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会再一次重演吗？

近日，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多国加征高额关税引发全球股市巨震。短短几日，亚洲和欧洲多国股市暴跌、美股蒸发超过6万亿美元、黄金大跳水、国际油价暴跌，美国政府滥施关税导致全球经济秩序陷入严重混乱，但即便如此，特朗普仍没有收手的打算，甚至威胁进一步对华加征50%关税，这一举动再次挑战中国和全球经济市场的底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经济全面持续衰退的惨况仍历历在目：股市崩盘、企业倒闭，成千上万的人破产甚至流落街头······

特朗普挑起“关税大战”目的为何？这会是一系列动荡事件的开始吗？新一轮的金融危机是否即将到来？而我们又是否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吸取到了充分的经验与教训，做好了应对危机的准备？

亚当·图兹的《崩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此刻动荡的国际局势。作为杰出的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详细梳理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错综复杂的事件脉络，并深入阐述了这场金融风暴对这十多年来世界政治形态的塑造，特别是对特朗普上台及其施政逻辑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探讨。

我们会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与乌克兰内乱、希腊的混乱、英国脱欧、特朗普的崛起和全球民粹主义抬头等重大政治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这些事件又导向了眼下正在发生着的、由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掀起的逆全球化大潮。

从08年金融危机到“美国优先”

那一天是星期五，阴云密布，第45任总统特朗普站在国会山的台阶上，描述着危机中的美国，描述着美国混乱的城市和逐渐衰退的国际地位。他说，这场“大屠杀”必须终结。怎样终结？特朗普以低沉的嗓音给出答案：他和他的追随者将在这一天发出一项指令，“让每座城市，每个国家的首都，每个权力所在之地认真听清。从这一天开始，我们的土地将获得新的愿景。从这一天起，美国优先，美国优先......”

如果美国真的面临着深重的危机，如果美国不再是超级大国，如果美国需要“再次伟大” （显然特朗普认为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美国至少应该自行“制定”游戏规则。这就是美国右翼政治家对21世纪挑战的回答。

如果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美国政治权威跌落到了历史最低点，那么鉴于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元区危机证明世界对美国的功能性依赖如此深刻，现实就更加令人担忧了。

毋庸置疑，2003年、2008年和2017年的事件是近来国际历史的决定性时刻。但是它们之间有何联系呢？2008年经济危机与2003年地缘政治灾难、2016年11月大选之后的美国政治危机之间有何联系？这三个事件凸显了怎样的历史转变？这个变化对欧洲和亚洲又意味着什么？与英国从伊拉克战争到2008年伦敦危机，再到2016年公投脱欧的影响略小却同样惊人的过程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要理解今时今日世界的变化，必须理解金融危机和各国采取的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应对政策。要理解它们的重要性，首先要做到两点。 首先，我们需要把银行业危机置于更广阔的政治和地缘政治背景中看待。其次，我们必须审视危机的内部机制。

人们很容易把2008年的经济危机看作美国自己的事情，因为美国的确是这场危机的源头。世界各地的人们也乐于相信，作为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这次是罪有应得。

不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的评论员都急切地使用“全美危机”的说法，这掩盖了危机内部深刻的相互联系。这样一来，批评和愤怒也被转移了方向。 事实上，这场危机并不是美国自己的危机，而是全球危机，北大西洋是其真正的源头。

这场危机以一种富有争议而且疑虑重重的方式，将美国推到了世界金融经济的中心，因为在这场源于美国的危机中，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应对的国家。美国应对危机的能力来自结构的影响——美国是唯一生产美元的国家。但是它也同样关乎行动或政策决策——美国做出了积极决策，而欧洲的决策则是消极且具有灾难性的。我们必须明确相互依赖的程度和全球金融体系对美元的终极依赖，其重要性不仅在于让我们正确地理解历史，还在于让我们从新的角度了解，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脱离相互联系的多极世界的举措，将把美国置于怎样的危险境地。

危机仍在蔓延

2008年，当金融危机在布什政府落幕的最后几天升级时，人们对美国的领导能力产生了普遍怀疑。就共和党而言，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在那个关键时刻，由于未能在维持民众基础和确保系统稳定之间充当支架，最终共和党以失败告终。

正是这种经历让保尔森在2016年看到了以更加极端的形式重演的一幕：共和党精英被剥夺了权力，特朗普被选为总统候选人。2008年，显而易见，纾困计划存在影响全局的利害关系。它跨越了大西洋。但从政治本质的角度来讲，需要一个由共和党精英和民主党领导层组成的脆弱的跨党派联盟来团结美国，为美联储和财政部稳定全球的努力提供支撑。美国随后的政治两极化以及特朗普在2016年的当选，再次凸显了这个联盟的历史意义。

考虑到曾经流行的观点，即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民主时代，甚至是后政治时代，这些严肃的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令人惊讶。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复杂的社会体系 （例如金融市场） ，以及现代政府及其所在的政府间体系这样的机器，创造了一种稳固感。它们使我们怀疑它们是否可能服从政治机构、决定或辩论。我们往往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技术官僚的先发制人和篡权无处不在。有一些方法可以描述这些体系的运作，而它们却不考虑政治的存在。

然而，如果说这样一段历史有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表明这些描述的贫乏。政治选择、意识形态和专业行政机构在这段叙述中无处不在，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结果，它们不仅是令人不安的因素，而且是对巨大的“体系”“机器”和金融工程设备失灵所产生的巨大波动性和偶然性做出的重要反应。成功与失败、稳定与危机，的确可以取决于特定的选择时刻。我们所说的“雷曼时刻”并非毫无意义。当然还有其他时刻：多维尔会见，2011年戛纳峰会，“不惜一切代价”，更不用说英国脱欧公投或令人瞠目结舌的2016年11月的美国大选。

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 与人们对2012年至2013年间的基本设想相反，危机其实并没有真正结束。在人们面前的并不是危机的重复发生，而是突变和扩散。

2007年至2012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在2013年至2017年变形成了后冷战世界秩序全方位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危机。而且，我们不应回避由此产生的明显的政治含义。在应对危机时采取保守主义固然是灾难性的，但是2012年以来的种种事件表明，中间派自由主义的胜利也并不真实。

美国收入差距讨论的激烈升级残忍地证明， 中间派自由主义者很难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的痼疾开出令人信服的药方。 日益加剧的收入差距和对公民选举权的剥夺早已存在，危机只不过令其更加严重了，而2008年之后的一系列宏大的危机应对措施，尽管短期内取得了成效，却又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一方面，保守主义者倒是正确的。

“美国优先”是答案吗？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众多不安和危机的迹象困扰着我们，包括他本人代表的异常粗鲁的多种后事实政治。他不说真话，他不可理喻，他自相矛盾。权力似乎脱离了理性、逻辑一致性和事实证据这些基本价值。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堕落？人们可以举出各种复杂的原因。当然，寡廉鲜耻的政治谣言与煽动，大众文化的日益低俗，有线电视和社交媒体的自我封闭，这些因素和特朗普本人的个性一样，都是问题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把当前的后事实状态归咎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那就代表着屈服于更糟糕的幻想。

特朗普真正了解的，或者至少说他身处的地方，是一个更原始的权力世界，一个由单一逻辑主导的世界：要么恃强凌弱，要么受尽欺凌。正如一位评论人士所说， 特朗普把这个世界看作“一个被放大了的曼哈顿房地产市场，一个弱肉强食的恶毒蛇坑”。

全球贸易已从2008年至2009年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但是自2010年以来，贸易额一直停滞不前，并在2015年出现了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商业周期的推动，“缩减恐慌”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冲击了新兴市场。然而，它也反映出世界各国采取了一波保护主义措施，这些措施的重点不是关税，而是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

没有人能预料到，特朗普个人对贸易的看法反映了他对新型保护主义具有不可思议的认知。他在重现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形成的观点。但是，如果莱特希泽周围的专家找到了美国出口受到歧视的证据，那么他们已准备好采取行动。通过税收减免、补贴和出口信贷体系，世界贸易不仅日益受到企业价值链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国家干预的影响。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中的很大一部分不仅归因于中国的贸易歧视，而且还归因于通过位于加勒比海和欧盟的离岸避税天堂流失的出口收入。在这方面，曾一度强有力的假设 （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进程） 也正在失去说服力。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鹰派人士不主张回到20世纪30年代，但他们也不愿继续假装1989年那种天真的必胜主义，及其民主资本主义必然会胜利的简单假设是“符合事实的”。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悲观地宣称：“历史的弧线不能确保美国自由的政治经济体系能够自动获胜。”

毫无疑问，这样的言论暗示着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智慧。但事实上， 与其说这是一种大胆或连贯的全新世界观，不如说这反映了华盛顿相当绝望的情绪。

即便对美国来说，“美国优先”也是一个恰当的回答吗？不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全球其他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是，美国选民已经让一个反复无常、自恋的民族主义者上台，他不再承诺维护国际秩序，除非这个秩序直接并即刻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关，不管这些国家利益如何界定。考虑到美国民族国家及其经济的规模和影响，这对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