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日前，在全国“两会”上，“十二年义务教育”的话题被再次提起。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众议称，自己已连续两年提交相关建议，呼吁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 在他看来，在中考阶段就进行“普职分流”为时过早。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长陈伟志也建议，应逐步淡化“重点高中”标签，深入推进中考制度改革和试点工作，完善制度建设，促进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能看到相关的表述——“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学位供给”。
在教育压力居高不下的今天，将高中也纳入义务教育，施行“十二年义务教育”，能不能缓解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
这个问题可能比想象中复杂。
01
其实“十二年义务教育”，有两个维度， 一个是“不要钱”，一个是“不用考”。
如果说“不要钱”的话，其实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尝试。
据媒体梳理，2017年1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始全面实施高中阶段免费教育；2016年9月，陕西省开始实施高中3年免费政策；同年3月，青海对本省的6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所有学生和西宁、海东两市贫困家庭学生实施普通高中或中职3年免费；2015年12月，云南省怒江州全面推行十二年免费义务教育；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实施免学费、免教科书的“两免”政策。
从经费的角度看，“十二年义务教育”的难点主要是财政保障。这个问题很难一概而论，2020年，教育部已有过回应， 有的地区由于实行非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育已经难以为继，严禁随意扩大免费教育政策实施范围。
不过鉴于各地财政状况不一，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将高中义务教育化，并非不可承担。近些年关于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的声音响起，也和部分地方具备财政底气有关。至于全国是否可以推开，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如果人们深入了解也能明白，教育的负担——无论是经济还是精神，恐怕主要还不是来自于学费本身。义务教育早已免费，但谁敢说毫无压力呢？
其实人们带有现实感的话就能知道，哪怕高中免费，并不必然意味着教育支出降低。剩下的学费，完全有可能变成补习班的费用。
这点日本就提供了一个案例：2010年日本推出新政策，只要家庭收入低于一定的水准，公立高中即可免费。结果2023年的家庭平均教育支出反而超过了2010年之前，这说明补课的钱真是一分也省不掉。
所以， “十二年义务教育”的重点或许不在学费本身，而在于“不用考”。
那么高中变成义务教育，眼下确实会非常有用。
02
现在高中被讨论最多的，就是“普职分流”。
所谓“普职分流”是指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根据学生的中考成绩、兴趣、能力和学业表现，将学生分为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两个方向。
而普职分流的比例，理论上是5：5，但事实上会高一些，一些地区会达到6：4或7：3，即60%以上的学生进入普通高中。
但这依然是个不小的压力，这依然有40%的学生上不了高中。 而上不了高中，意味着今后考上好大学的可能性急剧降低，至于考研、读博云云，更是会变得更加遥远。
职业高中当然也有机会进一步深造，比如参加一些对口升学考试，或是进入应用型本科或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
不过，这在眼下学历急剧内卷、动辄就是“第一学历”歧视的环境里，只怕很少有家长和学生会心甘情愿。
尤其是中考时学生尚未成年，在十五六岁的年纪，告诉一个年轻人“你这辈子大概率无缘985、双一流”，这恐怕很难让人接受。
于是，如今的教育压力开始下渗，中考的内卷程度急剧提升。 这当中的辛酸和紧张，其实和一些家长和学生聊两句，就能有所感知。
如果“十二义务教育”意味着高中不用考，人人可以上高中，那么就很有针对性，至少可以迅速卸下“普职分流”的压力，对多少家庭来说可谓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03
不过从长期来看，这是否能从根本上缓解教育焦虑，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原因很简单，当真正进入大学，学生和家长可能又会发现，“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也太多了”。
近些年媒体常念叨着“学历通胀”，大学经历了多轮扩招，高学历求职者早已如过江之鲫。
一些大学甚至城市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始倒挂，研究生比本科生还多；一些非常基层的岗位，也挤满了名校毕业生。对于这些中考、高考的成功者来说，恐怕教育焦虑并没有减少多少。
人们之所以对“普职分流”充满焦虑，主要是认为“上大学是天经地义”；不过，考上大学之后呢？ 从来没有人可以保证“找好工作是天经地义”。
从这个角度说，高中义务教育化，或许可以躲过“普职分流”，但也谈不上轻松多少，后面还有重重关卡。一个学生、一个家庭，要心力交瘁的地方还有很多。
转过头看，“普职分流”反而有某种合理性。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高技能人才仅占就业人口总量的7%，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2以上，技能型人才缺口高达2000万。
从就业角度来说，与其让所有人去卷刷题，让部分学生去当高级蓝领，倒是更合理的。毕竟，人们得直面一个现实—— 人的禀赋不同，刷题并不适合所有人。
但是之所以技能人才长年存在“缺口”，倒更是一种结构性问题。工作环境、劳动强度、福利保障等等，整体来看，这些现在都难说理想，由此也导致了“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
甚至连“社会地位”，产业工人恐怕都略逊一筹。社会地位并不飘渺，从基本福利就能看出来——扫一眼各大城市所谓的人才引进措施，有几个为技术人才、职业教育留下了空间？
而这，其实又和“大学生太多”的议题是同构的。行业之间基本保障存在差距，基本的劳动福利并未完全拉平，导致高学历人才也只能涌向异常拥挤的有限赛道。
其实高学历人才的人口占比并不高，产业工人也缺口巨大，但为什么还是觉得压力山大？本质上不是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平不平衡，福利保障是否健全、普及的问题。
教育的问题，从来不只在教育。 “普职分流”也好，大学生求职也罢，这种种的焦虑，根本上是由劳动市场的全局图景所决定的。
至于高中义务教育化，眼前“普职分流”的担忧或许可以缓解；但整体的社会减压，注定是个更大的命题，有待更大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