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青年发展型城市”?
2022年4月,《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 ( 以下简称《意见》) 印发。《意见》提出推动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并部署在全国45个城市开展建设试点工作。从现实情况看,关于青年发展型城市有多种提法,有的称其为青年友好型城市,有的称其为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国外文献还有的称其为“青春城市”或者“年轻城市”。那么,究竟什么是青年发展型城市,应如何理解我国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这一行动?
一、对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既有理解
1. 青年发展型城市议题的凸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认同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勃兴,青年发展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青年的权利保障和社会参与问题一直是青年发展的主要议题,这一点在联合国于1995年通过的第一个《世界青年行动计划》以及2010年通过的新版《世界青年行动计划》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1] 。
相关的国外研究文献较为集中地出现在2010年之后,所讨论的主题主要集中在青年的健康、就业、社会参与等领域。不过,这些研究多以青年友好型计划 (youth-friendly programs) 、青年友好型服务 (youth-friendly service) 为题 [2][3] ,鲜有文献明确提出青年发展型城市或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概念,相比之下,儿童友好型城市 (child-friendly cities) 被更多提及 [4] 。
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 ( 以下简称《规划》 对我国的青年发展事业进行了擘画,指出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角度认识青年发展问题,并将其置于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 [5] 。《意见》是落实《规划》的具体安排。《意见》阐述了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理念内涵,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特别提出了要立足新的发展阶段深刻认识青年发展问题,推动青年的高质量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要自觉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有关要求,将其作为青年发展工作的重要引领。《意见》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过程中,要坚持党管青年的原则,同时把青年优先发展作为落实青年发展的基本原则,在向青年提供发展服务的同时鼓励青年建功立业,在关注重点群体的同时注重社会政策的普惠性,帮助青年解决各种“急难愁盼”问题,提升青年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意见》明确提出,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工作主要适用于直辖市、国务院批准的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以及行政级别为地级的城市,并对2025年、2035年这两个时间节点的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目标进行了具体描述 [6] 。从现实中看,早在2017年前后,全国不少城市出现了“抢人大战”,推出了一系列吸引青年的政策,这些城市既有传统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同时也包括这些年快速发展的新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抢人大战”的出现表明,青年作为人力资源因素已经得到了各个城市的高度重视。
从近5年来的情况看,省级层面的青年工作联席会议、专项小组等工作机制逐步建立完善,党委对青年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政府有关部门的责任更加清晰、共青团作为协调人的作用得到了更大的发挥、齐心协力抓青年发展事务的工作格局初步形成,青年发展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逐步完善,《民法典》、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典增加了相关条文,为加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提供法治保障。
多项支持青年发展的民生政策出台,青年民生诉求有了更多政策支持。同时,全国层面的青年发展监测评估体制基本建立,覆盖《规划》十个重点领域,包含6项核心指标和20项重要指标,为开展统计监测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2. 对青年发展型城市的三种理解
目前,按照《意见》的安排,多个城市已经开展了试点工作。从这些城市试点情况以及学者们的研究来看,对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理解主要有如下三种。
(1)基于城市规划理念。 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思潮首先从美学维度对以理性为内核的现代化城市规划形成批判,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由此发生了深刻变化。
随着生态主义、人文主义等后物质主义诉求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城市规划的考量范畴,城市规划一方面如有的学者所言,从单纯关注物理空间塑造转向对城市社会文化的探寻,从城市景观设计的美学审视转向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城市公共空间 [7] ;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则指出城市规划思想已经发生了深刻转变,其思想基础已经由现代城市发展初期的理性主义转向人文主义,新的城市规划理念已经超越功能理性并跃升至价值理性的层面 [8] 。
因此,在规划视角下理解的青年发展型城市注重对城市形象、城市空间、城市生活合理性的构建,典型的案例包括成都市的生活场景打造活动以及公园型城市的建设思路,还包括其他一些城市对打造“15分钟生活圈”的强调。借用在城市规划界流行的“五宜” (宜业、宜居、宜学、宜养、宜游) 说法来分析,可以看到,基于规划理念,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重心更多地被置于宜居、宜养、宜游等维度。这种倾向实际上可以从西方关于青春城市、年轻城市的主张上找到源头。
(2)基于社会政策考量。 相比于城市规划视野下的青年发展型城市概念对城市硬件建设的强调,基于社会政策考量的青年发展型城市概念更加强调城市“软件”,基于这一理念提出的青年发展型城市更加注重社会政策体系对青年友好,这些政策主要涉及青年就业、创业、户籍、住房等民生领域。
例如,杭州市明确规定,对全球本科以上所有应届大学生,在发放本科1万元、硕士3万元、博士5万元一次性生活补助的基础上,再给予每年1万元租房补贴,最多可享受6年;南京、昆明、三亚等城市也推出了类似政策 [9] 。
这些社会政策一方面是各地吸引青年人才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也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部分青年的“急难愁盼”问题。在《意见》下发之后,有关青年发展的政策从重点关注青年人才群体进一步扩展至更大范围的青年,出现普惠制的发展趋势。
(3)基于社会质量考量。 社会质量理论在20世纪末出现于欧洲,其核心主张体现在1999年发布的《欧洲社会质量阿姆斯特丹宣言》中。该理论强调人的尊严、公民权、民主、社会公平和社会团结,主张建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认为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融入、社会赋权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将决定社会质量的高低。这一理论对欧洲社会长期以来将社会政策隶属经济政策的倾向进行批判,为人们如何发展现代社会提供了反思的空间。
有学者基于这一理论,重点从提高青年获得感的角度讨论对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理解,认为城市真正能够吸引人才留下来的关键在于要让青年共享城市发展成果,这一共享既体现在个人收入与经济增长挂钩,同时也体现在城市为青年提供稳定和谐的生活环境,从而使得青年能够拥有充足的获得感。并且,这几个方面内部联系紧密。
其中,城市社会经济保障为青年获得感生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城市社会凝聚力则从社会联结的角度提供青年获得感生成的社会关系基础,而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说,社会包容的城市环境则进一步促使青年获得感的生成,并且,增权赋能的社会制度为青年获得感的生成提供了权能基础 [10] 。
3. 何为青年发展型城市
在中文语境下,理解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内涵,有必要回到青年发展这一概念被提出的历史背景去寻找线索。21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新一轮青年社会运动,典型的包括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的伦敦骚乱、法国的“黑暗站立”运动,等等,同时还在突尼斯出现了“茉莉花革命”。尽管这些社会运动表现的形式、提出的具体诉求不尽相同,但这些社会运动的背后有着一个共同原因,就是青年群体在当下的社会中面临发展困境,上升空间有限。
在中国,2017年《规划》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顶格发文,这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我们党历来重视青年,青年的发展始终是党和国家关心的大事;另一方面,这也潜在地反映了我国青年发展面临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成就令世人瞩目;但毋庸讳言,压缩展开式的发展带来了快速的社会变迁,各种社会问题不可避免。相较于经济发展,我国民生领域的发展相对落后,城乡二元格局、人口结构、教育扩张等因素对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仍然造成较大的困扰,而受社会问题影响最大的往往是青年。
如果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来观察,整体上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的“80后”“90后”群体必须面对住房商品化、就业市场化、文凭贬值等社会现实。同时,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局势动荡。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深受影响,经济增速在2010年以后逐年放缓。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当前我国的青年群体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就业、住房、教育、赡养抚养等问题。
青年是社会发展的主力军,青年强则国家强。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青年将全过程参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过程 [11] 。这表明我国当前的青年群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同时也表明,社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得到发展。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建议》关于青年发展型城市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的阐述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建议》指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最重要任务是构建“青年高质量发展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的城市发展方式” [12] 。从这里可以看出,青年发展型城市首先是指一种城市发展方式,通过构建这种新型的城市发展方式,最终推动实现青年发展。同时,它又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其突出特征是践行青年优先发展的理念。
从这一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工作能够在全国迅速展开。在《规划》颁布之初,尽管各地认真落实《规划》要求,做了大量工作,但在曾经的几年中,一些地方的青年发展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和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机融合起来;青年发展型城市理念的提出和宣传为青年发展找到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将青年发展问题纳入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同时强调在这个过程中要对青年群体给予特别的关注,从而实现城市发展和青年发展的“双向奔赴”。
二、高质量发展视野下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内涵
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一表述,并明确指出要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六个方面来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指出,2020年,青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1.1%,比十年前增加15.3个百分点,高于当年整体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2个百分点 [13] 。
这一数据表明,青年发展与城市发展有着紧密的关联。高质量发展为我们理解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提供了深刻背景,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既是支持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青年成长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在高质量发展视角下,青年发展型城市至少具有如下三个内涵。
1. 青年发展型城市是青年建功立业的舞台
(1)城市是吸纳青年就业的主要场所。 在教育扩张的背景下,中国青年的平均学历水平逐年提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0~2022年,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累计达到10373万人,平均每年新增大学毕业生800万人;结合“七普”数据和教育统计数据,“95后”中大学生的比例在2020年已经超过了50%。
尽管在教育扩张的同时出现了大学入学门槛降低、个别院校培养人才质量不高等问题,但总体来说,青年一代受教育程度在全社会劳动力中处于较高水平,构成了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重要人力资本支撑。由于绝大部分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选择在城市就业,城市中高学历青年的比例逐年上升。
(2)青年是最具创造力的群体。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而青年正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许多对人类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发明和创造都是由青年完成的。
例如,麦克斯韦发表第一篇关于电磁场的理论论文时年仅24岁;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假说的时候年仅26岁;乔布斯在1984年推出第一款苹果电脑时年仅29岁;推出“星链计划”的马斯克第一次创业时年仅24岁,成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时年仅31岁。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也多次强调指出青年身上所具有的创造性,并对青年的创新提出了殷切希望 [14] 。
(3)青年已经成为创新创业的生力军。 青年对科技创新、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等方面有着积极的需求和推动力,发展型城市应该充分利用青年的创新智慧,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例如,在城市中建立青年创业孵化器、科技创新中心等,为他们提供更多建功立业的机会。从实践看,这些面向青年的创新中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成都市“创业天府·菁蓉汇”为例,该计划在2016年推出,以“知识青年”为生力军,通过降低创业门槛,拓展创业空间,激发各类创业人才活力,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崛起,成为中国西部双创的典型代表。
2018年,该园区承办全国双创活动周主会场,从而形成了“北有中关村、南有深圳湾,东有长阳谷、西有菁蓉汇”的双创格局。截止到2023年4月,该园区入驻国家级孵化载体4家、省级孵化体7家、线上线下在孵企业1525家、吸纳高层次青年482人、培育上市企业1家、上市后备企业11家、估值过亿元的企业33家、潜在的独角兽企业1家、瞪羚企业15家、种子期雏鹰企业86家、高新技术企业152家 (以上数据来自笔者2023年4月在成都菁蓉汇的实地调查) 。在实地调研中,笔者发现不少园区企业的工作人员平均年龄不到30岁,表明青年在科技创新中的强大生命力。
2. 青年发展型城市是青年的日常生活空间
(1)高质量发展是优化社会服务、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基础。 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高质量发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实施供给侧改革则是解决矛盾的重要方面。供给侧改革在经济层面体现为保持需求稳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持续壮大国内市场,在日常生活空间层面则体现为不断优化各项社会服务,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
(2)青年发展型城市应提供高质量的日常生活服务。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生活形态,具有人口密集、生产效率较高的特征,同时也是社会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教育科技中心和政治中心。年轻人喜欢在这里追求梦想、实现自我价值。作为青年发展型城市,满足青年在学习、工作和社交等多方面的需求是其基本功能。因此,青年发展型城市应建立建设丰富的文化、艺术、娱乐等资源,为青年提供良好的教育、就业和交友环境,打造环境友好的日常生活空间。
(3)向青年提供优质日常生活服务的重要性。 一些城市近年来大力发展青年喜闻乐见的“夜经济”,围绕青年需求发展各项社会服务,体现了青年发展型城市的这一重要功能。2023年3月,淄博烧烤走红网络,到淄博“赶烤”成为现象级事件,淄博一夜之间成为后疫情时代的明星城市。如果深入研究,其实可以发现淄博的走红并非偶然现象,也远非一顿烧烤这么简单。
早在2020年10月,中共淄博市委、淄博市人民政府就印发了《关于建设多彩活力的青年创业友好型城市25条政策措施》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要“支持更多青年人在淄博成就事业、快乐生活”,从“打造青年城市标配”的角度出发,为青年提供更好的日常生活环境。
这份文件明确提出,要“培育城市消费新业态。大力引进轻奢时尚潮流品牌,积极承办各类新品首发T台秀、发布会,推出淄博青年玩乐十大地标、优先布局大型主题公园,密室逃脱、轰趴、DIY手工坊、VR等玩乐类型,培育‘七彩夜生活,淄博8:30’夜间经济文化品牌,倡导城市综合体、大型购物中心延长营业时间,支持特色小店、商场、老字号等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新消费场景”。淄博爆红网络的事实表明,优质日常生活服务既是服务青年的需要,也对城市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3. 青年发展型城市是青年实现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
(1)青年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在青年阶段的反映和指称。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基于对人类历史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的最高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体现。从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出发,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领会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般来说,人的全面发展是指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中,通过获得知识、技能和经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身体、智力、情感、社交、审美等方面的能力,从而能够拥有正面的人生态度,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具备专业素养和创造力,拥有健康的身心状态以及积极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就城市与青年的关系来说,城市不仅为满足青年的生存需要提供条件,还为青年提供创新创业、文化交流、社会参与的环境和条件,促进青年才华的发掘和释放,促进更加广泛的交流和合作,使青年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智慧。从这一点来看,青年发展型城市是青年实现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
(2)人的发展理念为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提供最坚实的内核和基础。 从国内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实践来看,深圳、杭州等城市提出的“来了就是深圳人”“来了就是杭州人”的理念,反映了这些城市不仅是从吸引劳动力和人才角度对待青年发展问题,而且是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深层意义切入问题,这一理念和态度是保证城市建设能够始终得到青年支持、不断向前推进的终极价值内核和根本基础。
《规划》提出的十大青年发展领域,实际上都是致力于实现青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就业、健康、社会保障、婚恋、权益保障、预防未成年犯罪这些领域的发展,是为青年实现发展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和现实条件;而思想道德、文化、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等领域的建设,则是在更高的层面为青年实现自我发展提供支持。
(3)构筑青年实现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 实现青年的全面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理念上,必须要落实在制度和政策之中。淄博推出的25条措施促进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工作,其中不少内容也反映了淄博市从人的发展方面构筑青年发展体系。
例如,将每年的5月定为“淄博青年月”,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青年发展的氛围;联合当地银行推出“齐青卡”,青年凭卡享受金融服务优惠。此外,还组织当地推选各领域的青年优秀代表,为青年建立了专门的荣誉激励制度;支持青年广泛地参加当地各类政务活动,实现青年参政议政,增加青年群体在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比例;邀请部分优秀青年代表列席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探索开展“青年进机关”体验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听取青年意见建议。这些政策表明,实现青年的发展不仅仅要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基本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广阔的社会参与空间,实现真正的全面发展。
三、高质量发展视野下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基本路径
1. 牢固树立青年的主体地位
青年是青年发展的主体,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工作和其他青年工作一样,都必须牢固树立青年在其中的主体地位。“只有尊重青年主体地位,广大青年才能焕发出极大的创造热情,中国青年运动才能始终保持勃勃的生机活力” [15] 。
青年作为青年发展的主体,无疑是实现青年事业全面发展的关键,也是当前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关键。我们必须深刻明白这个道理,才能够真正在实际工作中摆正定位、找准发力点,才能够释放青年的巨大能动性,才能够让工作成效事半功倍。
坚持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方向,是贯彻落实《规划》的内在要求和行动基础。当代青年在新时代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本质特征是要自觉融入历史发展的洪流,青年作为主体,需要充分认识到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积极参与到青年事业的发展中去。
就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来讲,青年发展与城市建设是“双向奔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青年应树立主人翁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文化上、技能上进行全面的提升和发展,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提高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同时,还需要积极开展自主创业、志愿服务、公益事业等社会实践活动,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当好生力军和主力军,真正做到“青年在城市更有为”。
2. 不断提升城市的治理水平
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工作既是推动青年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城市治理体系不断升级发展、逐步实现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强调要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这一要求与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内在逻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新发展理念是解决各种“城市病”、推动城市发展模式转向、提高城市品质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指导思想,提供了新时期城市建设的基本遵循。要实现“城市对青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城市的管理者和青年都要深刻认识高质量发展这一时代命题,自觉践行党和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
就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一般性原则来说,城市管理者需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利益至上,通过民主参与促进城市治理的民主化和规范化,建立透明、公正、高效的决策机制,强化市场监管和执法,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加强环境保护,推进城市协调发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和利用,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和效率,最终实现满足市民多元化、个性化、多层次需求的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我国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同时点明了要在城市规划、城市更新、城市安全、风险防控、住房政策、户籍政策、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等方面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对比分析这一远景目标纲要和青年发展的有关政策文件内容,可以发现二者的内容高度关联,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在阐述。
例如,在谈到住房问题时,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6] ;而在《意见》中则表述为“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 [17] 。又如,在谈到就业问题时,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完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 [18] ;而《意见》中则要求“健全青年就业公共服务体系,聚焦高校毕业生、新生代农民工、失业青年等群体......为青年提供更多的高质量就业机会” [19] 。
对两份重要政策文献的粗略对比已经表明,提高城市治理水平、促进城市发展与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内在要求是高度一致的,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是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必由之路。
3. 进一步完善青年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是在青年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从先前的青年发展工作来看,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策欠深入、实施欠整合”。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过程中,应对上述情况予以重点关注并形成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政策欠深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落实青年发展规划过程中,还没有充分触及广大青年的生活难点和痛点,政策针对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不同的青年群体,其需求存在差异。当前的服务供给能够做到整体上覆盖,但是在差异化供给方面需要进行大力创新。二是青年发展的规划还有待细化,青年发展规划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的衔接还有待完善。三是地方特色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青年人口的构成不同,青年发展过程面临的主要矛盾也有差异。要切实解决本地青年发展问题,必须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对症下药,才能抓出成效,做出特色。
“实施欠整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青年发展的工作机制有待完善。青年发展涉及青年人的工作、学习以及日常生活,同时横跨14~35岁这20年的生命历程,青年的思想道德培养、个体的学历教育以及成人教育、个体的婚恋、创业就业均主要在这期间完成;同时,青年发展还涉及青年文化的培养、青年的社会融入与参与、合法权益保护、社会保障、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因此,“青年工作”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工作领域,而是各个工作领域中都必须关注的一个重点工作,需要各个领域和部门的协调。当前在一些地方的青年工作联席会议中,成员单位之间实施《规划》和《意见》的协同度不够高,需要更加完善的协调机制。二是青年工作社会化水平有待增强。青年发展工作需要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尤其是在健康、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预防青少年犯罪等领域,社会力量的参与必不可少。但实际上,《规划》和《意见》的制定和落实仍然以行政力量为主,缺乏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等社会力量的整合和互动,青年工作资源互联互动、共建共享的合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4. 几点建议
一是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 青年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青年规划和新发展理念之间的关系、青年规划和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有必要持续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
二是加强沟通协调。 各级青年发展联席会议一般每年召开1~2次,且以1次最为普遍。在这种情况下,联席会议更多的是一个程序性会议,难以展开深入讨论去研究、解决问题。建议在联席会议之外开启更多的沟通渠道和空间,开展具体深入的工作研讨。
三是加强经验总结和推广。 《规划》和《意见》实施过程中,不少地方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想出了不少好点子,发明了不少好方法,积累了不少好经验。建议及时总结和推广这些好经验,起到带动引领、共同进步的作用。
四是加强基层培训。 共青团基层人员流动性大,这对《规划》和《意见》的实施有不利的影响。建议推出精品化、实用化的系列培训课程,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加强对基层团干部的培训。
四、结语
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本质上是践行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质量发展和青年发展型城市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当前,“让城市对青年更友好,让青年在城市更有为”这一理念已在社会各界达成广泛共识,推行青年优先发展战略的城市也越来越多。未来,期待青年为中国的城市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参考文献:
[1]赵联飞.回归祖国20年来澳门青年发展回顾[J].青年发展论坛,2019(6):3-8.
[2] Sharon Egretta Sutton. A Social Justice Perspective on Youth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orizing the Processes and Outcomes of Participation[J]. Children,Youth and Environments,2007,17(2):616-45.
[3] Obianwu,Otibho. Getting Real with Youth-Friendly Services in Africa: Report of a Satellite Session at the 2012 International HIV/AIDS Conference[J]. African Journal of Reproductive Health/La Revue Africaine de La Santé Reproductive,2012,16(4):180-84.
[4] Whitzman,Carolyn,et al. The Journey and the Destination Matter: Child-Friendly Cities and Children’s Right to the Cit y[J]. Built Environment(1978-),vol. 36,no. 4,2010,36(4):474-86.
[5]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
[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2017-04/13/content_5185555.htm
[6][12][17][19]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N].中国青年报,2022-04-06(1).
[7]朱峰.青年发展型城市政策观察[J].中国共青团,2018(2):58-60.
[8]张晟,林耕.我国当代人文主义城市规划若干问题的思考[J].工业建筑,2013(12):62-65.
[9]环球网.28城出台租房新规:可提更多公积金建设租赁住房有补贴
[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3628161969191426&wfr=spider&for=pc.2023-7-26. [10]聂伟,蔡培鹏.让城市对青年发展更友好:社会质量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1(3):53-60+119.
[11]习近平.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https://www.gov.cn/xinwen/2014-05/05/content_2671258.htm?ivk_sa=1023197a.2023-7-26.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青年[N].人民日报,2022-04-22(10).
[14]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2013年5月4日)[A].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79.
[15]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5月4日)
[EB/OL]. https://www.cppcc.gov.cn/zxww/2012/05/07/ARTI1336373517191804.shtml.2023-7-26.
[16][1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2023-7-2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 ,作者:赵联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调查与方法研究室,社会调查与数据处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