础薄弱，受工业时代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文化结构影响很小。人不是等级森严的组织中的螺丝钉，分配制度被重构，工程师代码写得好也能赚的盆满钵满，主观能动性大大提高。

白手起家、车库创业的硅谷著名谎言不攻自破。

继续翻下去，吴军博士挖掘了更多硅谷无可复制的成功因素——多元文化、追求卓越拒绝平庸以及对失败的宽容。这些看似鸡汤的原因，回归到硅谷发展史中，似乎也更有说服力了一些。

同时，你会在这本书中看到更多他的个人观点，而非《浪潮之巅》中叙事者般娓娓道来。也许你会喜欢这种高屋建瓴，帮你理清了不少思路。也许你又会觉得这太主观臆断，还不如气候说（硅谷的成功来源于良好的气候）来得靠谱。

但在创业遍地开花的中国，探索硅谷成功的奥秘依然有价值。毕竟大家都想成就伟大的公司，而世界有它与无它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