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一食谈 ，作者：陈哲轩，头图来自：AI生成
21世纪之前，在南方农村，人们会把烧饭做菜的地方称为“灶屋”。“厨房”一词，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种既奢望又时兴的叫法。
之所以奢望，是因为在大多数人的概念里，“房”是按套计量，“屋”则是按间来算。用“一套房”的空间作为一日三餐的生产基地，是难以想象的奢侈。
至于时兴，就如同秀莲上石圪节公社找胡德禄弄的新发型一样——洋气但脱离乡土气息。
灶屋是一种很写实的叫法，相比厨房，更具烟火气息。
印象中，我家的灶屋——十来平大小的空间，地面用水泥平整，靠近灶台的地方，有一道拇指粗细的裂缝，打我记事起就有了，母亲说是父亲在屋里劈柴时震裂的。墙面用粗腻子简单粉刷过，有一些地方已经脱落，露出里面的红砖，看上去像一面旗帜。靠近烟囱的墙面，被熏出了一大片火焰向上蹿动的形状，白天光线好的时候，从稍远的地方望过去，有松柏的模样。
远离灶台的那面墙，镶了几扇笨重的木框窗户。大概是因为油烟大的缘故，窗户的活页经常生锈，导致向外打开的时候，不好发力，向内关闭的时候，发不上力。
后来干脆就不关上了。冬天的时候，在窗框上糊上三层旧报纸，虽然阻了些光亮，但好在省事又防寒。
窗户外头，母亲圈了一个小型鸡圈，平时一些剩饭剩菜，择菜时的烂菜叶子，顺着窗户直接扔进了圈里。向外的窗台上，用稻草和旧棉花做了两个窝，想吃鸡蛋了，伸手就能掏着。
灶屋的门，年久失修。有风就会有节奏。门外是一口大水缸，水缸上的水龙头，被母亲卡着最慢的流速，一年365天，重复滴答。有此经历者都明白其中的妙处。
门对角线的位置，便是灶台。四四方方，稳重得像一位扎马步的气功大师。灶台边是柴火堆。粗柴细枝，有序码放。灶门口有一把瘸了腿的小马扎，垫块板砖，坐得很稳当。碳色的火钳在左手边，竹筒做的吹气筒在右手边。小时候，放学回家，正好赶上做饭的点，母亲负责做饭，我便坐在马扎上负责添柴。偶尔嘴馋了，起身在窗台边，踮起脚够着掏一个鸡蛋，用粗手纸打湿后包起来，埋进远离燃烧中心的草木灰里。有时候会因为火烧得太旺，鸡蛋在灶里爆炸，但动静不大，我也不会因此受伤。闷声一响，意味着这颗鸡蛋，一半是焦味儿，一半是草木灰味儿。不过十分好吃，焦香可口，干净又卫生。
灶台旁边，摆放着一张四方桌，斑驳的漆面，述说着年代的风尘；水杉木的，很沉，需要我跟父亲两个人才能抬得动。
桌上常年摆放着两个带盖的大铁盆，一个装着猪油——猪油雪白雪白的，像极了长大后夏天吃的小布丁雪糕。另一个盆里装着鸡蛋，似古代神话里的聚宝盆一般，里头的东西，永远拿不完。调料盒和一些瓶瓶罐罐，像站岗一样，有序排列。
桌子下的空间，七八个大小不一的泡菜坛子挤在一起，有的坛盖上还压着半块砖头。只有母亲知道每一个坛子里对应着什么菜。萝卜，豆角，霉豆腐……有些是用母亲特别调制的酸水泡着，有些则是用油和辣椒干拌的。春夏秋冬，不同的节气，坛子里装着不同的期待。有的在发酵，有的在冒泡。味道，自然不用多说，没有科技，全是绝活。
桌子的另一边是一个老旧的木制碗柜。70年代老木匠做的，双开门，里面用木板隔成了三个空间。最下层放盛菜的碗和碟；中间放吃饭的碗和剩菜；最上边的一层，最精彩也最复杂，叠罗汉似的放着好些塑料袋，装着明矾、白糖、梅干菜、绿豆……总之，八竿子打不着的、又舍不得扔的、能吃的或者与吃有关的，全用不同颜色的塑料袋装着堆到一起。
筷子簇拥在筷篮子里，筷篮子挂在碗柜的侧边。旁边还挂着竹制的锅刷，干瓢瓜做的水瓢，丝瓜瓤做的洗碗布。几乎是同一种色号，挂在一起，其乐融融。
那会儿，家里还没有电饭煲，需要先把饭烧熟，盛出来再炒菜。柴火灶铁锅烧的饭，会有米汤和锅巴，米汤加白糖，锅巴配坛子菜，加上从草木灰里掏出来的鸡蛋，菜下锅前，就已经五饱六饱了。
灶屋的灯，像是没给足电似的，慵懒又昏暗。泛着秋天田间水稻一样颜色的光，灯泡上被涂上一层“烟熏妆”。吃饭的地方在堂屋，堂屋敞亮，有管状的白炽灯。
饭通常是一荤一素一汤，一小碗坛子菜。荤菜会变着法子做，素菜总是季节性重复。一春天的莴笋和红菜薹，一夏天的黄瓜和豆角，一秋天的茄子和丝瓜，一冬天的萝卜和白菜。
零几年的时候，父亲把整个房子进行了翻新改造，刮了新腻子，贴了地砖。堂屋变得更亮堂，新换的白炽灯下，挂了一幅毛泽东画像。灶屋有了厨房的样子，柴火灶被推平重建，换成了燃气灶，加了油烟机。笨重的木框窗户换成了铝合金的推拉窗。桌子和木碗柜换了位置，泡菜坛子跟着桌子一起，挤在了新的角落。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再也没吃过柴火灶烧的饭菜，泡菜坛子也闲置了——母亲很少再做坛子菜了。
母亲说，懒得做，做了也吃不完。
再再后来，我来了北京。切身感受到了范仲淹所谓“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一手撑着深不可测的夜，一手用筷子来回扒着已经快凉透了的价格不菲的外卖。
难以下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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