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重新审视市场自由主义：凯恩斯的愿景与现实越来越远
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于1930年写下《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文，其理念对七十年代早期的经济决策有决定性影响。在市场自由主义当道的几十年时间里，如同凯恩斯的其它作品一样，这篇文章不再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了。自由市场的放开导致了2007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其影响至今仍让大多数发达国家举步维艰。
不过，也如同凯恩斯的其它作品一样，这篇文章近几年又火了起来。凯恩斯的休闲理念重新成为热点。休闲时间是指人们可以按自己的喜好自由支配，而不是无所事事。就像父子俩所讲的，他们的观点借鉴了古时的传统。但是，凯恩斯的观点却蕴含着新思想，那就是，休闲时间人人可以拥有。
作为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作家，凯恩斯认为科技进步可以使未来一片光明。他说，从长远看，人类可以在经济上解决稀缺问题，不必再为了生存而工作，而这一点又意味着可以抛开“一切影响财富分配及经济奖惩分布的社会习俗和经济实践。它们本身也许令人讨厌并且缺乏公正，我们现在之所以仍竭力保全，是因为它们对于资本的积累非常有益。”
凯恩斯借鉴的是老传统，提出的却是新观点。在乌托邦式的黄金时代里，物质的丰富会取代稀缺，金钱将不再统治一切，这是人们一直都有的老观点。而凯恩斯的新意在于，他认为科技的进步会让乌托邦成为现实，而不只是幻想。凯恩斯在他的文章中谈到：“从人类有记载算起，即大约公元前2000年，一直到十八世纪初，地球上生活在文明世界的芸芸众生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大多数人辛苦劳作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而且历来如此，似乎没什么可行的政治改革能改变这种局面。
人口论
只有工业革命以及之前的启蒙运动，才让人们大胆猜想将来的黄金时代有可能通过人类自己的行为得以实现。到了十八世纪末，按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等激进思想家的说法，人们的收入水平已经提高到只要财富公平分配，就能人人有好日子过的程度。
针对这种危险的推断，马尔萨斯（Malthus）专门写了《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予以批驳，这是对稀缺必然性观点的首次捍卫，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次。马尔萨斯的论点是，即使技术革新或财富再分配可以提高大众的生活水平，其结果也只会是有更多的孩子得以存活，呈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必然会跑赢呈算数级数增长的生活资料。所以，要不了多久，穷人还会被打回原形。
十九世纪早期的状况似乎支持了马尔萨斯的观点。工业革命使得劳动集约化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圈地法案和人口增长迫使农民和农业劳动者失去了土地，成了首批工业无产者。他们工作的工厂又很快迫使原本的商人和手织布之类的家庭手工业者沦为赤贫，进而淹没在历史洪流中。
由于不受季节或白天长短的限制，人们的工作时间之长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年工作时间据估计超过3,200个小时，即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且没有任何假日或休假机会。物质消费确实有小幅增涨，但远远不足以抵消工作时间和强度的增长。
马尔萨斯时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他的观点。所有的标准模型都以一种稳定状态结束，即大多数人都处于勉强糊口的状态。唯一值得一提的例外是卡尔·马克思。在他看来，贫困化（Immiseration）的进程并不会以勉强糊口的稳定状态告终，它会带来危机与革命。
十九世纪的中产和工薪阶层
到十九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实际的生活与马尔萨斯预测的全然相左，一批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队伍一面享受着技术进步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一面却趋向于通过道德约束或是节育手段来经营更小的家庭。“人类的一切将越变越好而不会越来越糟”——这一新颖的进步理念在当时迅速成为大众“常识”。
另一方面，工薪阶层有更充分的理由去寻求更好的生活。斗争数十载后，工人们不止是夺回了他们曾有的权利。工作时长在立法与工会活动的作用下得到限制。八小时工作标准于1855年首次在墨尔本的石匠们身上实现，但并没有立即得到广泛实施，周末双休则出现得更晚，直到二十世纪中期才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开始实行。
凯恩斯关于经济前景的讨论，当是首批提出基于技术发展与资本累积，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可以无限持续下去这一观点的。
凯恩斯主张技术进步只要以每年2%的比例增长，就足以在一百年内让我们的生产力翻近三番。只要人均产出涨一倍，就基本可将工作时长降至每周15小时或者更短。他认为这样的条件足以让我们填满欲望的沟壑，轻松工作即能生活得心满意足。
所以当我第一次读到凯恩斯的论文时，我便觉得他的愿景很有可能就在我的有生之年内得到实现。社会民主福利制度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管理理论的指导下，缓和了许多经济生活中的大起大落。曾经失业、病痛或者年老会使我们一贫如洗的威胁在当今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中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年轻的一代人甚至连见都不曾见过。在这些优越条件下，反物质主义论调风靡于社会，年轻人中更甚，而在凯恩斯时期，这些论调仅在布卢姆斯伯里派里被热烈推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排斥狂热消费主义，蓝色牛仔裤成为潮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然而，40年后的今天，凯恩斯的愿景却似乎和现实渐行渐远了。至少在英语国家，人们曾经认为的工作时间缩短这一必然趋势已停滞不前。对许多工人来说，事情正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此外，积累资本以及保持和促进消费的努力非但没有减弱，而是比往日更甚。市场价值的影响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数十年间，投机市场的范围和规模的扩张超乎想象。凯恩斯所说的贪婪和利益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对象。
市场自由主义
这样的逆转是如何发生的？凯恩斯的愿望是否仍有实现的可能？
第一个问题很好回答。七十年代的经济动荡给六十年代的乌托邦主义划上句号，促进了激进的资本主义的复兴，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撒切尔主义”或者“华盛顿共识”。我用了一个较为中立的术语，“市场自由主义”，来描述这一系列思想。只要市场自由主义仍然大行其道，想要建立一个不被金钱驱动的社会就是天方夜谭。全球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长期经济衰退都是对这些观点的有力质疑。然而，那些基于市场自由主义产生的理论和假说仍然左右着政客和意见领袖的思维。
尤其是在人们重新燃起对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兴趣之后，那些市场自由主义时代本就根深蒂固的观点重新获得了控制权，推动了一系列毁灭性紧缩政策的制定以及更多自由市场方针的结构性“改革”。如今，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无法做出像样的抵抗。人们对经济危机的愤怒演变成右翼的部落主义运动，例如美国的茶党运动以及希腊金色黎明党运动。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如果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还想重拾当年的统治地位，就像从凯恩斯晚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一样，他们就不能仅主张依靠科技杠杆来稳定经济。正因如此，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一下凯恩斯对未来的设想了。首先，我们应当考量凯恩斯理论的局限性，这是十分重要的。第一，凯恩斯仅仅考虑了发达国家的情况，含蓄地假设殖民主义世界秩序能够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从他的其他著作、包括早期那些论述印度经济的作品中看来，凯恩斯的设想是在殖民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贫穷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一旦我们将凯恩斯的假说应用于整个世界，就能清楚地看到经济稀缺的终结和他的设想相去甚远。究竟有多远？说得再具体一点，要想让人们每周只工作15个小时，而人人都能享受到1930年（凯恩斯的文章写就时）英国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准，我们的科技还要取得多大进步？
1990年，距离凯恩斯文章已经过去60年，全世界的平均收入才刚刚达到英国人1930年的水平。所以，看起来我们还得在凯恩斯的时间线上再加60年，也就是两代人的时间才行。另外，由于发展中国家更多地是在借鉴现有科技，世界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接近3%，而非凯恩斯设想的2%。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生产力翻三番的目标仅需70年。所以，如果将全世界的情况考虑在内，要想结束经济稀缺状态，只需将凯恩斯的估计时间后推30年，即2060年。
逃离凯恩斯所谓的“经济需求隧道”的大门仍向我们敞开着。然而，这将需要彻底改变驱使人们追逐金钱的经济结构和受消费文化影响的经济态度。在金融资本主义大行其道数十年之后，我们需要费点力气才能回想起，这类改变都曾看似可能。
不过现在看来市场自由主义的主张显然是行不通的。它许诺如果市场完全放开，从长远看，每个人都将受益。事实上，在市场自由主义经济时期，发达国家大部分家庭的收入增长状况还不如1945年后进入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的数十年间的水平。更加迫在眉睫的是，除了位于金字塔尖1%的人群外，其他人都还没有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甚至更糟的还在后头。而且，尽管在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策略的强烈抵制上取得了初步成功，但是目前，不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经济角度来看，紧缩政策都宣告失败。
本文作者：约翰·奎金（John Quiggin，昆士兰大学经济学教授）新作《僵尸经济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原文来自
AEON
，由
译言
翻译，译者：moonlight650、嗨小蝎子翠翠、Lizzzzz、君麟、OrganOfFire，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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