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还能自由流动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太阳照常升起 （ID：The_sun_also_rise） ，作者：慕峰，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George Soros在2000年的时候讲：“ 全球化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允许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相形之下，人员的流动仍受到很大的限制。 由于资本是生产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必须相互竞争来吸引它，这妨碍了各国对资本征税和管制的能力。”

需要社会保障的自然人不能自由流动，而作为征税对象的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这就是超级全球化时代产生两个不平等问题 （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一国内部的不平等） 的根本原因。

市场的差异、税收的差异、补贴的差异、汇率的差异，共同造成了金融资本在全球不同地区的“此起彼伏”。战后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政策目标，都在于如何吸引并留下在全球自由流动的金融资本，主要是美元资本。

但在民粹主义运动下，美国关于超级全球化的反思共识之一，就在于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对美国本土是不利的。在这个结论上，美国的左翼与右翼没有什么差别，Dani Rodrik、Michael Pettis与Robert Lighthizer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金融资本不该无限制地自由流动，那么，应该怎样流动呢？如果要有限制，以什么为原则来限制呢？

这就是川普在2月21日签署的《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 （NSPM） 想要明确的内容。既然中国大陆被定义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既然中国大陆的科技仍在突飞猛进，而科技领先优势是美国维持全球领先优势的前提与关键，早在1980年代就被美国明确为其国家安全的核心部分，那么，无论美国金融资本去投资中国大陆科技企业，还是中国大陆资本来投资美国科技企业，不都对美国不利吗？这就是一个基于反思的共识结论。

技术演进和技术扩散，总是伴随着技术交流和商业需求。限制商品和技术扩散是非常困难的，限制资本流动是很容易的。

但现实问题在于，在生产制造集中于中国大陆的前提下，美国是否还愿意像1980年代那样，接受中国大陆企业对美国本土的投资呢？日美贸易战时，美国上下齐心批判日本汽车品牌，但随后，就欢快地接受丰田、本田去美国设厂，以解决其本土就业。美国的上述选择，在本轮G2竞争中，是要坚定地放弃呢，还是有可能到某个时候又采纳呢？然而，在长达十余年波动的寒蝉效应下，还有多少中资企业愿意“以身试法”，最关键的是，这种海外产业投资的收益预期能够覆盖未来波动的成本预期吗？

如果G2的生产制造合作无法实现，那还存在哪些合作的可能？如果可能的合作空间越来越小，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

一是中国大陆侧的金融资本需求会继续增加 （对应科技发展需要） ， 但由于美元资本将长期受限，那中国大陆本土对应科技发展需求的金融资本供给将面临不足 。本土如何持续激发原创性创新？如何认识金融资本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以及，如何在本土构建一个具有容错性 （允许泡沫产生与破灭） 的“技术—资本市场”，而不是靠周期性地高高举起、重重落下来推动产业变革，就变成一个现实问题。

二是中国大陆如何扩大吸收其他国家/地区的投资。 在过往，中国大陆面向C端的产业为海外产业资本提供了天量投资途径，某些欧洲国家的福利体系甚至高度系于其位于中国大陆的厂房和市场。随着中国大陆的市场被本土企业逐个拿下，如何继续吸引欧、日、韩的产业资本继续留下，如何吸引欧、日、韩的金融资本参与，就变成第二个现实问题。

如果G2继续各自努力，会否出现一个，中国大陆继续低成本而美国继续高成本共同前进的局面呢？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发展成本的差异，能靠限制资本流动持续长期维系吗？如果不能，将会发生什么呢？

资本还能自由流动吗？如果不能，将会发生什么？再全球化下，将会有不少长期而磨人的问题。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