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如何出贵子：中国乡土家庭的育才策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 ，原标题《“培养名校生”：新世纪中国乡土家庭的学业精神与育才策略》，作者：王兆鑫（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研究缘起

当代中国，政府、社会、学界，都在关注弱势家庭孩子的教育机会。之所以如此，源于中国文化中对“读书改变命运”的精神执着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机会平等”理念的深刻把握。作为通过读书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一群孩子，第一代大学生日益成为国内教育研究者、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

“第一代大学生”是一个西方学术概念，指父母双方均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中成功考上大学的孩子们 ^[1] 。第一代大学生，尤其能够进入精英高等学校的农村第一代大学生，他们突破了“子承父业”的代际循环，成功实现了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表征出我国制度设计中对社会平等的追求，即令他们坚信通过教育能够实现向上社会流动。

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为改善农村家庭孩子的受教育机会，提升农村子女接受教育资源的质量，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强化了对贫困、边远、农村地区教育经费的转移支付力度，实现了弱势家庭孩子的教育前景由“有学上”转变为了“上好学”的重大成就。

“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调查”数据显示， 2011年至2015年间第一代大学生在中国本科高校中的占比均在70%~75%，其中近七成来自农村 。然而，虽然第一代大学生在本科生群体中占比巨大，但是 每百人中仅有3.37%就读于“985工程”院校、8.59%就读于“211工程”院校 ;却有42.46%就读于地方本科大学、45.58%就读于地方本科学院 ^[2] 。

反观城市孩子，以北京大学为例，北大农村新生的比例下降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2000年北京大学招收城市新生占总招生人数的81.90%，农村生源学生仅占18.10%;农村户籍新生的比例自2000年后维持在10%~15%之间 ^[3] 。可见，农村孩子在精英高等学校中的占比仍然很低，农村孩子想要进入名校仍然很难。

“寒门难出贵子”作为一个社会语境和问题，主要受制于结构性制度的限制。范先佐将“寒门难出贵子”问题归因为城乡二元分化下教育资源配置差异导致的，主要表现为学前教育城乡差距明显、义务教育资源城乡配置不均、高中教育投资风险大等 ^[4] 。

可以说，“城强乡弱”一直伴随着教育现代化进程 ^[5] ，农村孩子自学前教育起就面临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这是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经济发展不均衡、农村学前教育质量缺乏监管等造成的 ^[6] ;而且，农村孩子的学业成就比起城市孩子，他们更多依赖自身的学习能力 ^[7] 。加之，农村孩子缺乏文化、经济等资本，面临着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进而难以取得教育成功。

针对“寒门难出贵子”这一社会现象，本文的研究问题是 “寒门又为何能出贵子?” ，即那些小部分农村子女是如何考入中国名校的?目前，国内已有比较多的经验研究对此展开论述 ^{[8][9][10][11]} 。

比如，余秀兰和韩燕认为优势文化资本并无明显的阶层区隔性与排他性，农村孩子也可在求学进程中弥补出身文化资本不足。更关键的是，寒门还激发孩子具有底层特征的文化资本，如家庭对读书朴素的重视与支持，环境中重视读书的文化及升学氛围，个体改变命运的内驱力与自我奋斗的意识等，都极大促进寒门学子的学业成功 ^[12] 。

程猛则认为底层孩子也具有文化资本，他将底层孩子在教育实践中创生出的文化资本称为“底层文化资本”，这包括改变命运的先赋性动力、将学业作为一种道德事务对待的道德化思维、吃苦耐劳的学校化心性品质，底层文化资本帮助底层孩子进入名校 ^[13] 。但是， 整体的经验研究更多地关注农村子女的自致性文化在其教育经验中的积极作用，却普遍忽视了“家庭”在其中发挥的正向功能。

西方已有的经验研究中，学者关注到了 弱势阶层家庭在孩子求学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Gofen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对50名第一代大学生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探索他们能够获得高等教育的原因。研究者发现全部受访者无一例外地提到他们的家庭或者他们家庭中的某一位成员是他们取得教育成就的原因，由此研究者循着“家庭”考察家庭生活中的哪些因素促成了孩子的学业成就。

研究者发现:一是对教育的态度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目标，如弥补自己错过的机会、脱贫的方式;父母对他们自己所受教育的态度，如不希望子女成为自己;教育优先的日常表达) ;二是人际关系 (亲子关系—父母为了子女的幸福、同胞关系—榜样形象) ;三是价值观 (家庭团结、尊重父母、成就和雄心) ，这三大类原因共同促进了子女的教育成就，研究者将其称为“家庭资本”。可见，弱势家庭对于子女取得教育成就是有积极影响的 ^[14] 。那么，中国情境下的乡土家庭在子女取得学业成就中的养育图景是怎样的?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具温情的制度之一，更是中国社会的本源性传统。因此，本文转换研究视角，选择那些由农村成功考入中国精英高等学校的第一代大学生，以此考察中国乡土家庭的学业精神与育才策略，揭示农村籍大学生取得学业成就的家庭机制。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好的质性研究的核心是研究参与者的主观意义、行为和社会语境是否如他们所理解的那样被研究者阐明 ^[15] 。本研究于2020年12月通过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的方法，共计寻找到25名2000年后出生、在北京精英高等学校 (985/211) 就读的农村第一代大学生。运用半结构式访谈，每次访谈时间约2~3个小时。访谈结束后，撰写研究日志。为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笔者对他们全部使用化名。为了统一性和直观性，笔者按照“编码号/性别—化名”的范式进行表述。

三、中国乡土社会家庭的学业精神

当代中国，学校教育仍然是弱势家庭向上社会流动的通路和希望。中国社会赋予读书的文化魅力与工具理性，让弱势家庭始终能怀揣“读书改变命运”的梦想而投资子女的教育，试图转变家庭的出身背景。这种家庭式、集体式的梦想为农村家庭子女的生命注入了源源不竭的读书动力。因此，在中国社会，弱势阶层仍然有数不尽的家庭相信读书，相信子女凭借自身的努力能够达成社会流动，这既是当下社会给的希望，也是中国文化的记忆。

我觉得我爸妈的教养方式就是给我一种信念感。他们虽然不知道该从哪个方面去帮助我，但是他们会告诉我学习这件事有多么重要，以及如果我这么做的话他们会怎么支持我。或者说他们心目中期待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你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只要你努力，我会给你支持，这就是他们给我的信念感，就是说你要坚定学习这件事。 (12M-温善)

简而言之， 当代中国乡土社会家庭中的父母，仍然传承并秉持着中国传统的耕读文化 。耕读文化作为中国乡土家庭伦理系统中尤为重要的意义结构，促使中国农民把对子女的培养与教育投入，看作振兴家业、实现自己未竟之志的寄托 (“光宗耀祖”) 。他们努力通过各种策略将“耕读以实现功名”的价值追求与生命信仰传递给子女，让子女在长大成人的生命进程中，始终自觉地把“读书”视为合法化地改变“农民身份”的工具。

中国传统社会的耕读文化，作为一个文化记忆，形塑着新世纪中国乡土家庭的学业精神。乡土家庭中所内生的学业精神，使得农村家庭仍然具有努力改变出身、帮助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积极性。乡土社会家庭的学业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读书改变命运，并通过辛劳谋生与供子女读书的养育行为不断生产出脚踏实地、勤奋刻苦等生命态度与道德伦理。

1. 意识形态:读书改变命运

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乡土社会家庭的学业精神表现为“读书改变命运”“跳出农门”的信念。农村父母鼓励子女通过教育“离农”，他们也在子女日常的养育中通过日常絮叨、榜样引荐、自我“贬低” (代际命运对照) 等强化子女的读书意识，让子女自小便背负通过读书“光宗耀祖”的家庭使命。

爸妈经常跟我说很不容易呀，怎么怎么不容易，你一定要努力、争气呀之类的话。这个是会经常絮叨的话。 (06M-张赫)

新世纪， 乡村家庭父母之所以更具强烈的“读书改变命运”的理想，与其新型的生活形态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 25名研究对象中有16名说他们的父母有外出流动经历，他们流动到城市务工或者经商，其社会化进程促进了父辈对城乡之间两种社会形态的感知，使得农村家庭对于教育的意义和子女的未来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想象。

亦即是说，农村父辈在城乡流动中正在遭受着或吃着“没有文化的亏”，他们深刻地洞察到乡村教育资源的劣势，所以他们更加希望通过多种教育策略让子女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提高孩子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能力，在孩子身上把自己缺乏的文化“找回来”，本文将其称为 “期望补偿”。

简言之，农村人口非农化进程中除升学之外的传统渠道在不断收缩，父辈“没有文化”让他们在外出务工及谋生实践中感受到无力与懊悔，真实的生命体验最大化地激发了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愿景，父母不希望自己孩子将来的命运再和自己一样“没本事”。

“我爸初中之后就不上学了，一直在外面闯，见得比较多。他自己也说吃过没有文化的亏，被人家耍。就是因为他没有文化所以才重视我的教育吧。” (20M-小涵)

我小时候妈妈经常给我举个例子，是一个女孩，人家考到华北电力大学，在国家电网上班，现在在深圳发展得特好。从小我妈就给我说她，说“一定要好好读书”。我妈很早就开始说那句话“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我第一次是从我妈嘴里听到，这句话听了好长时间。因为她念叨得多了，我想不重视也得重视。 (08F-小囡)

父母通过“榜样引荐”，进一步地提升了学业精神在家庭伦理系统中的层次。父母向子女引荐的榜样多数是已经通过读书“走出去”的人，孩子一般没有见过，只是从父母或者村里人的口中听说过关于“这个人”的故事。榜样人物的事迹为农村家庭的学业精神塑造了可见的、能够达成的现实模板，让农村父母及其子女坚信“读书跳出农门”是可以实现的。

2. 养育行为:“赚钱”与供子女读书

农村家庭父母在养育行为中表现出强烈的对知识的尊崇，这种尊崇是通过家庭的核心事业得以展现的，即“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也是学业精神的行为表现。

家庭核心事务就是赚钱，但也不只是为了赚钱，赚钱也还是为了我们的教育。父母一直从事艰苦的劳作。他们最开始在老家种了快二十年的地，特别累、特别苦。来县城也是为了我们上学，干了很低贱、很累、被人瞧不起的工作。我妈那个时候在餐馆给人家打工，白天去卖鱼的市场给人家杀鱼。大冬天的，那个时候她因为杀鱼，手上有很多划痕，但是也没办法，缠上胶带继续去忙。而且，还会被很多人瞧不起，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从乡下搬上来的，很多人觉得我们有一种“乡巴佬”的感觉。整个家庭，在父母眼里，就是一直希望把我们教育得更好吧，希望我们能过有尊严的生活。 (04M-叶凡)

“钱”是农村家庭面临的主要生活困境，父母因为钱而奔波操劳，子女也因为钱过早地看清钱对于像他们这样贫苦家庭的重要性。幸运的是，农村子女并没有因为“钱”的问题被迫放弃学业，一方面是源于自身的努力耕耘，另一方面是父母向他们传递出的信息:再穷不能穷教育。集中家庭优势资源投资子女教育，是农村家庭新时期学业精神的一大表现，在“生活的穷”与“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强烈悬殊中，农村子女更为感受到读书机会的来之不易。

农村家庭的疾苦以及父母为“钱”而忙碌奔波的身影，给子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刺痛子女的内心。就像叶凡，他亲眼见到父母在谋生中所受的苦与累，父母将底层社会的“无力”转移到了子女身上，试图让孩子明白只有好好读书才能帮助家庭逃离当下的现实窘况。农村父母因为缺少文化，他们打工谋生更多以清楚可见的体力活为主，这样的劳作模式更能通过身体表现出来，更能让子女感知。

如此，父辈与子代共生的家庭内部共同地体验到底层生活的不易 ，父辈通过经营家庭的谋生实践初步实现了家庭学业精神的生产，用自己的身体实践告诫并警示子女只有通过读书才能不再从事艰苦的劳作，才能不再重蹈自身的覆辙。

我爸妈会一直给我灌输一个理念:读书是你改变人生命运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尤其是对农村子弟来说，你无权无势，也没有什么依靠，你可能只有通过读书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我爸妈经常跟我讲好好读书以后会过更好的生活。 (07M-余安)

如此，农村家庭的学业精神强化了子女对读书的执拗，增加了子女的教育抗逆力，也拓展了子女对读书这条出路的多维想象。家庭试图一切从读书出发，从读书上学中找寻让家庭光景变好的途径与策略。家庭父辈对读书强烈的认同感，客观上为子女增加了更多专注读书的行动力或教育觉知力，他们在一种不知未来情境但却坚信一定会很美好的信念追求中生产着家庭中的学业精神。

3. 生命态度与道德伦理:脚踏实地、勤奋刻苦

农村家庭父辈体力劳作中表现出的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精神品质，通过父辈劳作中的亲身示范和子代的观摩内化，转变为子代读书求学中的学业品质。学业精神通过乡村家庭的日常生活实践，完成了学业精神在子代中的具体化。

我家最主要的事就是父母干活供孩子上大学，这应该是爸妈每天都在想、都在去做的一件事情。爸妈想让我们过上好生活，因为他们知道在农村如果想要生活好是多么得累。我也知道在家是很累的，因为我妈有时候每天天不亮就会起来干活，特别的辛苦。 (18M-家顺)

父辈通过辛勤劳作与生命实践，向子代传递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父辈劳作精神在向子代学业精神的传递、转变过程中，完成了对子代伦理、道德的灌输。父母在“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悬殊场景中让子女明白读书与孝道之间的符应关系。

随着农村社会的城镇化，农村子女在家庭中的价值也在发生改变，他们较少需要为家庭生计而将时间投入劳务中，子女与父母身上肩负的家庭职责或者使命有了明显的界限，即孩子用功学习，父母打工赚钱。父母供子女读书的过程中夹带有明显的“指令性”道德暗示，使孩子明白当下的孝道就是努力学习，以在将来能够让家庭“改头换面”，这是中国底层家庭特有的读书文化与学业精神。

农村父母含辛茹苦供孩子上学的画面真实刻画在孩子心中，父母“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身体实践在道德伦理层面铸成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因此，农村家庭供子女读书在道德上是“有偿的”，农村子女需要将自己镶嵌于家庭集体中，方能踏上读书求学的征途。

农村家庭代际间的分工不仅仅是事务性分工，也是一种文化分工 ，他们通过发挥各自的所长共同为“家”这个集体贡献力量，塑造家庭的当下和未来。底层社会的生活经历将两代人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父辈与子代两代人面对城乡分化，在深刻理解自身处境后将读书视为唯一出路，用勤劳与努力 (父母拼命打工赚钱、孩子用功读书) 生产着家庭中的学业精神。

四、“家的脸面”:乡土家庭学业精神中的文化符号

“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我想是在世代之间联系的认识上。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 ^[16] 。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本文所指的 “家的脸面”就是养育一个出色的孩子，因此父母会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 在此过程中，家庭因为教育事业涌现出了相应的教育仪式或文化符号，子女的教育成就进一步作用为“家的脸面”。可以说，诸多事关教育的文化或仪式符号，是乡土家庭学业精神的内涵与外延表现。

1. 门面与未来:墙上的奖状

奖状作为学校依据学生学业表现颁发的证书，父母感受到了培养子女的希望，学生品尝到了致力学业的奖励，进一步推动了乡土家庭学业精神的建设。把子女领到的奖状贴在比较显眼的墙上是农村家庭非常普遍的文化仪式。

奖状是对自己的一个认可吧。我妈是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人，幼儿园的时候是没有这些的，但是我妈会自己给我写小奖状，那种仪式感很影响你。小孩子其实特别能看大人的脸色，大人表扬你了你就特别高兴，或者你看大人很高兴你也很高兴。可能那会儿妈妈的仪式感告诉我这个奖状代表对自己的一种认可吧，贴了满满的一墙，就觉得特别开心，好像每天写作业看着奖状就有动力。 (08F-小囡)

奖状是学校颁发给学生的文化凭据，学校以此方式承认学生的学业能力，客观上也表扬了父母对学生的养育功劳。父母在子女领到奖状后将其贴在最显眼的墙上，一方面让孩子得到家庭的认可及表扬，另一方面让孩子感受到能够让父母高兴、开心的方式。

家庭在学校颁发给学生表征学业文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并生产了奖状的另一种文化信号，即家庭的日子很有奔头。农村人将展示自家“过日子”的符号呈现在比较显眼的地方，这与家庭的“门面”密切相关。父母将奖状贴在墙上，内含了底层人对“面子”的重视，因为他们深觉在谋生中常常被人“看不起”，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炫耀”的方式来证明家庭的未来，也找到精神上的慰藉与寄托，获得社会认同。

“奖状真的是贴一墙，每次有人来我们家，我爸就会故意把卧室的门打开，这样从客厅那个沙发就可以看到‘哇，一墙的奖状’。” (21F-初荷)

田诚 (24M) 也谈道:“我妈有一个特别大的计划，就是专门有一个白墙给我贴奖状。我觉得把奖状贴在墙上就是炫耀，就是说希望你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家孩子的奖状全是第一’。”

奖状作为荣誉文书的背后，透视出的是整个家庭的未来。 父母将奖状贴在墙上或者将其装裱、保存，彰显了家庭对教育选拔功能的认同，也将孩子的学业视为家庭“头等大事”。将奖状贴在墙上这种文化仪式让农村家庭中的人在“无权无势”下萌生出可以“出人头地”的希望，塑造出家庭在乡土社会里特有的文化符号。奖状也进一步催生出了家庭的学业精神，奖状相较于读书上学的漫漫长路而言，快速地满足了父母投资孩子教育的信心。

此外，乡村家庭中浓郁的学业精神促使父母通过奖状仪式将孩子收拢于家庭，让孩子意识到自身对于家庭的使命，孩子被家庭尊为文化代表人。 最终，孩子会意识到这种集体性的文化压力需要他/她代表整个家庭“改头换面”。

2. “人前显贵”:升学宴

农村家庭在子女考入大学后，通常会举办一次相对正式且隆重的宴请仪式。宴请仪式很好地为乡土社会中的家庭注入了能量和未来，还包括与寻常人家不同的地位和声望。 “升学宴”作为乡土社会中因子女教育事业而举办的仪式，并非所有家庭都具有举办这一仪式的资格。 村子里谁家能够举办“升学宴”，这个家庭在乡土中的地位及声望也就更优。

可尴尬了，我爸太什么了，他把他的朋友都邀请到了，还有亲戚朋友都过来，让我去给他们敬酒。在座的亲戚家小孩子的爸妈们就会跟他们说，你看你姐姐怎么怎么样，你以后怎么怎么样。在公共场合受到夸奖真的是让我好尴尬呀，你一旦受到这个夸奖之后你必须完全按照这个步调走。但是我觉得这能满足他的好胜心吧，他特别需要社会认同感，他一定要觉得自己有哪些方面比别人强，他不停地一直强调，就“我闺女、我闺女”那种感觉出来。 (21F-初荷)

农村家庭举办的“升学宴”给予父母“人前显贵”的机会。初荷在访谈中也提到父亲先前穷困潦倒，被人看不起，因而初荷的父亲才会特别需要这样一个场合去获得社会认同，证明自己养育子女的成就感。农村家庭举办升学宴使得学业精神进一步在乡土社会传递，从而进一步升华了乡土家庭的学业精神。父母与子女作为仪式中的主角，“家庭”在乡土社会中被给予了更大的期望，认为这个家庭会“改头换面”，以后这个家庭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办了升学宴，跟结婚差不多吧，来吃个饭，随礼。当时是在饭店办的，家里办不开。我们那个家族人很多。 (13M-远志)

“升学宴”还维持了乡土社会中的人情关系 。升学宴作为乡土社会中的互动仪式，其间，收到的“份子钱”为家庭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客观上解决了农村孩子进入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用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升学宴作为一个极具荣耀的家庭教育仪式，间接地表征了家庭中的孩子凭借优异的学业成绩“走出去”了，他未来的发展将会让这个家庭中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在这之后，孩子的“姓名” (连同家庭) 将会变为一种象征性文化符号，继续让村子里的小孩子从大人的口中听到他们的故事，实现乡土社会中学业精神的传递。此外，升学宴进一步将孩子“绑在”家庭的命运中，这种集体性的文化仪式让农村子女迈入大学之门后仍然肩负家庭的未来。

五、家的能量:学业精神激励下的家庭教育调试行为和策略

中国农村家庭子女教育出现了新的转变，即父母更大化地参与进子女的教育中来，这是教育城镇化所导致的。已有的经验研究中，教育城镇化的动力主要被认为是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的行为，但忽视了这一背后的家庭动力，忽视了农村家庭主动寻求/争取优质教育资源的积极性。

也就是说，乡土社会家庭面对教育机会劣势 (如“撤点并校”导致的教育资源上移、城乡教育资源不平等) ，其学业精神及背后“家的脸面”等共同推动了教育城镇化的迅猛发展。继而，教育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强化了农村家庭的教育参与与投资行为。

这些行为中，如陪读、城里购房、参加辅导班、“托关系”等新现象的涌现，提高了农村孩子跨区入学的能力，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孩子接触更优教育资源的机会 。总之，新时期农村家庭父母凭借其对城市化流动经验的深刻洞察，理性地认识到自己孩子按照传统升学模式能够进入“好大学”的无望，因此，农村父母在家庭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力将孩子送到教育资源更好的学校读书，或通过不同方式为孩子争取更优的教育资源。

1.陪读

本研究的25名受访对象中有10名提到过有“陪读”经历，主要的形式就是父母通过在县城租房陪伴孩子读书。国内学界对农村家长陪读现象也进行了解读。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低经济水平的家长为了让子女获得相同水平的教育，他们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租房陪读 ^[17] ，陪读中，农村女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8] ，她们陪伴孩子学习并负责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 “陪读妈妈”经常被固化在无酬照料劳动中，为劳动力市场所排斥 ^[19] 。 按照传统社会性别分工，父亲负责为家庭经济创收，母亲负责照顾子女以及他们的教育，这种性别分工是农村家庭理性化的选择。

田诚来自山西省的一个农村，还有一个姐姐，比他大三岁，父母均为农民。田诚出生的村庄比较穷，所在的县城在当时属于山西省的一个贫困县，他自小出生的乡村环境就有“读书成功就飞黄腾达”的观念。

我们那里家庭观念非常重。我们有两次搬家，一次是我二年级搬到镇里面，就是为了让我念书。三年级的时候有个老师管得不算好，我成绩下滑了，我妈就带我回来了，当时是在我们隔壁村也算是医生办的一个学校，妈妈在那里陪着我。之后五年级的时候我又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市级县) 的学校，那个学校学费特别贵，但是我妈毅然决然地说:“去，只要能接受好的教育就去。”基本上孩子没有在村里面读书，村里面教育设施也不行。

“村里面教育设施不行”是很多农村父母选择离家陪读的主要原因。 田诚的母亲为了他的教育东奔西跑，父亲则通过拉煤维持家庭生计，田诚的父亲还在这个过程中出过两次车祸，所以整个家庭的状况并不好。田诚母亲非常重视他的学业，积极参与进田诚的择校过程中，让他在小升初后就进入了县城。

“我觉得我能进入北京读大学很重要的地方是我母亲，为了我的学习东奔西跑。小升初的时候刚好我们县要培养一个重点初中，我当时是全县第五，就进了那个初中。但是当时我们县一个、镇一个学校都在弄重点初中，镇里那个稍微差一点，我按照地区分配的话应该是去镇里。但是我妈据理力争，跟县里面的领导反映说，‘我孩子的成绩不错’，我就去县里考试了，然后就被录取了。”

田诚到了县城之后，父母就以在县城租房的方式过去陪读。“我初中到县城后，爸妈就来县城租房了。我妈有我每个老师的微信，会经常跟老师交流。”田诚的妈妈不但积极地参与进他的择校中，还主动去建立与任课老师的联系，加强家校互动。田诚的案例让我们看到 农村家庭在孩子教育投资中的能动策略:夫妻之间依照性别分工合理地实践自己的身份优势，他们通过情感、经济与时间上的三重投资，尽最大努力来提高孩子获取相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可及性。 可见，新时期农村家庭父母的教育观念及教育投资对子女的教育机会存在着重要的影响。

2. 城里买房

农村家庭为帮助孩子寻求更优的教育资源，会集中家庭财力去县城或者市里买房。这样的策略虽然能够直接打破校际隔离，但对家庭的经济会产生巨大的考验。 25名受访对象中有4名说父母为了他们的教育事先在城里买了房。

林星是家中的独生子，在他出生之前父母就已经在市里经商。林星出生后，他先是在村里由爷爷奶奶带着生活，在村小学读的一年级，之后二年级就去了市里读书，那个时候父母已经在市里买了房。

爸妈在我出生之前在市里租房工作。在我6岁前，他们一直在攒钱买房，为了我教育是很大一个原因。所有农村人都知道:“咱们必须要走出去上学才有机会。”过年回去的时候，我们村里那个小学好像只收了6个学生，特别让人辛酸。

农村父母虽然坚信贤能主义之道，但是他们并不止步于此，而是在坚定“读书改变命运”信念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教育投资，这是他们理性洞察到农村教育资源劣势后的文化实践。林星父母的远见，让林星从二年级开始就进入市里读书。林星相较于普通农村家庭的孩子，在教育资源的获取上上了一个台阶，而且他所接触到的读书环境，包括他的同学、老师等均已经与同村孩子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林星在小学阶段就开始接触奥数，相较于那些在村子里的孩子有了接触精英型文化资本的场域，并获得了更多展示自我的机会。

“我在城里的时候有过一次美术课，我画了一幅非常好看的抽象画，老师直接推荐我参加另外一个城市市里小学的比赛，我相信在乡村小学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还有奥数，包括语文竞赛我都参加过，只要我有哪次作文写得好，老师甚至都会推荐我去参加竞赛。所以，‘机会’这种事情相对于乡村小学来说会非常得多。你在乡村读书就算想去参加一个比赛，要去城里才能参加，非常远，有点不实际。”

林星去城里读书，更为明显的不同是他与同村同龄孩子们的命运轨迹。在我问到他村子的小学为什么这么空，孩子们都去了哪里时，他回复说:“他们去了镇中心小学和市里的小学，没有人会在村子里读书。在这种小学读书的人已经看不到前途，他们可能六年级学习完后就到我们当地镇上初中，但是条件落后，之后基本就是上技校比较多。我小时候有那儿很多朋友，好像只有我一个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其他在当地的孩子基本都是上技校，现在都已经工作了。”

林星父母的教育投资让他避免了如他的小伙伴们一样的命运，也让他得以在教育获得上有更好的未来。但是，林星大多数的小伙伴们就没有他这样幸运了，教育资源的劣势让农村中的大多数孩子无法触及优质的教育资源，他们没法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出身。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群“00后”农村孩子身上，陪读、进城购房、辅导班等还只是农村少数家庭的行为。 但他们学业上所取得的成功，使得这些家庭教育参与行为在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被争相模仿，现在这些策略已经演变为一种普遍的乡村家庭行为。 不过，当大部分农村家庭参与到这种教育竞争中时，能够突破结构束缚进入名校的孩子仍然是少数。如果不去改变教育资源在城乡中配置不均的问题，那么农村家庭培养名校生的成本和难度，只会越发严峻。

可以说，教育投资的卷入与校际之间教育资源的持续分流让农村家庭承受了太多不可承受之重。农村家庭在学业精神的激励下，父辈一方面要为了家庭的生计忙碌奔波，另一方面又要为了孩子的未来想尽办法，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他们无力改变结构性资源配置不平等的问题，也难以摆脱户籍制度对孩子择校问题的束缚，只能在无力的生活现状中寻找出路。

六、结语

在乡土家庭学业精神中，真正的“光宗耀祖”不是守住这片土地，而是通过读书脱离它，只有离开土地，才是家族的学业期望。在中国乡土文化和语境中，如果一个农村家庭中的孩子能够考入大学，即可被赞誉为“光宗耀祖”“出人头地”，有“祖坟冒青烟”“改换门庭”之意。其主要意义是，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家族中的人，连带故去的祖辈亲人，都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荣耀。可见，子女“上大学”对中国乡土社会家庭具有非凡的文化意义。

这一现象背后，凸显了“大学文凭”对于弱势家庭的稀缺性，也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弱势家庭对于“读书”所赋予的神圣魅力。 “读书改变命运”与我国传统社会科举制度里的“入仕”文化密切相关。就如中国文化中流传的劝学之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均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对个体实现生命价值和实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跃迁的重要意义。

区别于学界对农村家庭子女养育或教育行动中的“污名化”与忽视，本研究发现 新时期农村家庭有其鲜明的养育策略， 策略中虽然较少表现出如城市中产家庭父母般的文化投资与情感陪伴的“密集型育儿”模式 ^[20][21] ，但是他们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化地发挥家庭能动性将拥有的资本转化为孩子的文化资本，在理念上向城市家庭无限靠拢。

乡土家庭有其独特的学业精神和育才调试策略，“让孩子感受到读书很重要”成为农村父母从孩子出生就开始向他们灌输的信念。他们向孩子灌输肯吃苦、能吃苦的底层生命哲学，坚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精神信仰。农村家庭父母的生活哲学中掺杂了他们对过往生命经历与当下社会生活认知的双重体验，农村代际亲密关系中表现出的“下行式家庭主义” ^[22] 让父母在孩子的养育中认定了一条可以帮助孩子过上与自己不一样生活的路，这就是读书。

中国乡土家庭学业精神中，内含了父母希望孩子通过读书这条路能够“出人头地” (自我) ，让家庭“改头换面” (集体性反哺) 的信仰，父母甚至祖辈都为孩子的生命赋予了家族使命和最高期盼，集体主义式的底层家庭养育实践外显出父母“凭己所能”投资与支持孩子读书的教育行动。

面对城乡间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农村家庭仍然没有对读书失去希望和信心。中国乡土家庭对自身集体命运的展望并未全部性、绝对性地持有“消极无望感”，他们仍然秉持“读书改变命运”的至臻信仰，乡土社会的现代性与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并未撼动内部传承已久的学业精神，反而，乡土家庭父辈的流动经验更增进了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

一方面，农村父母秉持中国乡土家庭中的学业精神，坚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成功之道，认为自己的孩子在学业中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勤恳等品质仍可取得教育事业上的成功，无关出身;另一方面，他们又理性洞察到处于底层社会孩子面临的教育劣势，在子女教育事业中开始涌现出诸多的投资策略，在坚定读书信念的基础上着手寻求能够提升孩子成功概率的办法，这就是新时期农村家庭在子女求学中表现出的育才策略。

本研究虽然论述了乡土家庭的学业精神对其成功培育子女的作用，但是仍然不能忽视结构失衡对弱势阶层子女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而且，受到研究方法及研究样本的限制，本研究不能代表新时期农村家庭的全部教育行动。而是借助这些案例，展示新世纪中国乡土家庭的学业精神和育才策略，解读“家”对农村子女教育成就的重要性。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多维贫困视角下重庆困境儿童福利供需失衡及提升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2SKGH4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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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 ，作者：王兆鑫（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