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正在重塑爱情

爱情是个当代难题。

你在网上和一个陌生人相识，约会后，你反复揣测他 （她） 的心意，却发现对方并不认真；你鼓起勇气走进一段亲密关系，却在很多时刻感到莫名地不舒适，最后选择退出；你和某个人恋爱多年，发现自我空间被不断侵犯，还不如一个人的时候轻松……疲惫不堪的人们终于开始疑惑：“这个恋爱是非谈不可吗？”

当然不是。今天的社交媒体上，“劝分”似乎渐渐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心理学告诉你要“离开一段让你不舒服的关系”；约会软件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备选项；视频博主劝告你，别再“恋爱脑”，警惕“性缘脑”……

传统的亲密关系究竟是如何瓦解的？我们的爱又终结于何时？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在《爱的终结》一书中讲述了当代的情感关系如何被消费主义文化与社会结构所重新塑造，而当下我们的个体爱情体验为什么总是困难重重。

“不确定”的痛苦

伊娃·易洛思认为， 当代爱情中，痛苦的主要来源是“不确定性”。 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把“确定性”当作社会互动的核心特征，它指的是“一个人在各种社会情境中，描述、预测、解释某个行为的能力”。

约会软件和消费主义文化带来恋爱开始时的“不确定”，比如约会软件可以带来快速的、用后即弃的性爱，也可能带来一个“梦中情人”。但在两种极端情况之间还存在着很多可能性。伊娃·易洛思举了一个常见的情景例子是：一个女性的闺密们一起做着一道非常复杂、细致的诠释学考题，来帮助她解读一场与男人的接触——这场接触无法被定义，最终解释权也被控制在那个男人手里。

除此之外，还有相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当代，爱情的痛苦有很多层面，如“他者性”的痛苦——爱情的发生必然拥有一个投射的、朝向的对象，而他者是不可控的，比如你的爱未必能换来对等的爱；或者“扰乱性”的痛苦，它的反面是“稳定性”，爱的内在是难以持续、时刻变化的，“扰乱性”的痛苦在现实中常常表现为对安全感的诉求，人们害怕失去，也害怕被背叛，在恋爱关系里，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被抛弃，有时候你又感到自己被捡回来；以及“主体性”的痛苦，比如在恋爱中被贬低、感受不到价值，担心在恋爱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感受到自己的脆弱。

痛苦、困惑的感受看似常常是个体经验，却也和时代与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如伊娃·易洛思所说，缠绕着当代的关系的不确定性，并非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就算过去存在，也没有像今天这般严重。 这种不确定性在人们心中普遍存在，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的生存境况。

而社会学一直坚信，各种心理体验——需求、强迫、矛盾、欲望、焦虑，都是集体生活戏码的反复展演；我们的主体经验反映和延展着社会结构，它们实际上就是具体的、活生生的结构。

当寻找伴侣成为一次次“面试”

伊娃·易洛思提出了视觉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爱情效应：媒体和市场产业对身体的性化，让人们的外表吸引力成为一种商品，围绕其打造的消费文化影响着人们对于伴侣的期待和筛选机制。

这种评估造成了一种“消极评估模式”：人们对于“什么是正确的伴侣”，有着一个内在的、高度脚本化的模型，并始终以之作为自己评估的参照物。这种评估的结果和在工作领域中一样，大多都是“不通过”多于“通过”。

技术提供了大量的潜在伴侣，但这些潜在伴侣都是脱离他们所处的社会框架的，我们并不知道对方所生活的背景，只好在一个抽象的环境中去理解一个人的价值。它如同企业中普遍运用的“面试”，而这种面试已经渗透到了浪漫邂逅中，使人们的目标变成了“筛除不合格的候选人”。

想象一下我们在社交软件上如何筛选潜在约会对象：每个人都是被消费的图像和个人资料，向左滑和向右滑是一种初步筛选，紧接着的聊天往往漏洞百出，然后是线下见面，最终常常以失败告终。

视觉资本主义创造出快速否决并舍弃他人的机制，我们“评估”而不是“承认”他人——承认他人意味着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完整的人，认识她或他的目标和价值，并和他或她建立一种相互的关系。而评估他人则是用已经预设的基准来评断他或她的价值。

而这种评估的标准也是受消费主义文化影响的。伊娃·易洛思认为，现代的浪漫情感与依恋的形成过程中， 社会学意义上所发生的最深刻的变革之一，就是浪漫互动对消费喜好难以割舍的依赖。

我们的约会需要发生在商业化的休闲场所，依恋关系也围绕着共同的爱好、美食、品酒、旅行、运动和文化消费组织起来，人们的消费习惯成为了价值评估的对象。如同电影《花束般的恋爱》中的男女主角一样，双方对着“品位”的暗号，却发现品位是如此易变，由此缔结的情感又是如此易逝。 

分手的正当性

而处在关系中的人们，也面临着一个永恒存在的难题——离开。在当代， “分手”似乎前所未有地具备天然正当性， 每一个关于情侣吵架、吐槽伴侣的帖子下面，最常见的一种回复是：分。

网络上开始出现“劝分小组”，警诫你不要在一段关系中让自己有所损害。人们似乎要时刻保有一种能随时“抽身离去”的意识，或是强调每个人在关系中都拥有随时退出的权利。

在伊娃·易洛思看来，这种“分手的正当性”也和人们对契约主义的理解有关。21世纪以来，契约主义是约束婚姻和亲密关系的首要社会哲学。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亲密关系中的“纯粹关系”指的是“没有外在的原因，只因为个人可以从与另一个人持续的紧密联系中有所获。只有双方都感到满意，且都愿意留在关系中，这样的关系才能持续下去”。

而伊娃·易洛思则认为这种存在于法律和经济领域的社会形式，并不能真的完全转移到人际关系领域，情感不可能被完全契约化，人们往往无法像看上去那么“洒脱”和“情感抽离”。而当难以解读他人的情感时，人们就会反过来损害自己形成稳定情感的过程。

与此同时，这是一个过度崇拜主体性的时代，人们沉溺于“必须树立一个强大的自我”的迷思之中。主流叙事建构出标准化的“你”：你被告知要找到独立、强大的自我，因此，你的爱情也不可以脆弱不堪；你不能过度牺牲，爱情中的你必须是完整的、经得起道德审视的，否则你的自我就被损害了。

能否在一段关系中感受到自我价值，已经变成判断这段关系是否良好的标志。每个人都需要是“自主”的，这种被自主的理想所支配的文化中， “黏人”“缺爱”的特质是一种贬低，人们会由此计算敞开心扉所带来的风险程度。

关系中的双方都在肯定自己的“自我”，并把对方对“自我”的强调看作对自己的威胁。于是，对自我的肯定和对自我价值的保护变成了两个“自我”之间展开的一场零和游戏、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伊娃·易洛思认为这导致关系的结构变得不确定，“自我发展出各种全新形式的超注意力，来密切留心任何显露出对方不够在意的迹象，也发展出了各种从危机自我的关系中抽身而退的文化技能与心理技能”。谁先退出谁就赢了，因为“退出成为了一种操演行为，行为者通过这种行为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从而抵消可能遭遇的价值贬低”。

但很多时刻，人们只会痛苦地发现，即便并没有处于亲密关系之中，大多时候，那个期待中理所当然的“完整自我”也总是难以完美地实现。

在当代，人们再难寻觅弗洛姆式的爱情了。在弗洛姆的《爱的艺术》的描述中，爱是动词，是一种爱人的能力，而非一种被爱的需求。而如同“期待一个情绪稳定的伴侣”成为网络上一种流行的说法，今天的人们常常从自我的需求出发，试图寻找一个与之匹配的对象，这合情合理，却注定困难重重。

德国社会学家乌利西·贝克在《爱情的正常性混乱》中已经精准地总结道：“人们明白， 自由加上自由并不等于爱，而更可能意味着对爱情的威胁，甚或终结。 ”但更大的难题是，爱情在人们心中依然十分重要，因为“爱情是宗教消失后的宗教，是所有信仰尽头的终极信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 ，作者：崔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