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在许知远与植物科学画家曾孝濂的一次对谈中，曾老83岁的夫人张赞英“顺带”被采访，作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职工，支持丈夫创作《中国植物志》六十余年， 她的名字始终被隐没在扉页的“特别致谢”，仿佛也是“顺带”着过了一生。
在节目中，张赞英聊起年轻时自己的追求，她曾在中科院云南植物所学习，还在 1970 年代前往北京林业大学读了四年的书，老师希望她继续留校做科研，但她为了家庭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了云南。
婚后的她承担起了家里的大小事务，洗衣做饭、劈柴拉煤，同时还是曾老工作上的专职助手，倒咖啡、剥橘子、收发信件，甚至还要帮着跑职称的问题，而曾老在生活中几乎不能分担什么，连收衣服都不会。
当被问及和曾老在一起最开心的时刻，张老摇摇头回答道很少， 自己在婚姻中更像是一个全能型的保姆，而非一个平等的伴侣，她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丈夫对她的痛苦也无法完全体谅。
我这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我想走哪，我走不了，就是困死在这个地方了。
而这种“影子式”的奉献，又几乎在春节期间每一个传统的中式家庭里上演—— 除夕夜男性在客厅里喝着茶高谈阔论，母亲和女儿们则被围困在年夜饭的灶台前，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性别分工。
这让我想起了1868年的马萨诸塞州，壁炉里的木炭噼啪作响，美国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Louisa May Alcott） 在稿纸上写下《小妇人》里梅格为丈夫缝补衣服的场景。
那个被墨水浸透的文学瞬间，即便穿越了三个世纪，依然灼痛着现代女性的内心——我们拥有了洗碗机和外卖平台，却仍未摆脱贤妻良母的角色枷锁； 明明一个家庭里的所有成员都在依赖女性生活，反倒被扣上这样的女性算不上“独立”的帽子。
而社交媒体里人均“年薪百万”的精致生活、“单手抱娃签合同”的大女主剧本，正在制造新型的性别压迫。这种虚拟世界的完美人设，比维多利亚时代的糖衣更让人迷惑，反噬着女性的真实成长。
女性主义不应是流量密码，真正的“独立女性”不该在点赞与收藏的数据里被消音。
依赖的支点越多越独立
时至今日，很多时候人们都难以打破非此即彼的成长范式，误以为女孩们的觉醒就应该是与男性世界的彻底决裂。
前段时间，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一条谈及女性独立话题的视频很让人共鸣，她说：
我特别讨厌现在有种趋向，就是很多人在劝分的时候，常常用一个词叫独立女性。告诉你，独立女性就是有勇气这么坚定地切割和划分的。
如果你的原生家庭跟你关系不好，那你就逃离原生家庭；如果你的丈夫跟你的关系有点问题和矛盾，也要赶快切断；最好孩子也不要生，你生了孩子，那不就意味着你被孩子捆绑了吗？所以独立女性不要生孩子。
沈奕斐教授接着又解释了独立女性的起源，这个定义在50年代兴起的背景是女性过去常以被照顾者的利益为重，比如对方爱吃什么、对方的作息时间，从而忽视自身感受、利益和选择， 独立女性真正强调的是要跳出这种被照顾者的单一评价，去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
但如今谈论独立女性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对别人的妥协、讨好这些在现实生活中极为正常的社交行为都视为不对。两个人在一起，难免会遇到矛盾，这个时候一方服个软，说几句好听的哄哄对方，避免关系脱轨，这难道不是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方式么？
事实上，人类作为群居动物，无论是职场还是生活，发展都必然存在依赖。而真正的独立女性并非不依赖他人，而是拥有多样化的身份支点，是妈妈、是老师、是妻子、是作家……
因为单一依赖是极易导致生活崩溃的，比如你仅仅是依赖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份工作，那么朋友某一天背叛你了或者是她选择结婚了呢？又或者是突然失业了呢，你怎么办？ 所以多样化的依赖 （或者说身份） 能够让人在面对生活变化时更具韧性。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很多拼命鸡娃的“全职妈妈”，无法接受孩子成绩的崩塌，就是因为她只依赖“XX妈妈”这一个身份，孩子不行，天就塌了。
因此，要用一种辩证的思路看待女性的独立：既拥抱事业野心也享受母亲身份；既追求经济独立也能坦然接受他人的帮助；既坚持自我价值的实现也能构建亲密的联结。依赖越多越平衡，越不易垮掉。
就像在电影《小妇人》中，乔对劳里说的那句话：
假如特迪再求婚的话，也许我会回答愿意，不是因为我比以前更爱他，而是因为我比他离开时更在乎被人爱。
倘若因为某些言论你反倒变得愤怒、不快乐、圈子越来越小，或许是时候重新反思自己的方向是不是出了错， 毕竟独立最终的目的是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
承认选择的多样性
当大S在离婚声明中强调要永远做自己的女王，当某三线城市产妇群里滚动着“接男宝”的许愿，《小妇人》里马奇太太对女儿们说的“婚姻是经济问题”在21世纪依然是一针见血。
今天的社交媒体上， “不婚不育保平安”与“嫁入豪门攻略”的流量战争，本质上仍是女性在传统婚姻制度与个人价值实现间的艰难抉择。
这两种选择就像是《小妇人》中乔与艾美的对照，前者拒绝劳里的求婚选择写作，后者用画笔征服巴黎豪门。
然而通往自我实现的大门，并非向所有的女性都敞开。某招聘平台数据显示，30岁未婚女性简历投递回复率直接下降40%，职场对育龄女性的系统性歧视大家有目共睹，而低线城市的就业机会以及薪酬更是少得可怜。
全国有2846个县级行政区，这些地方占据了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主流。我想生活在这里的女性恐怕没有几个会主动想要成为手心朝上的“全职主妇”， 因为谁都清楚只有成为家庭经济的提供者，才能掌控更多的话语权。 可现实是固执的冷色调，她们只能通过生儿育女的功能去换取丈夫提供的经济保障。
所以，我们才看到在县域社会的婚育生态中，生育男孩已经成为某种荒诞的“投名状”。某中部县城妇产科的墙上，“接男宝”的祈福贴纸层层叠叠，年轻妈妈们交流着“转胎丸”的购买渠道，而即便是在当地年收入50万以上的中产家庭，也悄然流行着孕8周后远赴香港抽血验胎儿性别的行为，因为你不生，外面有人生。
这种将子宫异化为家族筹码的行为，与19世纪美国中产阶级通过婚姻实现阶层跃迁的生存策略，形成跨时空的呼应。《小妇人》中的艾美说“我要嫁得好，这是穷姑娘最好的出路”，而今天的基层女性仍在重复着这个古老的剧本。
但《小妇人》原著中真正具有现代性启示的，是四姐妹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都获得了叙事的合法性。梅格的相夫教子、乔的独身写作、贝思的自我牺牲、艾美的上流社会婚姻，每种生存方式都被平等地赋予尊严。
或许只有这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才是当代女性挣脱出困境的法门： 承认选择的多样性，远比制造某种“正确”的生存模板更重要。
该如何养育女孩
坦诚地说，相比起儿子，我更加喜爱女儿。我一直觉得女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物种”，让人情不自禁想要把她们捧在手心。
尤其是在女孩们的童年时期，家庭给予无私的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爱能滋生自信与勇气。 女孩们一生需要面对的艰辛远比男孩们要多得多，这不仅是社会环境的刻板影响，还有生理与心理的不同。
所以，我一直将《小妇人》中马奇太太 （Marmee March） 的人生观与教育观奉为圭臬，她是四个女儿的母亲，温婉、坚韧，且富有智慧。
马奇太太为女儿们设立了“家庭互助基金”，因为经济赋权带来的话语权重构，比任何女权口号都显得更具颠覆性。
而即便一家人的日子并不宽裕，生活中不乏烦恼和纠结，但她们也从未放弃精神世界的富足和美好。马奇太太教会了女孩们积极乐观、善良宽容，自我克制，时刻自省，在成长之路上始终以自我完善为目标。
美貌、青春、财富，甚至爱情本身，都不能让深得上帝恩宠的人免于焦虑和痛苦，远离哀愁，也无法让他们避免失去自己最爱的东西。因为，一生中，有些雨必然得下，一些日子必然会黑暗、哀伤、凄凉。
因此即便是生活在同一环境下的四个姐妹，个性喜好各不相同，但最后都仍能朝着自己向往的目标在前进：梅格成为贤妻良母，乔成为蜚声世界的大文豪，贝思让身边的人快乐幸福，而艾美则通过婚姻进入了上流社会。
或许我们需要的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女性形象，而是像《小妇人》结尾那样—— 乔的学校收留了各种出身的女孩，有人成为教师，有人成为主妇，有人在寻找自我的路上永远流浪。
那些困在年夜饭灶台前的女儿、在产房祈祷男婴的母亲、在直播间带货的单亲妈妈、在实验室记录植物脉络的老太太，她们只是在用各自的方式续写着“小妇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