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反盗版”和“淘宝打假”身后的悖论

最近关于微信公众号文章版权保护的话题颇为引人关注，淘宝和工商总局PK的问题也颇为引人关注，我很想将两者的相似之处拿出来一起谈一下。

微信的版权问题引关注是起于新华社中国网事的一系列反映“微信公号大量涉嫌抄袭”的报道文章，因为版权保护不利，《中国网事》以标题质疑微信：“微信，你是不能，还是不为”。

作为一个专栏作家或文字作者，对中国网事对版权的关注我深表感激，但同时又对其欲将网络版权治理的责任“压”给微信团队感到困惑。这里倒不是同情腾讯的意思，而是有某种不放心。版权治理，不但是责任，也是权力，任何权力都该是笼子中的老虎，你把它放出去之后，能否保证权力拥有人不滥用权力呢？

不妨暂时回到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在版权问题上，微信到底是不能，还是不为？我认为两者因素都有。自有互联网以来，版权保护即成难题，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连版权保护最发达的美国也不能例外，所以美国首先提出“避风港原则”，即是在保护互联网文化与保护版权之间做一权衡，版权进行了让步。美国尚且如此，更不用提中国，有互联网二十年来，版权文章的乱用乱转早就是普遍现象，论坛里、博客里、微博上，乃至个人网站、门户网站，它们都治理不了，微信凭什么能治理呢？

当然，说真的不能治理也不客观，为了治理版权，微信完全可以大开杀戒，比如发现无署名转载文章就禁言或者封号，但这样一来，势必会影响到微信生态自由、开放的气氛，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微信被赋予这样生杀予夺的权力与权威，再收回去就难了。尽管虚拟财产目前法律还没有正式承认，但微信大号、微博大号的财产价值、商业价值却也不能否认，作为平台的管理者，微信们有权力以判官的身份去剥夺这些“财产”吗？误杀了怎么办？徇私舞弊怎么办？为了增加的成本而加收反盗版费怎么办？这些都是很前卫也很关键的问题，如果一定要在维护秩序和看紧权力之间做抉择，我宁肯选择后者，因为前一个问题至少还能靠政府与法律。从这个角度说，着急忙慌的把责任与权力同时交给互联网公司，至少是不谨慎的，人家也未必愿意要。微信有800万公众号，文章更数不胜数，准确的认证一篇文章的抄袭需要多少人力物力时间，估算过吗？

在淘宝事件中也是这个问题，如果把打假的责任都推给淘宝，也意味着淘宝进一步拥有了可以治理假货的名义合法的加收费用，惩治、关停店主的店铺的权力，而在网络社会中，这种权力是很难被监督的，人们更应该防止的是网络平台运营者如何滥用权力，几年前，淘宝曾为了“对假货水货采取措施”等原因而对店主上调收费，结果引起了几万名小店主的“网络暴动”，很是麻烦。

今天的互联网已经与初期不同了，特点是形成了很多平台化、垄断型的“网络社会”，网络效应之下，这些网络社会已经不能单纯用经济学原理来进行治理，用户很难用脚投票，比如我在微信受到不公平对待就很难去换另一个聊天工具，在这一现实下，监管方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规范和限制平台运营者的权力行使，而不是把更多的权责塞过去，到头来，这只能是害了马云马化腾们，也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不能再把平台运营商只看作庸软的商人，在它们所创造的网络社会中，它们的角色已不再仅仅是商人或者企业，而正在向“政府”角色转移，而且是可以对居民生杀予夺的强势政府。

我以前一直寄望于平台运营商可以向更中立的“政府”角色转移，扮演好“网络政府”的角色，但现在看，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逐利的本性很容易使人迷失掉理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广大游戏运营商，在他们运营的网游平台上，每个都在扮演着政府的角色，但没有一个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了更多的赚钱大部分是横征暴敛、乱改规则、肆意制造通胀，而用户没有任何反抗能力，也无法保障权益，只能日日在tobeornottobe中纠结，而他们所治理的网络社会也在很短时间内就萧条、荒芜、分崩离析。

所以，版权保护也好，电商打假也好，这些本来该监管部门做的事情，在把权力和责任交出去的时候，应该尤为慎重，不要迷信技术，多预先考虑下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放出来容易，想再抓回去可能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