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20年区域格局出现重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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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些天,各地陆续公布了上半年的GDP数据。虽然就实际增速而言,有18个省市区超过或追平了5%的国家线,但受到通缩压力等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省份的实际增幅都高于其名义增速。而名义不低于实际,且两者均达到5%以上的省市区仅有山东、浙江、四川、北京、内蒙古、贵州、新疆、甘肃、西藏等9个。


对照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只能说,同志仍需努力。


当然,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表达过的观点,短期的经济波动、增长起伏对于区域观察意义不大,我们更应该关注长期的趋势变化。


之所以还要写作本文,是因为上半年数据中的部分指标变化背后正好体现了某些趋势。


这里的趋势具体指哪些?


除了人尽皆知的长三角、珠三角强者恒强,领先幅度越来越大外,还有哪些意想不到,或者新出现的变化趋势?



今年是中部崛起战略提出20周年。它和1999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2002年启动的东北振兴一道,促成了本世纪头20年中国区域发展的重大转变。


在此之前,根据改革开放之初高层提出的“两个大局”思想,中国实施的是沿海率先崛起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地区借助开放政策,通过吸引外资,冒出了一大批经济强市。


1978年时,GDP前十大城市中来自中西部及东北的城市数量还占到一半 (重庆、沈阳、大连、武汉、哈尔滨) 。但到世纪末的1999年时,随着深圳、苏州、杭州、无锡等沿海城市的纷纷崛起,内陆城市只剩下重庆和武汉两座。


为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世纪之交国家先后推出了三大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不过出于增长惯性,在之后的几年里,沿海与内陆的GDP差距继续拉大,在2005年前后达到了顶点。


当年,东部沿海10省市 (不含辽宁、广西) 占全国GDP比重达到59.54%。


此后,伴随着中西部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基建投资浪潮,以及汽车、电子等制造业由沿海向内陆转移,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开始发力,内陆各省经济增速连续十多年整体快于沿海,涌现了合肥、长沙等一批排名上升几十位的黑马城市。


数据显示,2005~2019的14年间,东部三大经济区京津冀、江浙沪和广东GDP分别增长了4.049倍、4.85倍和4.77倍。而位于中部的河南和两湖,则分别增长了5.125倍、6.49倍。位于西部的川渝、云贵更猛,分别增长了6.47倍和7.315倍。 其中,贵州连续10年GDP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但是口罩以后,人口进入负增长、城市化速度放缓导致房地产引擎熄火、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政府债务攀升,加之国际局势变动引发产业链转移,这个趋势发生了逆转,东部沿海省份GDP占比开始触底反弹,由2019年时的51.58%上升至2023年的51.72%,今年上半年又进一步提高至51.88%。


与之相反,其他地区的占比则纷纷回落。东北就不消说了。上半年,东北第一城大连GDP被温州反超,并被徐州逼近,面临着掉出前30的风险。 崛起了20年的中部也开始出现塌陷迹象。


不仅文章开头提到的9个“成绩优秀”省市区无一位于中部,河南、山西的GDP甚至低于去年同期数值,名义GDP出现负增长,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负增长省份。


这背后既不乏区域竞争周期性此消彼长的自然因素,也和高层的思路转变有关。


如果说改革开放头20年,中国实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那么第二个20年,奉行的则是大中小城市、东中西部均衡发展的理念,中央在土地、税收等方面对中西部多有照顾。


但最近两年,由于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政府又开始重新重视经济大省的作用,多次召开会议强调经济大省要“挑大梁”,为此相关政策也开始向经济大省倾斜。


像刚刚发布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就有多处相关表态。比如“优化土地管理,健全同宏观政策和区域发展高效衔接的土地管理制度……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


也就是说,今后经济越发达的地方,获得的土地指标也越多,这无疑利好人口、资源持续流入的长三角、珠三角及其他沿海省份。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未来东部地区或将重新拉开与中西部的差距。



不过在内陆省份中,也有一些表现亮眼的。事实上,上半年名义增速前三名全部是西部省份。西藏以11.2%的超高增速排名第一,第二名新疆也达到7.8%,第三名甘肃、第四名内蒙古则都超过6%,分别为6.9%、6.5%。


其中,除了不沿边的甘肃,其他几个省份的成绩都得益于边贸出口的迅猛增长。


近年来,由于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与美欧等主要贸易伙伴摩擦不断,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发展将由外循环转入内循环。 不过从数据来看,出口仍是拉动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中表现最好的。


上半年全国出口总额增长6.9%,既高于GDP增速,更远高于投资(3.9%)与消费(3.7%)增速。变化只在于主要贸易对象的改变。


过去,美国曾常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对象国,而欧盟则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区。 但2019年,东盟超过美国,2020年又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对象。今年上半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量继续保持10%以上的高增速,而对美、对欧贸易则分别只增长了2.9%和-0.7%。


另外,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国与俄罗斯、中亚等国的贸易也增长迅猛,这些都利好相关沿边省份。


比如广西,就受惠于紧邻东盟尤其是越南的优势,上半年出口增长了28.5%,达到1918亿元人民币。超过辽宁、天津、湖南等省,全国排名由去年的17名升至13名。


其中,对越南出口中间品636.7亿元,增长50.3%。越南已连续25年成为广西最大贸易伙伴,对越贸易占广西对东盟贸易的77%、全部外贸的42%。


随着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省份的广西,凭借背靠大西部、面向东南亚的地理优势,未来有望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并和正在全力打造自由贸易港、将与明年启动封关运作的海南一道,构建环北部湾经济新增长极。


除了往南面向东南亚,在往西连通中亚方面,新疆的主场优势也愈发凸显。今年上半年,新疆出口总值1889.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高达51.4%。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稳居新疆贸易伙伴国前两位,分别增长45.8%、8.7%。而对整个中亚五国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则分别增长了23.9%和43.6%。


随着今年6月中吉乌铁路的签约落地,南北疆未来都将拥有通往中亚的国际铁路,势必进一步提升新疆作为中国向西开放桥头堡的地位,带动全疆的开发开放。


不过最“炸裂”的还得属西藏。 虽然地处高原,但近年来西藏抵边发展、对外开放动作频频。去年11月,中国里孜-尼泊尔乃琼口岸开通,至此西藏已拥有樟木、吉隆、普兰、里孜四个陆路口岸,以及里布列克、什布奇、乃堆拉等三个山口供边境贸易和香客朝拜。


今年上半年,西藏出口同比增长122.9%,外贸增速连续6个月保持全国第一。


当然,西部沿边省份的发展无法取代东部沿海大省的经济压舱石作用,但确实可以拓展中国产业安全的回旋余地。 比如新疆,去年先是凭借大闸蟹、三文鱼等水产出圈,后来又因粮食总产增量、播种面积增量两项全国第一而受到关注。 虽然经济总量排名依旧不高,但作为战略备份区的重要性却在日渐凸显。



21世纪头十几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各地发展百花齐放、你追我赶。那一时期GDP作为重要的经济指标,具有较高的观察比较价值。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意义已经不大。


一来各省市间的排名逐渐固化,像合肥在过去20年排名上升几十位,或者黑龙江排名断崖式下跌10位以上的情况将越来越少;


二来受马太效应影响,东部与中西部,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与其他内陆地区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不妨效法浙江取消26个欠发达县GDP考核的做法,也给除东部沿海10省市及川渝、两湖、河南等几个经济大省以外的16个内陆及东北省区进行GDP考核松绑。


转而关注其他一些更能体现经济质量、民生福祉的数据,比如人均收入、人均能耗、城乡收入差等,另外还有一项重要指标,就是本地的财政自给率。


今年上半年,全国只有上海一地财政实现自给,其余省份,包括浙江、江苏等过去表现比较好的地区,也出现了财政收不抵支的情况。


事实上,正是因为GDP竞争压力,加上财政有中央兜底的心态,使得各地举债搞了很多无效基建,上马了不少无用项目,地方债越来越高。


未来,除了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合并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等种种改革措施,增强地方财力外,还应该严格财政纪律,比如以现有的财政自给率作为一条基线,对各地进行考核,自给率上升的考核加分,下降的减分,一届任期内如果连年都下降的,直接一票否决。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可以也应该放下对GDP高增长的执念了,是时候将更多精力、财力、注意力转移到民生社会事业上来了。毕竟区域城市间的竞争,不只是经济硬实力的较量,也包括软实力的比拼。


这方面,过去一两年以山东淄博、贵州榕江、新疆阿勒泰等为代表的一批网红城市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尝试,让人见识了迥异于北上广深的中国城市的多样性。


在此之前,福建三明、陕西神木因为推进医改,陕西吴起、福建马尾由于实行12年免费教育,也曾引发舆论热议,收获大量赞誉。


但相较本届奥运会上巴黎所展现出来的那种集历史、人文、艺术、建筑、时尚于一身,令人炫目的城市魅力还相差甚远。


而这,才应该成为未来中国城市竞争的努力方向。


毕竟,普通人讨论城市时,关注的往往是它的美食风物、人文底蕴、教育医疗、交通住房,很少有谁会先问一句:这地方的GDP是多少?全国排第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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