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起大落的煤矿里,不争不卷的37年
开春后,西山上白天的室外温度已经有十七八度,但昼夜温差较大,人们早晚还穿着薄棉衣,我们办公室因为阴冷潮湿,全天都开着电暖器。
八点,去公司办公楼人脸识别签完到,我和老牛相继回到变电所的办公室里。老牛坐在旋转式老板椅上,按开自动热水壶的开关,烧开水泡一杯茶,接下来拿起手机刷视频或者玩消消乐。刷到九点左右,老牛有些犯困,随即放下手机,椅子往后放倒,两条腿往桌子上一搭,开始闭目养神。不一会儿,老牛的呼噜声加上暖气片的燥热,熏得人昏昏欲睡。我缓缓放下手里的书,轻手轻脚地关好门去院子里散步。
做过水泥硬化的院子里空空荡荡,角落里只余一棵孤零零的杏树,我溜达到杏树下,干枯的树枝上刚刚鼓出了些花骨朵。看着这些按捺不住的生命,我又想起退休的三哥。
1
1985年,三哥十八岁,正在矿属高中上课,他妈火急火燎地跑到学校把他叫出教室,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三小,现在矿上有子女顶替父母上班的指标,妈妈现在可以退休了,你顶我去煤矿上班吧!今天矿医院安排体检,你去做一下,赶紧到单位报到去。”
三哥贪玩调皮,本来就对学习不感兴趣,在学校里最大的爱好是看古龙、金庸的武侠小说,经常在课堂上看得入迷,对里面的孤胆英雄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再感慨怎么能写得这么好。方才还在教室里走神的三哥听到老妈说可以不用念书了,没有过多犹豫:“反正也学不进去,去他X的,不上就不上!”三哥连招呼也没和老师打一声,径直走出了学校,准备上班去了。
算上三哥,他家里三代人都靠西山煤矿过活。解放前,他外公给阎锡山的五妹做过文秘,西山煤矿当年是阎家的产业,单位旧井口上刻的那几个字还是他外公写的。新中国成立后,西山煤矿百废待兴,为了恢复生产,国家从学校招来一批学生,又从部队招来一批复员军人,还招了很多从偏远地区逃难来的农民。三哥他爸是参加完朝鲜战争后从部队转业来的煤矿,三哥他妈为了方便也从市里转到煤矿上上班。那时的煤矿没有成立什么职能科室,几乎都是与生产直接相关的队组,三哥他爸被分配到运煤队当电车司机,他妈在机电队做电工。两口子就住在宿舍区两间简陋的平房里,馒头就咸菜养育了四个男孩。小时候,平房外有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小溪,三哥就爱在小溪边捞小鱼、捉蜻蜓,等到冬天溪水结冻,玩滑冰能玩上一整天。
80年代,西山煤矿初具规模,有了专门的医院、学校、文化馆,治安有公安保卫科,像是一个小型社会。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随着一系列改革政策颁布,国有企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井下生产热火朝天,一声炮响后,工人们跟抢险打仗似地用大板锹把煤铲到煤溜子上。那时的人们朴实,热爱劳动,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地赶生产。西山煤矿还面向社会招了许多农民来做轮换工——当然,外地来的大部分都被安排到井下采煤。
作为职工子弟,三哥的基础条件要好一些,去单位报到时,给了两个地方让他选,一个是工会,一个是机电动力队。老一辈总觉得写写画画不如学门技术踏实,所以三哥奉母之命,当了外线电工。
那年月,煤矿没有所谓的岗前培训,新工人要先做两年学徒,学徒期的月工资只有二十块六。学徒工一开始也不会被教怎么干活,主要是伺候老师傅。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去锅炉房给师傅们打热水,把倒好水的洗脸盆端给师傅们,等他们洗完脸再给他们打饭泡茶,师傅们上夜班的话,第二天还得给倒夜壶。这是矿上的惯例,老师傅们欣然接受,至于传授技能,对学徒工就是一种奢望。
三哥头几个月都是走着去单位,当时一辆自行车要一百多块钱,得不吃不喝攒半年。好容易攒够钱,三哥骑着新自行车去单位,去的时候一路上坡,蹬得灰头土脸,下班则是莽撞地飞驰而下,冲到坡下往往被磕得鼻青脸肿,因为都不知道有刹车这玩意儿。
学徒期快结束时,三哥一个在外地当兵的同学来信,可能是武侠小说看多了,三哥突发奇想,想要去看望老同学,但苦于囊中羞涩。他看到变电所的角落里摆了一堆废旧的铜电缆,自信觉得能拿来当盘缠使使。一个昏黑的晚上,三哥叫了两个朋友一起,从变电所后的土坡上翻墙而入,分工剪断废旧电缆扔到土坡上,准备悄没声地偷运走。但是好巧不巧,土坡另一边住着保卫科副科长,人家吃过晚饭准备上夜班,正好看到三个人在坡上鬼鬼祟祟。
于是,副科长大喊一声:“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三哥和一个朋友撒腿就跑,但另外一个“猪队友”却蹲在角落里若无其事地抽起烟来。副科长走到他面前,发现了地上的电缆,“猪队友”见装路人失败,准备开溜。副科长眼疾手快,一把将其擒住,带到矿保卫室连夜审讯。
第二天一早,三哥就被叫去保卫科,“猪队友”因为胆小,早就一五一十地把他们全都招了出去。因为这件糊涂事,三哥被推后了一年转正,学徒工又多干了一年。
在单位里,外线电工被称为“爬杆子的”,顾名思义,就是需要经常爬电线杆作业。这项技能,师傅们并不会手把手地教,而是采取最简单粗暴的自然淘汰法,有活了,就叫上徒弟们一起去干。起初,师傅们干活,徒弟们在下面打打辅助,慢慢地就递上脚扣让徒弟们上,至于能不能吃这碗饭,全看个人造化。三哥第一次上杆子,上去后腿直抖,半天也下不来。
单位里的外线电工主要负责矿里的高压线路及设备的架设安装、检修和运行维护,登高作业是家常便饭。十几米高的电线杆光秃秃,全靠一双脚勾住沉甸甸的脚扣往上爬,爬到一定高度后,杆子会晃动起来,一般人往下看一眼都不敢,更别说挎上安全带,放开手干活了。遇到作业条件格外复杂的时候,身体几乎要倾斜到跟地面平行,看着如同耍杂技一般。
除了勇气与胆量,登高爬杆硬性条件是良好的体能和毅力,电线杆下粗上细,越往上爬,杆子越细,每向上爬一截,就得弯腰用手够到脚扣调整一次间距。脚踩脚扣站在杆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脚掌上,这已经很吃力了,而外线电工们经常要在杆子上作业好几个小时,而且无论风吹日晒还是天寒地冻,都得咬牙坚持工作。
一次,三哥爬上杆子后,一只脚扣不慎掉了下去,没有脚扣一只脚就无法发力,活儿也干不成了,他干脆把另一只脚扣也扔了下去。三哥双手环抱杆子准备溜下去,因为害怕速度太快,两条腿紧紧夹住水泥杆,结果下地之后裤子磨出好几个洞,逗得老师傅们哈哈大笑。
那些功夫好的老师傅,下水泥杆异常轻巧,有时候一番操作下来,衣服上甚至一点土都沾不上。变电所院里栽着两根水泥杆子,一有时间,几个学徒工就被拉出来操练,轮流上杆子,爬到杆子顶端后,还要用绳子往上吊几十斤重的配件,学着放开手拆装。每次练习,每个人至少要在杆子上待满一个小时,这样腿脚上的功夫才能练出来。
外线组里有个大三哥十岁的杨师傅,平日里爱钻研学习,遇到不懂的问题还会翻书查阅资料,积累了很多现场实操经验。为了强化自身本领,杨师傅自制了几组铁杠铃来加强上肢力量,他对三哥说:“干外线不光得腿脚利索,手上也得有劲, (电线) 杆子上的横担、瓷瓶都是好几十斤的重家伙,手上没劲可闹不成。”
三哥只把训练当成练功学武,积极性很高,爬杆子是每个人的功课,举杠铃则没有硬性要求,平日里只有他跟着杨师傅一起练上肢,其他人都跑到一边躲清闲。日积月累,三哥逐渐成为了单位里不输老师傅的爬杆能手。木头杆、水泥杆、钢杆,任何类型的杆子,三哥都能轻而易举地爬上去,在杆子上放开两只手,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操作。
三哥说,学爬杆子跟学艺一样,最适合的年龄就是二十来岁,没有顾忌学得快,年龄再大点就很难学了。
2
到了90年代,变电所承担起了整个西山好几个井口的生产、锅炉房、煤厂、风机房等供电和矿区生活用电。当年外线电工的工作条件极其艰苦,电缆的敷设几乎全靠人力,经常要去山上架电线。早上,三哥他们带上干粮,十几个人穿着军大衣挤在卡车马槽里,冒着冻嗖嗖的冷风就进山了。
铺设的电缆大都在山路上,有路可走时,十多个人沿山路把电缆往开拉,没路拉不动了,就拿手拉葫芦之类的起重机械工具,把电线杆、电缆和配件从一个山头一点一点地拽到另一个山头上。最难弄的当数水泥杆,底下垫上钢管,大伙用撬棍一点点地挪到指定位置,速度慢得像蜗牛移动一般。有次三哥正在移一根水泥杆,一旁堆在一起的水泥杆突然滚落下来,吓得三哥他们几个急忙四散跳开——成吨重的水泥杆若是稍微蹭住点人,后果不堪设想。
立好水泥杆,还要往杆子上架横担,七八十斤重的铁横担,三哥扛到肩上,一只手扶住横担,一只手护住电线杆,踩着脚扣一个人就能架上去,别人至少需要两个人配合才行。
在山上干活经常一干就是一天,三哥干得多吃得也多,中午在土堆上挖个洞,把铝饭盒架在上面,煮两包方便面,加一个饼子、一包咸菜,吃得干干净净,一口汤都留不下。
渐渐地,三哥上杆子时越发身轻如燕,用他的话说,“简直就跟耍一样”。但初生牛犊的三哥也为自己的鲁莽买过账——有次在杆子上干完活,他嫌从杆子上往下爬费劲,直接双手拽着电线杆的拉线就要溜下去,场面堪比成龙的动作电影,危险程度达到五颗星。偏偏不赶巧,拉线的中间有一根外露的铁丝,往下滑的途中,三哥被铁丝刮破了脸,当场鲜血直流,把身边的同事都吓坏了。三哥回忆说,万幸没有蹭到眼睛,此后他就相对收敛了些,不敢过分放飞自我了。
外线电工的危险性除了登高作业,还有高压触电的风险。一次,三哥在井口铁塔上换线卡子,由于井下是双回路供电,他检修停电的那趟线时,井下工人误操作把电返送回检修的那趟线,“嘭”的一声,火花四溅,大拇指粗的多股电缆瞬间烧得只剩下几根,万幸三哥在检修前已经接好了地线,才准备下手,整个人被吓得手脚发颤,半天都没缓过神来。
不光是检修供电线路和设备,像锅炉维修、路灯更换等只要是地面上与机电有关的工作也都会派外线电工去干。最忙的时候要数冬天,整个居民区的暖气都很差,几乎家家户户都点着电炉子,用电高峰时,裸露的电线像烧红的铁棍似的,晚上处理停电故障是常有的事。尤其除夕夜,家家户户用电量都到了高峰,有一个宿舍区的变压器,连续好几年只要一过年就会烧坏。
新世纪,采煤技术升级,井下用上了综采设备,替代了以前的“炮采”,西山煤矿的年产量从十几万吨上升到上百万吨。年轻力壮的三哥也为企业建设肆意挥洒着汗水,他们电工还经常会被其他小矿的叫过去帮忙,干完活儿能给一些钱,吃喝招待自然也不会少,每人一包烟,再去下馆子。外线电工们都能喝,但三哥酒量不行,偶尔被同事们起哄,大口大口干几杯。
最让他高兴的是接私活,2002年,矿区马路上换路灯,一个工头揽下工程后叫三哥去帮忙。安灯主要就是爬杆和接线,都是三哥的拿手活儿,他一天能安二十盏路灯,其他五个工人加起来都没他一个人干得多。工钱也不菲,工头每天能给三哥几张红票子,三哥都喜滋滋地揣进兜里了。
那几年,西山煤矿产能蒸蒸日上,职工人数将近五千人,带动了很多产业,矿区周边的街上,饭馆、歌厅一家挨着一家。下了班,三哥经常跟同事们唱歌、打保龄球,穿梭于灯红酒绿的夜场。三哥爸妈也不过分催着他成家,眼看三十好几了,三哥还只顾着玩耍。
直到2004年,三哥三十七岁“高龄”,才终于跟矿医院的一位护士喜结连理。小两口甚至连结婚证都没扯,只是简单地举行了婚礼,直到现在单位同事还跟三哥开玩笑,说他是“无证驾驶”。
其后,杨师傅升任变电所组长,老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但杨师傅却格外器重三哥,有时会专门把其他人支开,给三哥“开小灶”,教他怎么修变压器,讲电路原理。玩心重的三哥却不以为意,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转身就忘了。
杨师傅之所以这般良苦用心,是因为想让三哥接他的班。三哥也知道当组长的甜头——集体出去干活,多少能挣点外快。外面给钱多的时候,杨师傅会给手下的人每个分一点,钱少了就组织大家一起吃个饭。有段时间,他们去山里干活,用卡车拉回一整车的旧铜电缆。因为数量太多,杨师傅也不敢独吞,自己拿了一部分后,就把剩下的上交给了机电科长——当组长,不光是技术要能拿下来,还要和领导们打好关系。
2011年,杨师傅到了退休年龄,机电科长把三哥叫到办公室,问他愿不愿意接替组长的职位。三哥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机电科长便说:“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考虑清楚了再跟我说。”
彼年三哥四十四岁,论资历肯定能当组长,但组长要随时听候领导调遣,还得经常参与一些应酬,要在组员中树立威信,必须拉下脸安排手下的人干活。所谓“慈不带兵,义不养财”,三哥自由惯了,既不想受人约束,也不想约束别人。
一个星期后,机电科长又把三哥叫到办公室,问道:“三小,让你回去考虑,现在都过去一个礼拜了,你考虑好了没有?”
三哥说:“科长,院里的同事和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了,都是惯得不能再惯的朋友了,叫我咋管他们呢?组长还是让别人当吧。”
机电科长有些不高兴,说:“那你也不吭个气,不干就不干,我再找别的人选,非得等我问你才说了!”
三哥本来就是不知道怎么拒绝领导,才迟迟没有回复,这下三哥也有点尴尬,悻悻地走出机电科长的办公室。
三哥爱人家境殷实,但身体不好,两人结婚后一直没孩子,只能算是搭把手过日子,所以对三哥工作上的事也几乎不过问。三哥的几个兄弟相继都被母亲安排到国企上了班,老大在自来水公司,老二在铝厂,老四在铜厂,只留下三哥和快七十岁的母亲一起生活在矿区宿舍。母亲有退休工资,不要求三哥挣多少钱,只要求三哥每天按时回家,工作上的事情也就由他去了。
最后,是比三哥晚几年来变电所的老袁接了杨师傅的班,老袁比三哥大了有七八岁,来变电所之前干过几年电器检修工。他不爱说话,为人忠厚老实,领导安排什么就干什么,遇到工作不会安排给下面的人干,而是一声不吭地带头自己干,上杆子、拉电缆这些最苦最累的活,都是他冲在最前面。
当时煤矿井下生产正常,变电所免不了有跳闸断电事故,矿上要求外线组白天晚上都要留人值班,防止突发情况。白天事情多,还要时不时应付上面的检查,三哥就顺水推舟,让老袁带人上白班,自己带几个人上夜班。但是三哥一般下午六点到单位象征性地转悠转悠,到了八九点就跑回家休息了。变电所值夜班的女同事对此心照不宣,遇到突发情况,会及时给他打电话,三哥再上来处理故障。
人们常说“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当电工”,正是三哥此时的状态。
3
从2002年到2012年,煤炭市场经历了“黄金十年”,特别是2008年,一把“煤面子”最多时卖到上千元一吨,放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我那会儿刚从学校毕业来到煤矿,前后两批来的有很多矿工子弟,都是爷爷和父亲都在矿上的“煤三代”。当年,西山煤矿年产量一度达到一百五十万吨,在全市都属于香饽饽单位,老一辈的矿工都以能在矿上上班为荣,把下一代的希望也寄托在这座矿山上。
那两三年,矿上的煤场时常是空荡荡的,井下采出来的煤,一出来很快就被火车拉走了,每天早上都能听到火车发车的轰鸣声。因为每年上亿元的净利润,当地很多银行将西山煤矿视为VIP客户,给了很多贷款额度和优惠政策,本着做大做强的目标,矿里陆续向各大银行贷款了二十多个亿,分别用到了几个小矿的基建当中。
随着井下矿藏的快速开采,西山的水土环境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三哥家门前的小溪早就没了流水,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楼房。西山当时还有自己的火力热电厂,运煤、烧煤,整个矿区到处都是煤尘,一双鞋没穿两天就是一层灰,擦一把鼻涕出来都是黑乎乎的。
但另一方面,煤矿市场的红火给职工们带来了稳定安逸的生活。三哥闲不住,在院里开垦出了一小块地种菜,西红柿、黄瓜、豆角、茄子、葫芦……几乎能种的都种上了,他一有时间就钻进菜园子里浇浇水、松松土,还专门从变电所的旱厕里捞了粪来施肥。变电所的女工们一进院子,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茅粪味,看见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叫唤着要三哥给她们配防毒面罩。但菜长出来后,每棵菜长到什么程度,多久可以摘了,却是女工们茶余饭后最喜闻乐道的事。
没事时,三哥会跟值班的女工们打扑克,有时候晚上回到家后,无事可做的女工硬是打电话叫他上来“打升级”。偶尔打得兴起,连家也不回,值班室破旧不堪,连张像样的床也没有,三哥甚至能跟女工们挤在地铺上凑合睡。
那几年,三哥和院里的一帮同事都很开心。早上一进变电所的院子,工装都顾不上换,有人就打起了羽毛球。杨师傅在院里搭了个篮球架子,男同事们分成两组比赛,进球少的一方中午请大伙吃饭。三哥爱叫上大家上山摘果子、挖野菜,一群人说说笑笑,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虽然没有智能手机、WiFi,但大家聚在一起,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和做不完的事。
下班后,三哥爱骑着自行车去市里兜风,有时候叫不来搭子,他就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出发,好几次他一个人骑到中北大学,到了目的地后喝口水又骑回来,往返五十公里的路程,他只需要两个小时。
2014年,环保形势日趋严峻,加上设备老化等原因,西山的热电厂被强制要求关闭,三百名电厂职工等待安置。公司成立了一个新的队组——能源队,来安置一部分电厂职工,变电所也归到了能源队。
老袁也快退休了,能源队的老队长还专门把三哥叫到办公室谈了话,征询三哥的意见,是否同意老牛当组长。老牛是1993年电厂初建的时候以“子弟”身份参加的工作,到电厂后一直在电气检修班,他干活干脆利落,在电气检修方面也有天赋,又爱钻研学习,1995年就当上了班长,一干就是二十年。电厂关闭后,老牛费了一番周折才来到外线组,论技术,老牛是一把好手,但在变电所的资历和群众基础,老牛这个空降兵不及三哥。
习惯了自由的三哥并没有纠结论资排辈,大方地同意了队长的决定,只是变电所下面的员工们却不干了——他们都想让三哥当组长,因为三哥脾气好,好说话。有的员工私底下找到他说:“三哥,如果你要当组长,我们就联合起来跟上面反映,让你当组长。”
三哥还是一副自由散漫的心态,给组员们解释了好多次,自己无心仕途。老牛性格强势,脾气也不好,免不了跟变电所的员工起摩擦,但也懂得人情世故,唯独在三哥面前,总是要敬重几分。
接着,煤炭市场迎来前所未有的寒冬,煤场的储煤堆积如山,原先几天就发一次的运煤专列,变成了半个月都发不出去一趟,老一辈的矿工对很久都听不到火车轰鸣声感到非常不习惯。我刚结婚一个月,西山煤矿突然就发不出工资了。头几个月,工人们还能勉强上班,到了九月份,一大批职工子女上学要用钱,单位还迟迟发不出工资,企业内开始人心涣散。先是有少部分一线职工不来上班,逐渐地,生产系统无法正常运转,其他人员也开始罢工。单位不得已出台了每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政策,但这杯水车薪的日子也没坚持多久,最后一丁点钱都拿不出来了。
临近年底,罢工在家的职工,为了能过个年集体到厂门口讨薪,几百号人聚集在厂门口的国道上,一时造成了交通堵塞。这件事惊动了市政府,政府出动了警力到现场维持秩序,市领导亲自出面答应一周内发放一个月工资,职工们这才各自回了家。此次事件后,西山煤矿的一把手被撤职,通报了现状:目前在银行欠了二十亿贷款,单利息一年就要还一个多亿,深知企业困境的公司领导也无人敢接手这烂摊子,市里不得已从外地煤矿调来一个矿长来维持局面。
勉强坚持到了2016年,随着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去产能”政策,西山煤矿最终宣布关停。煤炭市场极度疲软,整个集团仅仅只有几个小矿断断续续地出煤,煤价低到两百元一吨,有时还卖不出去。全集团人都靠着隔几个月发一次的工资勉强度日,只留下一些中层以上的干部坚守,普通工人大多都到附近的物流园和海鲜市场打工,只能干点装卸货物的粗活。因为劳动力市场上涌现了大批西山的工人,一度还把搬运工的工资拉低了不少,原先装卸工一天两百元,西山职工给一百五都抢着干。新招的学生子弟吃不了这苦,有的人在办公室一边上班一边考研考公,无心学习的人,早就到外边另谋出路去了。
关停后,西山煤矿原本要把“三供一业 (水、电、暖和物业) ”移交给政府,就彻底宣告破产。没承想,移交工作阻力重重,我们变电所的变电设备与市供电局的供电系统不配套,如果要市供电局接管变电所,需要自费大几千万进行改造。改造费对于负债累累的西山煤矿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另外,西山煤矿在筹建几个小矿时,以本矿作资产抵押欠银行的大几十亿巨款,在没还清欠款之前,企业根本无法注销申请破产。
三哥以及外线组的男工,值班的女工都被遣散回家等待分流安置,变电所只留下老牛和另外两个男值班人员。我当时在能源队做技术员,因为不想被分流到小矿,无奈只能放弃技术员的职称待遇,在变电所当个看门的。
半个月后,已经被遣散回家的女工们见变电所迟迟不交接,就联合起来找到集团,要求集团给个说法,最后集团领导迫于压力,又让女工们回到变电所。留在西山的这部分人,统一被称为“留守人员”。
煤矿停产,变电所的供电负荷减轻了很多,外线检修任务也没多少工作,其他外线电工都去了小矿,老牛唯独把三哥要了回来。我当时已经停薪留职在外面找了个做销售的工作,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老牛精通电路,在附近小区找了一份物业上的电工活做兼职。
三哥起初也去找过几份工作,但只会爬杆子的他在外面很少有用武之地,很多公司开出的工资连两千元都不到。接连几次碰壁之后,三哥干脆放弃了找工作,回到变电所继续打理他的菜园子,靠着自己种菜的收成,过着低欲望的生活,等着退休。
清闲日子过了两年,2018年本市快速路改造修路,变电所的院子被占去一大部分,三哥的菜园也被征用了。重新做过围墙后,院里全部用水泥硬化了一遍,三哥舍不得那棵杏树,最终说服改造方留下一小圈土地,把杏树留了下来。
2019年整整一年,集团公司只发了一个月工资,甚至连职工的养老、医疗保险都交不上,很多职工去医院看病无法报销。企业内忧外患,集团门口天天有人要钱闹事,最紧张的时候全集团连五万块钱都拿不出来,上面领导对外出打工谋出路的人,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三哥依然坚守在变电所,没有了菜园子,他玩起了弹弓,变电所里到处挂着瓶子、废灯泡,都是他立的标靶。好多地方都被他打得坑坑洼洼,办公室玻璃窗上也多了几个洞,有个单位同事调侃三哥:“现在变电所连只鸟都不敢往里飞,一不小心就成了你的猎物了。”
4
熬到2020年,外调来的董事长扛不住压力,被调往其他地方去当一把手。疲软了五年的煤炭市场迎来一波回暖,单位由一位土生土长的本矿领导主持起工作,又开始正常发工资。
在外面奔波的五年,我先是在健身房做了三年销售,又跳槽到互联网公司做了两年营销顾问,兜兜转转,见证了太多家公司的倒闭,加上疫情等原因,外面的工作实在是不好开展。赶上我爱人生下二胎,一番斟酌后,我决定暂时回到变电所上班,等疫情过去后再作打算。
工资正常发放后,管理也严格起来,单位要求我们上下班打卡,早上打了卡,我去单位食堂吃完早餐,回到变电所已是八点半了。三哥早已扫完院子的垃圾浮尘、在水龙头上接上水管开始冲洗院子。他把水管出水口用大拇指和食指掐住,产生的压力可以让水喷出去好几米远。边玩边害,院子被冲得干干净净。我拿起手机拍几张照片,发到单位的工作群里,就算结束一天的工作了。
三哥为人和善,我与他慢慢熟了起来,年龄上的差距并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多少隔阂,我俩坐回办公室开始喝茶闲聊,聊单位的八卦:哪个领导又高升了,谁和谁之间有矛盾,谁和谁是什么关系,不一会儿,话题又转到天南海北。谈天论地会让时间过得快一些,我和三哥也就过过嘴瘾,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三哥的母亲那时快八十岁了,身体不太好,三哥需要每天中午早回去做饭,我则回家照顾刚出生的老二。每次都是三哥先行开溜,我紧跟步伐撤退。老牛作为组长,对我在这里混日子颇有微词,但碍于三哥的情面,也不好说啥,偶尔会抱怨一句:“你们俩一个照顾老的,一个照顾小的,都忙得很嘛!”
老牛对组员的要求是得会干活,我这个学生派,连钳子、扳手都拿不稳,老牛自然恨铁不成钢。好在三哥对我很关照,偶尔线路上有工作要干,他二话不说就把工作揽到身上。五十多岁的三哥登高爬杆依旧在行,我当时干活连工装都不用换,只负责拍拍照,打打下手。后来跟他闲聊才知道,每次爬完杆子后,他的脚都会肿好长时间,现在想起来,实在是有些愧疚。
停薪留职离开煤矿前,我在能源队做技术员时,队里除了队长和书记,我的职称最高,全队开会时,只有队长、书记和我三人坐在领导台上。单位正常开支后,我一度有机会再回去当技术员,但在外面工作五年后,我对在办公室里天天只做一些形式工作压根没兴趣。三哥说我:“放着好好的办公室不去,却要待在这里当工人受苦,不知道你是咋想的?”我回答道:“坐办公室身体不累,但心累。”
我确实有些心理不平衡,单位坐办公室的一大堆,人们还趋之若鹜,挤破头皮往里挤。真正干活的人寥寥无几,劳动岗位更是无人问津。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我也无力改变,只好选择躺平。我只把变电所当成一个过渡的地方,等着有机会再去外面发展。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到了2021年,停止进口煤炭后,国内的煤价飙升,市场一路向好,所有煤矿企业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有人调侃道:今年除了煤炭行情好,其他行业都惨不忍睹。
集团公司下令,西山这座停产矿井的留守人员与其他几个后勤服务单位合并,组成了新的公司。新公司成立后,又组建了一堆职能科室,综合部、人事部、安全部、财务部……之前在外谋生的很多人,也和我一样陆陆续续回到单位——毕竟,在国企混口饭还是要安稳一些。以前很多人都看不上的一官半职,瞬间成了香饽饽,我们一个非盈利单位,竟然挤进来三百来号员工,其中副处级以上的就有八个,副科级干部更是一抓一大把。工作上积极表现,私下里托人找关系、请客送礼的活动开始频繁起来。
能源队的老队长退休后,找老牛谈话鼓励他当队长。但老牛性格倔强,不善于请客送礼,豫队就积极活动得到了队长的职位。豫队是2016年能源队合并时到队里的,比老牛到能源队还晚,文化程度不高,但做事低调,对领导也言听计从。当上队长后,豫队再一次叫我回队里重新做技术员,辅助他处理一些技术方面的事情。
此刻我又面临抉择:一是回归体制,从技术员开始按程序往上走。另一条路则是继续留在变电所混日子,但也意味着跟体制内的晋升通道无缘了。
看着疫情结束遥遥无期,很多企业都步履维艰,我们企业却一派欣欣向荣,我慢慢开始动摇了。早上三哥冲院子时,我凑到他身边问:“三哥,要不我也跟上其他人的步伐,按规矩往上走走?”
三哥对我说:“按道理你就不应该待在这种地方,变电所是个养老的地方,我还有两年就混到退休了。你还年轻,应该去别的部门发展发展。”
我说道:“回到变电所一年多,在这自由轻松惯了,现在去了办公室,就完全脱不开身了”。
三哥点点头:“是啊,回到办公室肯定就拴在那了。这是你自己的路,看你怎么选择吧。”
要想享受体制带给你的资源,就得遵从体制的规则。此时,三哥只管过他悠闲的生活,而我却无比纠结,迷茫的时候只靠和变电所值班的人喝酒消愁。有时候喝到晚上不回家,就在变电所的院子里,一圈一圈来回踱步思考人生——反正,躺下也翻来覆去睡不着。
豫队没有明确把我要回办公室,但工作中有意无意地开始让我做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一次单位评选劳模先进,豫队以此为借口调我回办公室帮忙写了一周的队干部事迹材料。能源队的办公室里有几个快要退休的副队长,上班时间大部分都在闲聊、刷手机或者打盹。坐在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里,写着那些千篇一律的工作事迹,我如坐针毡。一周的材料,我用了三天就急忙交工,马不停蹄地跑回变电所。
一进变电所的院里,我就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正好三哥在用水管冲那棵杏树,水柱在空中喷洒成水雾,水珠落在绿油油的杏树叶上。看到这番悠闲的场景,我如沐春风,瞬间开朗起来,微笑着朝三哥走去。
5
新成立的公司虽然给企业带不来实质效益,但职工大都是托关系进来的矿领导子弟,祖辈为西山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公司领导碍于情面,也是为了安置下这么多人,不得已才成立了新公司。由于全是关系户,管理起来就很棘手,因此公司出台了很严格的规章制度,各项检查也很频繁。
劳动纪律是重中之重,之前留守的时候,我和三哥早早就开溜回家了。人事考勤严格后,得待到十二点才能走,隔三差五就会有人事部门的人突击查岗,三哥免不了发牢骚:“我上了三十多年班,从来没打过卡,有工作利利索索干完,没事了就能回家。现在不管有事没事,都得守在院子里待命!”
检查组还经常光顾变电所查文明卫生,值班室的人调侃道:“咱们眼看着就变成保洁公司了,每天来公司不是来上班的,是来打扫卫生的。”三哥倒是勤快,变电所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但院里的落叶和树枝,他总习惯堆在一起,一把火点了完事。一次公司检查,看到院子角落里有点过火的痕迹,随即下了一个处罚。三哥骂道:“变电所的树叶我烧了这么多年,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
三哥在整个能源队都算得上是老资历,连豫队也要敬他几分,公司出台了各项制度后,豫队安慰他说:“三哥,现在企业不比以前了,我也只能执行上面的规定,你体谅一下兄弟的难处。再说你马上就退休了,能克服的尽量克服一下,算是支持一下伙计的工作。”
“唉……”三哥长叹一声,留给豫队一个背影,扬长而去。
要应付隔三差五的检查,得到点下班,在单位的时间显得很漫长,三哥开始找事情打发时间。开春后,山上一片春意盎然,他在院里待不住,就跑到山上挖野菜。摘上满满一塑料袋,回来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回去调凉菜。
一开始我不理解三哥,对他说:“现在网购这么方便,喜欢什么菜网上都能买到,不用这么辛苦自己去山上摘。”
三哥回复我说:“我是给自己找点干的,要不闲着干啥呀?”
“是啊,人不能一直闲着,要给自己找点事做。”
我也开始跟三哥一起上山,山上有很多刚发芽的榆钱,三哥说把榆钱和面粉土豆拌在一起蒸熟,在铁锅里烧油炒一下,就是人间美味。我们还从山上摘了一些不知名的嫩叶,研究着做春茶。到了夏天,山上的杏树、桃树开始结果,我们会一起上山摘果子,杏子多到吃不完,我和三哥研究起把杏肉晒成杏干,在办公室里无聊时就拿出来嚼两颗……此时,单位的年轻人都在听培训求进步,比起坐在会议室打瞌睡,我更愿意跟三哥在一起,因为无论干什么,心情至少是轻松自在的。
为了不让自己闲下来,我还翻出了在楼道里放了好几年的山地自行车,和三哥一起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变电所的值班室里一直放着一本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多少年了,始终无人问津,我没事的时候就翻看几页,其中一章《黄州突围》,写的是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做了一个农民后,艺术上有了质的升华,才写出了《赤壁赋》等传颂千年的佳作。
从此健身和读书充实着我的生活,我也在变电所这个小院里,开始着人生的突围……
转眼到了2022年,三哥三十七年的外线电工生涯即将结束,上完十月份的班,他就能退休了。
早在一个月前,老牛就不再给三哥安排工作了,老牛说:“三十七年都平平安安下来了,最后这两个月,有什么工作能不干就不让三小干了,如果这段时间再出个差错,那我这一辈子都过意不去。”
十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因为文明卫生检查,队长安排我砍掉变电所后院护坡上的一排榆树。这些榆树是很久之前修院墙留下的榆树根,已经用水泥和石头垒过,但石头缝里又硬生生地长出几十棵。三哥用斧头砍过、用火烧过,甚至把硫酸浇到树根上,可来年还是会再长出来。三哥说:“这些顽固的榆木疙瘩就像企业的一些条条框框,根深蒂固、错综复杂,想彻底除掉太难了!我今天就退休了,留下你和它们继续抗争吧。”
老牛那天休息,三哥去人事办退休手续,我对这种形式主义的检查也很是反感,但迫于领导的压力,很不情愿地拿上斧头开始砍树。砍斧挥舞出去的是心里的怒气,“哐哐哐”,榆树一棵棵被砍倒,我把榆树扔到护坡底下,打算全部砍完后,再把树枝拖到院子外面。
三哥回来后,看到我在后院便朝我走来,我边砍树,边问三哥:“签了字了?”
三哥痛快地说:“签了!”
我逗三哥:“签完字是啥心情,是不是感觉彻底解脱了?”
三哥说:“不是解脱,反正心里空落落的,说不上来是啥感觉。”
榆树已经砍倒一片,三哥在护坡下无所事事,将一堆树叶点着,把我砍下的树枝往火上放。我赶忙说道:“现在公司管得紧,不让点火!”
三哥却说:“这么多树枝你一个人往出拖,得拖到多会儿了?一把火烧了算了!”
我没有继续阻止三哥,但马上我的手机铃声响起,是豫队打来的电话:“你们是不是在院里点火了?赶快扑灭!我从办公楼这边就能看见院子里冒的烟!”
我解释说是三哥点着的,队长继续说:“让三哥把火灭了吧,不要惹不必要的麻烦。”
我转告三哥队长的命令,三哥无奈地说:“唉,不让点就算了吧。”然后开始帮我把树枝往院外拖,拖了一两趟,角落里的火还燃着,三哥不耐烦了,最后还是把树枝堆到了火上。此时潮湿的树枝也被烤干了,火势逐渐大了起来。
我提醒三哥说:“再往里扔树枝,火就不好灭了。”
三哥却说:“反正我明天退休了!来吧,火烧十年旺!看看咱们这个老企业,还能不能东山再起!”说着,继续往火上堆树枝。
我不再阻拦三哥,而是把砍下的树枝也往火上扔去。大火烧得很高,好像每一处熊熊燃烧火焰里,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豫队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变电所院里还在燃着火,倒是没有再打来电话。第二天老牛上班后,看到后院角落里一片火烧过的痕迹,也只是说了一句:“三小又点火了吧!”
十月最后一天,正好是个周末,老牛让我买了平时都舍不得喝的酒,外线组内部组织了一场小小的欢送仪式。酒过三巡,老牛说:“变电所退休过很多人,其他人离开时没什么感觉,但唯独三哥你退休,我心里难过得不行……”说到这,一辈子要强的老牛扭过脸去抹眼泪,抹了几下止不住,直接背对着我们站在窗户那哭起来。最后坐回到酒桌上,还当着我们的面,在网上买了一副文房四宝送给三哥。
尾声
转眼三哥已经退休一年多,院里的杏树变成我来打理,每隔一段时间,我会拿起水管浇杏树。2023年春天,我在库房里找到一个三哥以前种出来的葫芦,葫芦已经干了好多年。我将葫芦敲开,随手把葫芦籽撒在杏树下面的土壤里。一个月后,葫芦竟然发芽了。我不时地向三哥请教怎么种葫芦,照着三哥的指导定期浇水修剪施肥,树底下的葫芦长得很慢,但我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打理它了。葫芦藤艰难又曲折地顺着杏树逐渐长到树顶,秋天的时候竟神奇地结出了几十个葫芦。
跟三哥在一起的两年多时间,他并没有像传统的师傅带徒弟一样教给我任何职业技能,但他的洒脱自由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在外面打拼的那五年,看到很多个体老板为了追求财富忙忙碌碌,甚至为了利益恶性竞争。回到企业后,更多的人要争着抢着往“上游”走,不惜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在这个与世无争的小院里“躺平”了两年,我不再迷茫和焦虑,而是慢慢喜欢上了这种悠闲惬意的生活。虽然现在企业的管人制度还在愈演愈烈,但我已不再执着与这些“榆木疙瘩”抗争了。大自然允许万物生长,即使是榆木疙瘩也有它的生存之道。西山这座矿山,养育了好几代人,老国企有它自己的使命。我则更想做那棵杏树和那株葫芦,不只是在夹缝中生存,而且还要开花结果,尽情地绽放自己。
三哥退休后,又把小区能种菜的地方都开垦了出来,没事了就钻进菜地里忙活,朋友调侃他从工人变成了农民。三哥跟街坊邻居都相处得很融洽,天天下午会到楼底下打扑克,隔三差五还会去山上转悠,骑骑自行车,真正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
现在跟变电所没退休的女师傅们聊起三哥,说起三哥自由自在的往事,女师傅总结说:“三哥是因为没有孩子,才能活得这么潇洒。要是三哥也跟我们一样有孩子,肯定也要为了挣钱放弃一些自由。”
想想,三哥三十七年的普通职工生涯,甚至连优秀先进也没有评上过。他放弃了升职加薪,放弃了功成名就,但唯独没有放弃过一件事,那就是“有趣地活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身边Ourlife ,作者:沐乐123,编辑:吴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