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红包的本质是市场“贿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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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红包的本质是市场“贿选”
本文为《环球时报》特约时评

从微信支付的新年“大撒把”开始,到腾讯与阿里在打车软件一掷千金的较量,演化到如今三天两头在手机上刷出的不亚于垃圾信息的存在,“抢红包”俨然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营销的主力方式。

中国人确实很“有才”,互联网催生的免费模式还不够他们玩,又玩起了倒贴钱。当第一次听到微信利用“抢红包”手段来推广自己的支付工具时,我也惊叹于策划者的“创新”能力;但很快,我对这种人性利用的做法转为憎恶。 因为这种营销方式,扎根于人心理当中的极端面——“贪”,利用了人们对于蝇头小利前仆后继的追逐。 在我看来,如果由微信发明的“抢红包”能够被称为天才策划的话,那么同样利用人的贪欲而发迹的种种庞氏骗局也该被盛赞了,它利用的完全是人心理上的同样元素。

“吾不见人,徒见金。”对于缺乏长远视野和产业全局观的普通用户而言,有企业愿意慷慨施舍当然是好事。孰不知这只是鼻子底下的好事儿,“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何况倒贴钱。对任何一个市场来说,用户的选择权就是选票,这个市场逼死谁养活谁,选票说了算。对比一下,“抢红包”倒贴钱式的推广,跟一个包子换一张选票的贿选有多大区别? 市场“贿选”的结果是什么,是该存活的企业该发展的应用被排挤打压,直至消亡,而“行贿者”则做大。

行贿者背后的依托,往往是财大气粗的金主。长此以往, 资本决定论就占了绝对的上风。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企业模式和市场环境带来的发展变革原本应当是“去中心化”的,但在资本决定论的影响下,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却朝着BAT三寡头的方向越走越远,因为寡头的资本力量跟普通创业者相较有天壤之别。创业者必须站队,对寡头投怀送抱。不站队的,要么太小,要么被猎杀。就连顺移动互联之势而强大起来的UC,也不得不在百度和阿里之间择一而栖。阿里赴美IPO,为了在上市之前迅速扩大自己的业务体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并购、控股、参股了一系列的领域和企业(甚至还涉足足球),而腾讯则对其中大部分针锋相对地做出了回应,也并购参股了诸多企业;另一些领域的回应由百度完成。对于这种因寡头对抗导致的并购,很难认为是被购企业的福音。不仅创业者和企业要站队,甚至 标榜自主生存和观点独立的诸多自媒体人也在越来越明显地站队,一方面吹捧自己的金主、一方面口诛金主的对手。 这也是为什么自媒体上演的口水战愈演愈烈的原因。

在良性的市场,软硬件产品也好,服务产品也好,假设创造一个新产品如果需要1百万,推广到目标客户群需要4百万,那么5百万就可以实现从点子到用户的转化;而在被资本决定论掌控的恶性市场,为贿赂用户,轧死对手,创造产品也许只需要1百万,但推广出去赢得用户却需要10个亿。两相对比,相同数量的资本能够实现的用户福祉大相径庭。前者,我们有机会获得更多更好的新科技新产品新思路,后者,我们除了在资本的施舍下得拾牙慧之外,什么也得不到。

在这样的模式下, 全中国的创业者都上了资本的当 。虽然创业的激情如火如荼,但是恶性的市场模式极大地增加了创新转化的成本,抬高了创业的门槛。前不久,黑马会的导师姚劲波在创业指导中“语重心长”地说,若干年前,没有资本的介入,创业是可行的,现在乃至未来,没有资本的介入,创业是断不可行的。一时间,我也搞不清他是站在创业者立场提出的忠告,还是站在投资者的立场抛出的威胁,或者兼而有之。讽刺的是,日前,姚劲波的58同城也接受了腾讯的招安,成为“寡头政治”中一颗重要的棋子。

那么,到底是谁在抢谁的红包?

本文作者:瞬雨,微信公众号:瞬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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