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如今的北京城里，有几处均以“土城”命名的地界：地铁北土城站直通2008年夏季奥运会举办地“鸟巢”和“水立方”；向西行，出西土城站，对面便是附近老北京口中的小月河公园，而这仅仅只是诨号，它的大名则尽显其曾经恢宏的气度——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
公园里有一处土坡，那是元代遗留下来的断壁残垣。透过历史的尘烟，站在土城之上，想象着在700多年前，一个草原民族在亚欧大陆开疆拓土之后，为蒙古帝国选定都城，夯土为墙，划定了元大都的格局与范围。
北京连续三朝作为国都的时代就此开启，虽然中途有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的短暂岁月，但曾为燕王的明成祖朱棣还是在抢班夺权后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旧属地。此后的清顺治帝放弃了苦寒的东北旧都，选择定都北京，在他们看来这才算入主中原，雄霸九州。
无论是朱棣回归旧地，还是顺治开拓新都，在重建都城的思路上他们出奇地一致，都以中为尊。元大都留下的那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从元朝初建时的3.8公里，到明成祖朱棣时期延长至4.8公里，最终在嘉靖帝时锁定为7.8公里——在设计师眼里是标定都城左右对称的标尺，在封建皇权阶级眼中更是龙脉绵延的“龙脊”。
直到梁思成，他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北京城之布置最可注意者，为正中之南北中轴线……其布局尤为谨严，为天下无双之壮观。”这条轴线第一次在建筑史上拥有了正式的名字——中轴线。
中轴线，就像一个横跨几百年而不曾中断的支点，在其之上以及两侧，生发出了关于皇朝、关于庙堂、关于江湖、关于坊间的万千气象。正如梁思成在1951年对北京格局进行阐释时提到的那样：“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
2012年，北京中轴线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备选名单》，经过12年的申遗之路，2024年7月24日，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随着木槌落下，北京中轴线申遗一锤定音。
申遗成功，是北京中轴线新的起点。它是一条实线，为城建而生，但却不是一条“死线”——伴随着时代变迁，它在不同阶段衍生成了一条虚线，无论是皇权的象征，还是渐渐归于百姓生活的日常，它始终“活”着，并且面向未来，生生不息。
一、集大成者
在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的最西端，矗立着一组石刻浮雕，被命名为“建章立制”，后人以这种方式记录下元朝建国定都的历史。在一众蒙古人之中，也有少量的汉人面孔，其中一位还被专门以单独塑像的方式进行纪念，他就是元大都的“总设计师”刘秉忠。
在蒙古帝国森严的等级制度下，一位汉人能够得到重用，属实不易，这其中自有刘秉忠的才学，也有当政者的远见。当然，人生际遇与机缘也很重要，一场相遇在胸怀雄才大略的人之间，往往会缔造出前所未有的奇观。
说来也有趣，刘秉忠的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一职当得好好的，结果他跑到寺院里皈依了佛门，和尚当得好好的，又因机缘巧合，得到当时还是亲王的忽必烈的赏识，便留在藩邸，担任执掌书墨的书记并参与谋划军政机要。
1264年 （至元元年） ，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称“汗”，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元世祖。此时，忽必烈一直在筹划建立一座新都城。当然，一方面，这与他统一中国的野心有关；另一方面，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开平城 （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附近） 辐射中原的力量显得羸弱不堪，而燕京的地位开始显现。
1266年 （至元三年） ，忽必烈将刘秉忠派到燕京，但在一番犹豫之后，忽必烈决定放弃旧城——这本是金中都，城中建筑，尤其宫殿，早就破败不已。于是，刘秉忠便在燕京旧城东北郊以原金代的离宫大宁宫 （琼华岛，今北海公园内） 为中心兴建新都城。
刘秉忠在主持设计大都时，就将中原“以中为尊”的理念照进了营建城市的现实之中。一条轴线，左右对称，是基本的建城思路，有趣的是，他并没有大笔一挥就将城市简单粗暴地割裂成两部分，而是以水来定中轴线。
为了将琼华岛周围分布的湖泊都尽数划归城内，刘秉忠便确定了湖泊东延的最远点，即万宁桥，并以此为基准点，形成南北延长的规划建设中轴线，即后来从南端的丽正门到中心阁的南半城的中轴线，并把宫城建于其上，与湖泊两岸的另外两组建筑——南面的隆福宫、北面的兴圣宫，形成“三宫鼎峙”的姿态。这条线向北穿城而过，钟楼、鼓楼就坐落于此。
这条始建于元的中轴线，成为今天由南至北，从永定门开始，纵穿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门、神武门、鼓楼、钟楼的北京中轴线的雏形。而后建造的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均坐落于中轴线的东、西两侧，形成东、西对称的格局，宛若“中”字的平衡对称结构，同时也与“中”字寓意相呼应，如《吕氏春秋》所记：“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事实上，城市中轴线并非刘秉忠的首创。从夏商都城就可窥见沿轴线纵深对称布局的雏形，而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周礼·考工记》已经明确记载周王城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此后的长安城、洛阳城、建康城、东京城等，都形成了以宫城为中心的南北轴线，只是历经千年沧桑变迁，这些都城的中轴线仅仅留存于历史典籍之中了。
也难怪，北京地理学会原副理事长朱祖希在《中轴线文化渊源》一文中如此写道：“北京中轴线承袭了中国都城规划建设近4000年的历史演进。或者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政治主体鲜明，建筑序列跌宕起伏、错落有致的北京城中轴线，是中国数千年都城规划建设中轴线的最后总结，是其集大成者。”
二、从皇权回归平民
每当天气晴好，景山公园中的万春亭总是熙熙攘攘。这是园内的制高点，环顾四周，可以俯瞰故宫，红墙、黄色与绿色的琉璃瓦更显昔日皇城气度，而周围环绕的北京传统民居则是灰色的屋顶。这幅色彩对比鲜明的画面，总能让人想到决战紫禁之巅的威风，以及姜文电影《邪不压正》中处于“至暗时刻”的北平——低矮的灰色民居的屋顶之上，彭于晏飞檐走壁。
这一明一暗的色调，形成了中轴线上最强烈的反差，是封建皇朝等级制度森严的具象化。无论是高阶大殿与低矮逼仄，还是明暗色彩上的严格分野，都是一种封建皇权之下的秩序。
正如我们看到的明清北京城的“凸”字外形，由北半部的内城与南半部的外城合而为一，整个北京城都是围绕故宫这个内城核心进行部署，而贯穿其中的中轴线就是基准点，完成了左右对称的体形环境和建筑物的空间分配。与其他城市相比，北京拥有了独有的壮美秩序。
很长时间以来，在这种固有秩序中，中轴线不断生长着，完成着北京城一次又一次的更新迭代。
或者说，中轴线的不断生长，充盈着北京城的皇城气度，这与元初刘秉忠以及明清两代完成的对中轴线的布局，似乎初衷一致。当然，中轴线也在这个历程中完成了自身的演化，这似乎是它一开始就容纳了多元要素而埋下的伏笔。
从最南边的永定门，到最北边的钟鼓楼，中轴线串联起了宫殿、湖泊、园林、庙坛、街市、胡同，这条地理意义上的中轴线本身就具有文化意义与生活气息，随着政权更迭，皇家威仪始终不如百姓日常的烟火气生命力更强，这条容纳了宫殿、城楼、水系、桥梁的中轴线最终从皇权回归到了烟火人间。
万宁桥是“中轴线上第一桥”，四个镇水兽默默地趴在桥边，曾经它们被尊为守护一方水系安宁的神兽，如今远不如附近的网红街巷出名。万宁桥连同镇水兽的高光时刻恐怕还停留在过去，那是1292年，在郭守敬的建议下，忽必烈引昌平白浮泉入大都以扩充积水潭容量，使水经过万宁桥向东南流出城关，直至通州，至此，便将大都与京杭大运河连接了起来。
此后，一番南粮北运的漕运盛景在大都徐徐展开，万宁桥作为重要枢纽以及水路通道，使得中轴线上多了一个“动点”，桥下舟楫相望，两岸茶楼酒肆宾客如云，“燕山三月风和柔，海子酒船如画楼”，写尽了漕运的发达带动周边商贸的坊间生活。
元朝时，东南亚一些国家会进贡大象作为皇帝的仪仗和坐骑，大象进入大都后就会进入万宁桥畔的“象房”。通常在盛夏时节，会有专人牵着大象去洗澡，“微波浴象迟”就是当时大都百姓围观大象洗澡时的写照。万宁桥作为城中重要的交通要道，它至今依然在鼓楼与地安门之间发挥着连通交通的作用，所不同的是，元朝时那些陆地上体形最大的动物踏过桥上的青石板，代表着皇家礼仪，而现在，汽车、自行车、走路的行人通过这座桥时，奔向的是各自的生活。
向南，行至天桥，这个同样坐落在中轴线的区域，从威严的皇城气象瞬间换到了平民生活，难怪天桥民俗文化保护办公室主任赵兴力写道：“历史上的北京，一部分是以皇城为中心的皇家贵族的北京；一部分是以天桥为代表的平民的北京。”
事实上，天桥成为另一个北京——一个属于平民的北京——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清光绪年间的《光绪顺天府志》中曾记载一座北接正阳门大街的桥，曰天桥，供皇帝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所用。1906年时，有着汉白玉栏杆的高桥身被拆除，成了一座低矮的石板桥，到了1934年，就连石板桥也不复存在了——天桥，从此成为一个区域的代称，甚至都算不上正式的行政区域。
或许，正是天桥这份松弛与随性，封建社会中严格的阶层划分之下，士农工商中“最下等”的商才在这方天地扎下根。到了民国初年，繁荣的市场让天桥成为平民的乐园，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天桥平民文化。
尤其是民间艺人，天桥对他们形成了天然的吸引力，有繁荣的商业服务，也有普通民众休憩之所，他们怀揣的绝技算是找到了施展的舞台。现在的天桥地界上，除了天桥剧场，最显眼的就是“八大怪”的雕塑了，它们是天桥民间艺人的缩影，相声、武术、杂技、绘画等，有大雅，亦有大俗。
按照天桥艺人的不同时间阶段划分，“八大怪”自清代到20世纪40年代就没有过断档，从1.0到3.0，从各逞英雄到灿若星辰。从中不难看出，这也是天桥平民文化从肇始走向了繁华。
抛开这些民间艺人的绝技武功，仅仅他们的名号，如盆秃子、鼻嗡子、云里飞、赛活驴，也能窥见北京平民语言的特点，与官样话术的讲究、严谨不同，平民的直接、鲜活被全盘呈现出来了。“因其生根于平民百姓之中，故虽历经沧桑，却能经久不衰”，天桥，盘活了中轴线上最热闹、最市井的一个“动点”。
三、动态生长
从2016年开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侯晓蕾就带着团队投身于北京中轴线的研究了，在她看来，北京中轴线不仅是“活着”的城市轴线，更是在历史变迁中不断“生长”着。
事实也是如此，中轴线在北京城的规划建设中一直被继承，从元到明清，至民国，尤其新中国成立后，新的人民政权将都城定在北京，中轴线上的建设进入了创造性发展时期。如果说600多年前建成的紫禁城是封建皇权在中轴线上的极致体现，那么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就是北京回到人民手中的历史见证。
天安门原是明清皇城的前大门，是封建帝王颁发诏令的场所，从其最初的作用看，其政治意味一直很浓厚。新中国成立后，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此后，这里成了人民群众大型集会的地方。
在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改造时，先后拆除了一些明清时期的建筑，并于1958年5月在广场中央矗立起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轴线新建的第一座标志性建筑物。经过改造扩建，国庆献礼工程人民大会堂以及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分列广场两侧，给这条古老的中轴线打上了新的时代烙印。“相比之下，紫禁城这座旧日突出于全城中轴线的古建筑群，尽管仍是金碧辉煌，但已退居到了类似广场‘后院’的次要地位。” （朱祖希，《北京中轴线史话》）
改革开放后，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开放的中国第一次举办洲际体育盛会，中轴线向北延伸，亚运村和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就是此时延长线的地标建筑。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在中轴线北延长线上，国家体育场 （鸟巢） 、国家游泳中心 （水立方） 在奥林匹克公园拔地而起，与古都文脉有机结合在一起。
中轴线的变化与生长，恰恰印证了侯晓蕾所说的，要动态认识中轴线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价值，元、明、清、民国留存的是历史遗迹，同样，20世纪七八十年代留下的也有时代的印记，“中轴线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生长的过程”。
侯晓蕾提到在申遗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不仅要看文物和历史文化的完整性，更要看它的活态利用，怎么证明它是一直延续的，怎么证明它今天还有价值。而侯晓蕾这些年正是带着团队通过环境微更新，证明着北京中轴线的生生不息。
作为北京市街区治理与责任规划师工作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侯晓蕾配合天坛街道，与项目各方一起对西草市街区进行了环境更新。侯晓蕾认为，应当用动态的眼光去审视历史，在对中轴线上的这片老街区进行改造时，他们遵循着“修旧如旧，新旧揉糅”的原则，既要按照历史风貌去修建式恢复，又要兼顾新的历史痕迹，体现各个时期的变化。
据侯晓蕾介绍，西草市，它的命名跟老北京南城的众多片区一样直白，如珠市口、金鱼口、菜市口一般，卖什么就吆喝什么，曾经西草市便是明代交易柴火和小物件的地界。到了清朝，距离西草市以北不远同样被轴线连接的天桥兴盛起来，戏班子开始在西草市定制剧装，渐渐地，一家家剧装店在西草市成了规模，就连梅兰芳也成了这里的老主顾。清末乃至民国时期，西草市形成了北京唯一的剧装一条街。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公私合营，西草市的剧装店被合并为剧装厂。剧装厂盖起了一座高六层的大楼，站在高处眺望中轴线，在低矮的民居的衬托下，这座楼显得有些突兀。后来，剧装厂将此大楼出租，在寸土寸金的中轴线上，出现了一家经济型酒店，大楼的外立面被涂成了亮黄色，其高度、颜色明显与周遭格格不入。直到2018年，侯晓蕾的团队与政府一起进行了中轴线色彩研究，经过论证，最终决定把大楼涂装为老北京民居的颜色——灰色。
2019年起，侯晓蕾开始参与西草市北段的更新，“剧装一条街”的旧日风貌正是得益于此而重现北京城。经过拆违整治，西草市北段恢复了沿线建筑的传统风貌。而谈到西草市南段，侯晓蕾提到，由于历史原因，此处的住宅并没有那么齐整，多为镖局、会馆，由此衍生了不少大车店，后来这一片不断被加建形成了类似于棚户区的存在。
面对房屋破败、基础设施薄弱、私搭乱建严重、环境脏乱差等问题，侯晓蕾团队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用传统做法对每栋建筑进行了恢复性重建。值得一提的是拥有百年历史的西草市街86号门楼，侯晓蕾团队通过拼接门轴、重新清理加固门板，增加门楼中柱，将门簪、抱鼓石配置完整，终于使得“春城歌樾荟”的盛景得以重现。
在侯晓蕾看来，北京中轴线更是一条居民生活的轴线，环境更新改造要尽可能满足居民的需求，在传承市井文化和传统生活习俗的同时，也要营造街区的烟火气。事实上，这是侯晓蕾早些年就一直坚持在做的事情。
她曾带着学生在北京二环以内的老胡同里，在“小微空间”上做文章，说服居民拆掉了私搭乱建的“违建”，利用废弃的旧花盆、腌菜缸子等种植了花花草草，营造出老胡同中的“微花园”，而这一现代做法与清代俗语“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不谋而合。在西草市的街区环境设计上，侯晓蕾沿用了此前的做法，借鉴了花园城市的理念。鉴于这里的很多空间并不规则，因此沿线设置了多处花池，里面栽种了月季；同时，腾出了一些被侵占的空间，打造公共空间，做成了居民议事厅。
经过改造的西草市焕然一新，而有些历史的印记被以另一种方式铭记。据侯晓蕾介绍，在西草市街中段，墙上有一幅铜制地图，“西草红庙街区文化探访地图”将胡同、院落等直观呈现出来。因老舍的《龙须沟》而赫赫有名的沟渠也在西草市的南极点的位置，新中国成立后，将地上臭水沟变地下沟渠的故事成为当时北京城改造的一大壮举。考察到此处时，他们就将龙须沟以地标的形式刻在了铺路的石板上，以此唤起人们对龙须沟的记忆。
说到底，中轴线能够绵延750年依旧生机盎然，还是因为生活的气息源源不断地带来生命力。因此，侯晓蕾认为，还是要把生活在这条轴线周围的居民与过去的历史、现代的生活需求结合起来。而这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腾退、引入新业态，每一项工作都需要多方协调与合作。
有资料显示，腾退不仅涉及居民区，还有不少文保单位、学校，譬如与天坛互为两翼的先农坛内就有育才学校和先农坛体校。这也就不难理解，在申请时，申遗团队最后只确定了五处重点整治和腾退单位。
老舍说：“我生在老北京，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老北京就是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我的心中。我敢放胆地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显然，北京中轴线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必将把旧时北京的明丽之美与今时乃至明日融合在一起，在这条轴线两翼生发出一幅更为壮丽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