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考编青年为何突然进退两难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 ，作者：何海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张广利（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原文标题：《青年考编现象中的职业想象与内卷实践研究》，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是后疫情时代中青年职业取向的代表话语，也被认为是躺平青年的典型行动。在社会话语的渲染、家庭空间的牵引、个体的社会风险感知下，青年对体制内工作内容、时空特性的预设与其对个体对自由和生活意义的想象不谋而合，并将“考编”作为抵御社会结构性困境和个体发展风险的理性决策。

但与此同时， 考编青年又在多重教育资本的较量和退出机制再失效的“赶考”情境中陷入新的内卷困局。 社会应当在既有对青年生存焦虑的贬损话语之外，以考编现象为透镜重新审视当代青年面对生存焦虑的自我探索与自我治理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考编热”的社会话语与躺平预设

考编热在网络空间与现实讨论中屡见不鲜，但学术研究尚且不多，将研究范畴扩展至青年就业文化中，发现对青年就业的体制内倾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青年的结构性困境和文化性继承两方面。

一是考编青年面临的社会结构性困境。 青年就业背后的个体弱势、教育分层、家庭期待、社会困境被持续放大，且社会隔离的增加、经济悲观的预期、职场环境的恶化对一代青年产生深刻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导致青年就业岗位和机会减少，创业风险和压力增大，由此引发的风险感知和心里冲击在青年中产生了持续广泛的社会放大效应，在物质与社会心理两个层面都留下长期难以修复的负面效应 ^[1] 。

另一方面，疫情下个体对生存和生活的风险偏好不但消减青年承担风险的意愿 ^[2] ，且促使其做出更为保守的就业决策以适应高风险的冲击。因此，在择业关键因素上看重稳定性，单位性质上倾向于体制内，在情感上将对职业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寄托于就业市场中更具权威和稳定的组织 ^[3] 。

二是考编青年面临的社会期待和精神传承。 当青年文化中主流的“积极、向上、集体主义”的未来取向被认为没有回报且令人失望时，便会出现对它的反抗和偏离。社会对这种偏离的担忧在于青年可能会以退为进，退避到享乐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快乐取向去完成人生任务，放弃对社会期望中青年未来目标的追求。

我国青年的体制内倾向与韩国20世纪以来的考公热有高度相似之处。 有学者批评大学生和年轻人蜂拥进入公共部门的根本动机是一己之私，这不仅有悖于公职人员服务人民的基本职业宗旨，还会将大量只看重工作稳定性而无意履行公共服务的年轻人招入公职 ^[4] ，而当整个社会的年轻人都倾向于此，且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和公众之上时，公共管理者作为社会志愿者的特殊性将被淡化 ^[5] 。

青年群体就业的体制内倾向并非是出于对“人民公仆”职业属性的落实，而是将编制作为退出社会市场竞争的退路。 对考编青年而言，体制与编制是其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保障，是进一步实现其人生理想的嵌套工具，在编制配套的工作之外，还有其他的个人价值目标，体制内工作的个体再发展意义远远大于温饱意义，个体意义远远大于社会意义，生活意义远远大于工作意义。因此，在这类话语中，青年的体制内倾向与“躺平主义”“避险青年”被画上等号。

互联网媒体上“躺平”多使用引申含义，借以指代现代社会中人们在巨大的现实压力面前难以抗争，于是不再渴求成功、主动降低欲望的一种心态。以躺平为核心价值的青年文化现象不可否认地对一代人的生存生活观、时代定位、自我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层层叠加中成为一种泛社会现象 ^[6] 。

当前学界对青年躺平的讨论主要呈现为两种观点， 一是正面肯定 ，将躺平作为因上升途径的狭窄、日常生活的艰难、努力后的无力感、在城市难以为家的挤压下的抗争方式 ^[7] ，是新一代青年人独特的价值主张、生活态度和自省能力的另类彰显 ^[8][9] 。 二是强调负面影响 ，从道德层面予以谴责与批判，将躺平青年作为缺失社会责任与奋斗底色的“有罪”群体，躺平是一种可耻行为 ^[10][11] 。

对青年考编热的主要争议即矛盾点在于，其一方面是身处社会结构性困境中青年抵御个体发展风险的理性规划，是一种合理且正当的职业选择；但另一方面，考编背后折射出的青年求稳心态又不得不面临来自社会对青年就业观和价值取向的批评。

那么身处结构困境中的考编青年在行动与情感上如何回应这一争议，躺平抑或内卷？功利还是淡泊？精神断层抑或价值再造？当“考编”已经成为主流就业去向，青年是否将再陷内卷困局？基于此，通过对考编青年的职业想象与内卷实践过程中的逻辑机理与社会环境观照，试图厘清当发现“以退为进”的考编之路只不过是另一条赛道上的内卷后，青年将如何叙事与行动？基于体制内工作的生活自由能否实现？考编的内卷之路何以呈现？“考编”作为其设想的在社会竞争中的退出机制是否失效？面对这一境况青年又有何种“方法论”？

二、现象透视：青年考编的现象与群像

1. 考编缘何成为“宇宙的尽头”

对3所高校应届和往届毕业生的访谈中发现，与院校统计中划分的就业门类不同，学生群体将毕业去向分为两种，分别是“上岸”和“就业”。

上岸指成功考研、考博、考编或考取资格证书，就业指就职于在市场经营波动中没有编制作为就业保障的私企。

从实际的就业向划分来看，主要是体制内考编与体制外市场。我国的考编是指通过参加考试的方式来获得行政编制或者事业编制，成为体制内工作人员，其工资由国家专门财政开支。

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1076万，在并未计算各省市省考、事业编、教师岗、国企等考编人数的情况下，仅仅国家公务员统考报名人数便高达212.3万人，创国家公务员报名人数新高，较2021年同期增长近50万人，但实际录用人数仅3.12万，报录比高达68∶1，至此，如高考一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赶考场景再现于青年的就业路上。

在考编场景中，回家乡、考编上岸、早日躺平是青年群体尤其高校毕业生规避就业风险、降低物欲需求以及重塑自我价值观的重要转折点，其中的“求稳”心态折射出社会就业价值观从现代性求变向传统型求稳的复归。

在后疫情时代的风险透镜下，高风险中的高淘汰率直接表现为裁员、失业与降薪，现代生活的脆弱性与趋向保守与传统的职业观念耦合，社会心态的动摇使青年的“体制内信仰”愈发强烈，在加班文化、中年失业、竞争激烈、收入不稳定、工作不稳定、“996”、“35岁就失业”的畸形就业市场映衬下，公共事业部门因其福利好、稳定性高成为青年心中的“模范雇主”。

高校毕业生用脚投票，试图敲开体制的大门，用稳定的编制化解市场就业的风险 ^[12] ，进而催生出后疫情时代中“宇宙尽头是考编”这一社会话语。但与此同时，也正因青年相继涌向“编制”这一“人生出口”，应届生毕业考编或往届生辍“业”考编已成为最大内卷现场之一，“求稳”的自反性显露无疑，进体制难、竞争大、上升难等问题导致在“逃离北上广，回家考编制”的浪潮中，青年群体再一次陷入结构性“围城”。

2. 殊途同归：考编青年的体制选择与类型肖像

从调研结果来看，可 根据青年考编决策的时间节点将其划分为四类 ，并通过四个具体案例呈现青年考编群体的主要来路和去向。

一是毕业就直接通过考试“上岸”进入体制内的 应届毕业生 ；二是在毕业时排斥体制内工作并有体制外就职经历，但最终在进入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和加入体制内之间选择后者的 往届毕业生 ；三是有丰富公考经验的 多年考生 ；四是在体制崇拜和专业限制的拉扯中持续拉长线等机会的 边缘考生 。

（1）从毕业到“上岸”

案例1：CW，26岁，本科就读于四川一所普通院校，2019年本科毕业时参加公务员考试，考入重庆一所区县监狱中成为狱警。其所学专业与法学相关，但在专业相关的岗位竞争中却难以与周边地区高层次学校的法学生相比，在自身竞争力不足且升学意愿不强的情况下，将进入监狱系统作为自己的职业首选。与同辈群体相比，考一次就“上岸”是运气和努力的叠加产物，因此他在同辈朋友中被视为“天选之人”。

我毕业时考公就很难，我一次就考上有自己很努力的原因，但运气也很重要，我室友比我努力他却没考上，更别说那些备考好几年的。我后悔过毕业就进体制这个决定，我一个乡镇出生男孩子，这份工作并不能为父母和家庭带来太多东西，也不符合我们这种穷人家出来的孩子那种迟早要发财的梦想。可第二年疫情来的时候，我彻底明白我已过上了同辈人羡慕的生活，也是亲戚朋友嘴里那个别人家考上编的孩子。现在毕业三年了，我还有同学在边工作边考公，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看到他们就觉得自己真的只是赶上了好时候。

（2）从“入市”到“入仕”

案例2：LWJ，29岁，管理学硕士研究生学历，2020年硕士毕业后入职于广州一家房企，2021年被公司以优化的名义解除劳动合同后，在父母帮助下，回到家乡找了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并同时开始了自己的考编计划。兼职考公并非易事，但疫情冲击中的行业颓势和既有打工经历的现实体验都促使其职业观从“硕士毕业再打工”转换为“打工不如考公”。对她而言，在市场就业与体制内就业的衡量中，与独立成长和财富积累相比，情感的联结与家庭的牵引是为要因。

我要失业时家人很担心，但我说失业就考公，他们立刻觉得我长大了懂得父母的良苦用心。这很好笑，毕业前父母让我考公我不考，工作后被社会毒打一年就立刻能与父母达成共识。我自己无法经受住那种在图书馆考研备考时的折磨，所以还是边工作边考。这并不是我对父母的妥协，而是我自己的人生规划和主动选择，在恰当的时机与父母期待所契合。还好我才29岁有资格考，还好父母尚且不需要我赚钱。能否考上是未知数，但一年到头那么多考试，我总是有机会的。确实再也不想去大城市打工了，人活着除了钱还有别的呢。

（3）从应届到再战

案例3：RYJ，26岁，2019年6月心理学本科毕业，同年考公两次皆失利。疫情后，本就有体制内倾向的她和家人都更坚定了进体制内的决心。考公的第二年，她开始参加机构培训班，往返于机构和家中。随着失利次数的增多和同期考生的上岸，她愈发受困于社会对青年成家立业的隐形时间规范和“啃老”贬损带来的挤压感中，但父母的支持、自我与市场的脱节、对未来的忧虑以及心理学就业的弱竞争力成为她仍坚持考编的主要原因。

我到现在参加大大小小11次考试，进过4次面试。父母虽然支持我，但我心里并不好受。我想过放弃，考编就是我人生低谷的开始，快三年了我真的很累，每天除了学习就是焦虑。可一想到父母我就不敢放弃，考编不只是我在付出，已经是全家的事情。我现在也没有转头再上班的勇气，本来我学的专业就业就难，毕业后赶上疫情一直也没工作，如果现在去公司面试，人家问我这两三年干什么了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4）专业与转业

案例4：LSJ，28岁，建筑与土木工程硕士研究生。他的考公之路自在校期间起便充满障碍，专业名称、党员身份、基层服务经历的限制一度让他无法报名。对与他相似的大多冷门专业的毕业生而言，公务员、事业编与特岗教师招聘中的常见优势在于“专业不限”，但与此同时专业不限的岗位往往对应偏远地区或者条件相对较差的岗位，这部分考编青年只能选择“曲线自救，迂回上岸”，直接从最底层工作、最基层和最边缘处入场。也正因此，与他情况相似的考编青年都在专业无用与转业困难的境遇中对高等教育的作用和价值产生怀疑。

我常常后悔为什么要去普通二本读研，不如本科毕业就考公务员，上那么多年学白白给自己增加障碍。读研这个专业让我在考公路上走得很艰难。不说能不能考上，这专业报名都费劲，只能报考不限制专业的岗位，不但条件差地方远，而且报考人数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我虽然考了好几年，但参考的机会并不多。刚毕业那年我一个当教师的高中同学让我考县城里的村小教师，我没去，结果第二年就开始限制专业，我也没机会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早考早上岸。

当社会讨论各类让青年趋之若鹜的热潮时，难免有对“盲目跟风”的批评，但在愈演愈烈未见消减的考编热潮中，青年在体制外试错后的主动选择以及在长远视角下的职业筹谋规划都并不盲目，也不只是跟风。考编青年在谈及自身的考编行动时，无论是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感知、家庭内部关系的理解还是未来日常生活的想象，都基于体制内外的对比视角，又在家庭角色、学生身份和社会职场人的转化中权衡取舍，并在个体的风险感知、家庭的牵引、社会的结构性困境中不约而同地走向“体制内”。

三、考编青年的职业想象及其意义重构

青年群体并不缺乏对自我的剖析和定位，他们对个体诉求与社会现状之间的堕距表示认同并充分理解，但这同时迫使其在已有的就业困局中寻求安身立命的机会和方案，因而才有以稳定的考编作为退出机制的心态转变和行动。

考编群体或者说全社会实际上对编制都存在一定的“社会想象” ，对编制的社会建构与就业的想象不谋而合，编制在此成为青年“脱离社会束缚，实现人生自由计划”的直接价值载体。这种认知层面的想象也并非虚假意识的产物，反而可以说是促使青年群体产生兴趣并深信不疑的社会事实。

1. 体制信仰中的稳定意涵与延迟满足

我国劳动力市场按工作单位性质被划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个市场并非今日之事，自实行计划经济以来，大部分城镇户口拥有者在体制内单位工作，与农村户口或者小部分城市体制外劳动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劳动者的薪酬福利、发展机会、工作稳定性、劳动保障与工作满意度等方面。

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曾出现不同程度的创业潮，1979—1989年的草根创业潮中，个体户蓬勃兴起，在个体户南下下海靠着倒腾货品成了万元户的刺激下，体制内的员工也转变思维，尤其在90年代初，国企员工下海经商创业的浪潮首现，1992年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更加激发大家跳出体制内投身市场经济的热情。人社部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彻底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端着“铁饭碗”又进入风险与机遇叠加的市场中。

因此， 80年代的青年群体对打工和创业的体验感更强，并未有对“铁饭碗”的追逐或者明显倾向。反而70年代体制内职员的“90后”儿女，更多受到了来自父母职业的代际传递的影响。 此外，直至今日，大多体制外就职的父母仍以自身的打工人身份，在体制内外的比较视野下，在多年的社会就业创业的风险体验中，将回家进有编制的单位视为青年的一种“孝道”，即使子女毕业后在收入可观、有名气的私企中就职，也仍被他们视为“没有正式工作”。

尤其疫情后，不需要长辈苦口婆心的劝导，年轻人自发认可“铁饭碗”的价值。可以说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影响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差异和体制认同虽然在20世纪改革开放创业潮中出现过一段时间的波动，但仍延续至今。由此可窥具有代际传递性的体制信仰在当代青年择业与就业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

斯奈德对时间的历史性及其对个人认知和行动的影响的阐述认为，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可以决定我们“回顾和展望的能力”，并塑造个体对什么工作“从长远来看是值得的”或只是一种“浪费时间”的理解 ^[13] 。工作可以告知“我们是否认为我们的生活在进步、退步或停滞，在权力和地位上上升或下降”。

正如体制偏好的社会渲染与家庭代际传递所呈现出的那样，他们对自己职业选择的可能性和理想性的理解，通常是由更加可以追溯以及可以预测的时间结构所决定的， 当体制内工作能够为青年带来“延迟满足”的职业想象时，青年的职业抱负被重新配置于与他们的父母或同龄人的职业轨迹的关系中。 这种对即将到来的未来的“职业保证”与将“延迟满足”作为职业战略的倾向密切相关，建立在与体制内工作特有的未来的信任、安全的关系之上，表现为决定忍受困难和目前不太有利的工作条件，并在未来获得有保障的、可预期的推迟的奖励。

2. 成为有闲青年：时间重构与自由预设

时间匮乏或者说时间被掠夺带来的意义丧失感是现代青年群体的普遍经验，这不仅构建了个人对其生活的感知，还塑造了他们日常的社会现实。

当工业时间文化中时间得以与金钱相提并论，时间的价值在被量化的过程中逐步削弱 ^[14] ，时间定价在引发普遍的时间挤压感的同时，也削弱了社会个体的亲社会行为，进而消弭时间本身所具有的发展意涵。

马克思指出人类自由支配时间与劳动时间的比例决定了人的生命品质，自由时间是包括劳动时间在内的自由创造 ^[15] ，即符合人本身所需要的、积极的创造性活动，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融合时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时间，人才是超越谋生意义上的主体存在 ^[16] ，因此可以说时间是人的发展空间和基本自由。

在对考编青年的时间体验做出考量时有清晰可见的两种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内部时间，指个体从现在开始想象并与过去和未来发生联系的方式。 然而，对考编青年而言未来的前景越来越不确定和短促。

第二个维度是组织社会整体日常生活的外部时间 ，指生活的每个阶段或一个人每天或每周所进行的活动的时间、个人生活中的某些事件在不同时期发生的规律性以及在一天或一周的时间分布和节奏。

一般而言，年轻人在生命时间与社会活跃时间交叠的阶段中，倾向于制订灵活的短期计划，其目的并非是控制和规划未来，而是抓住时间或者利用年轻的机会 ^[17] ，但 考编青年群体却倾向于制订职业生涯的长线计划，并在其中穿插私人生活的短线计划。 从他们的职业想象和规划角度来看，体制内的时间自由内涵主要体现在劳动时间与休息时间的稳定比例上。

在访谈中，考编青年的个体时间体验更关注探索日常生活如何受到家庭时间、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组织和约束。 绝大多数青年对体制内工作的基本认同是在“996”、无薪加班、私人时间公用的市场就业对比之下，体制内是不加班且闲的。 在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划分中，劳动时间的减少意味着自由时间的增加，体制中的固定工作日与每日工作时间，为其提供了超越劳动赚钱的“谋生性”这一目的 ^[18] ，而转变为去思考兴趣爱好、参与社交、投身家庭等更为自主的、创造性的活动，完成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由此可知，在关于体制内工作的自由想象中，青年时间的内-外部期望在编制稳定与低风险的预设中得以建构，并在青年主体感知中实现了同一性。

考编青年以劳动叙事和自我实现的方式对时间进行排序，在过去经验、现在处境和未来风险以及日常生活的时间框架之间建立一种“风险”关系，正如贝克和吉登斯所言，反思性现代性的社会背景下社会虽然有多元的异质性参照物，但仍然难以避免将个体和自我作为参照框架来塑造社会生活的趋势。

上述风险关系的建立揭示出一种可能性，即在社会就业和生存风险的预警下，维持一个连贯的时间体验，建构一个稳定的身份能给予其巨大的信心，考编对其而言是能够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建立起一定连续性的连接物。在稳定的体制中，工作时间的组织方式以及时间体验能够让其对生活、劳动保持最初的期望，即付出与收获，工作与生活，职业与自我。

3. 重拾日常空间：生活观的积极建构

回家乡、陪父母、见熟人、舒适圈、烟火气是考编青年对体制内工作保障下的日常生活的记忆捕获点，这些从工作映射到生活空间的记忆点是其重拾日常空间和文化空间并对生活观再建构的主要来源。

社会学家项飙提出“附近的消失”，指人类的生活空间与世界没有中间地带，关注自己，并以网络作为消除时空限制的媒介，从而超越附近，直面远处的世界。青年从学校走向社会的流动无疑是从集体走向个体化社会的过程，在被动的、无法抗拒地接受“由分化置于且仅置于一个人双肩上令人畏惧的重任”时 ^[19] ，原子化的人和附近的消失也让青年捕获到的社会职场信息往往是风险与迷茫的叠加物，城市工具人的自我感知将人的情感弱化，与青年个体的自主性共生的是情感的弱连接与自我的孤独态。

在此，日常生活的回归，欲望与能力的天平被重新衡量，个体化的组织和生活态激发了其重返家庭与集体的决定，从学校所在地或者工作所在的大城市到回家乡考编，对其而言是摆脱城市中物欲与竞争束缚的最佳选择。

以稳定态的考编方式回归到一种熟悉的附近中和更原始的关系网络中去，并在原生文化空间重拾熟人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和生活方式，和熟人见面，与亲人共居，同自我对话，将原本断裂的生活与工作、情感的归属重新联结。

而在回归附近的过程中，情感的自愈与再连接为他们的“体制内倾向”再次赋予意义。一是个体通过降低期待、消费降级来抵抗因物欲而产生的金钱追求与盲目竞争，以一种消费观的重建来抵抗消费主义侵蚀而导致的劳动异化；二是生活观的重建，不管是时间的重构还是情感的联结，考编青年所“上的岸”通常是有“逃离”意味的空间，并与施加压迫感的空间拉开距离，他们致力于塑造有人间烟火气的真实空间，这种时间与空间上的意义重构是其关于上岸后日常生活的想象构建。

我毕业考上事业编后就像温水煮青蛙，所以辞职去了互联网公司，在那里意志又不断被消磨，我喜欢钱但是更需要生活的真实感，所以我又辞职和我的朋友们一起考了。我认为我现在是一个在思考的人，我能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关注自我真实的感受。允许自己脱离病态的社会竞争，慢节奏地审视生活选择，并且有要过好接下来每一天的勇气和决心。

我现在拥有的一切大部分都是这份工作直接或者间接带来的，经济上的安全感，在生活的地区的社会地位，家庭与事业的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区分，我觉得我想要的都得到了。父母和我都开心的结果达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正经工作，我手里的“铁饭碗”。人到29岁也算长大了，除了结婚成家的问题，我和父母几乎没有任何分歧了。但在我们这些小地方，体制内的人是最受欢迎的相亲对象了。

四、“赶考”与再竞争：考编青年的内卷实践

1. 个体·家庭·社会：教育资本的再较量

青年日渐膨胀的体制内倾向伴随而生的是由社会、家庭和个体共同营造出的考试氛围，其中既有教育背景和持续的考试投入成为青年上岸的 “两座大山” 。

一方面，体制内就业的代际传递问题一直是社会大众和学术研究关于职业代际流动中人际关系讨论的热门话题 ^[20] 。上一辈能够在体制内就业意味着其家庭在文凭尚未通胀的年代具有较好的学历背景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因此将更有可能获得来自父母体制内亲戚及好友的求职信息，更了解体制内单位选用员工时看重的因素，在求职准备上更有针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体制内求职的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本，增加了毕业生首次就业进入体制内单位的可能性 ^[21] 。

另一方面，考培机构作为考公热背后的一大社会推手，也将个体考公的教育资本、经济资本在内卷过程中的作用揭示出来，如考公考研等各种考试培训机构推出的高价培训班、协议班、直通班、普通班、冲刺班，不同的价格对应不同等级的培训，但直接对应的是不同的“上岸”机会。有钱的花钱考，没钱的自学，考编之路上的家庭扶持和可持续维护，无疑能够使考生对长期的考试“等待”充满信心，而这中间产生的备考焦虑和培训竞争让部分青年不禁发出“连竞争躺平机会都需要先天优势”的消极心态。

考公报班、买材料这些花了不少钱，还没算上我去上班的机会成本。考公值得吗？我觉得没人会说不值得，换个思路，如果体制内的工作能够花钱去买、那我这种普通人可能买不到，有太多经济条件不错，学历也好的人了，但不管怎么说至少你还能通过考试去得到这个机会。

我碰到的很多学历好、家里有钱的公考生，甚至留学生，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他们买两件衣服，但依然要来和我们竞争一个县城小岗位，最可笑的是有的人就是考着玩儿，最后他也不去，不但浪费名额，还让大家很恐慌，好像在到处显示他们有无数选择，我们这些人随时都要给他们让位，这让人非常难以接受。

2. 进退两难：退出机制的再失效

考编之路上的“进退”困境也是考编青年们的行动困惑。

首先，体制内招考内容的特殊性需要考生花费大量时间学习与其专业不相关的知识，且公务员考试技能与其进入社会私营部门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并不匹配。 因此，青年在备考期间专注于考编知识往往丢了专业知识，没有工作经验积累，再次回到市场就业时与应届生和就业市场中的老资格竞争不但不具专业优势，也无工作经验加持。与此同时，对考编之路上大量背水一战或一战再战的考生而言，机械的考试内容和备考周期将其束缚在更深的不确定性中，因此多年考生往往并未因考试经验而老成，反而在考编之路上更为迷茫，进而引发青年的社会脱节问题 ^[22] 。

其次，体制内的专业消解和知识断裂会让已上岸的体制内青年产生一定的“体制依赖”，一旦进入便难以离开。 一是因为机会成本与市场风险双向叠加下的退避心理，使其没有勇气和决心离开；二是在编制内辞职并非易事，尤其在基层岗位中往往设置3~5年的服务期，若不满年限便主动辞职不但面临违约金，还会对后续再考产生影响；三是体制内的工作内容，尤其是边缘基层岗位中的工作，使青年成为仅仅处理琐碎杂事的公共服务人员，往往会限制个体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且弱化个体与就业市场的联系，降低其再进入体制外市场的可能性。

最后，与进体制就业在同等话语中的是体制就业所处的社会环境，由于体制内同事流动性小、稳定性高，因此容易让初入体制的青年在稳定且有规律的人际关系中放大职场阶层感， 尤其在捕捉晋升机会时，人情世故、关系网络的搭建和维护不仅让青年嵌入另一种令人窒息的消费结构中 ^[23] ，也将其推入职场交情、家族关系和地区人际网络的竞争陷阱。至此，在难进体制、难离体制和难再嵌入体制外市场的三难抉择中，考编青年再一次陷入 自致困境 中。

我们这些人的人生机会可以概括为是“低容错率”，就是你能做的选择不多，你能错的机会更少。考公对我所认识的这些平凡考生而言是一条与低容错率人生最相匹配的路。

我毕业后在家啃着老考了三年才考上山区教师编，又抱着一颗绝对要离开的决心在这里上了两年班，每天都想放弃。我妈问我你辞职了能去干什么？我现在的确好像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现在指望家里人能找找关系等我资格合格了把我从山里至少调出去镇上，再慢慢回县城。可除了我，其他的年轻人谁不是这么想的呢？

五、结论与讨论

1. 结论

在社会上升空间窄化、市场就业环境恶化、个体风险感知强化的时代背景下，身处社会结构性困境中的青年考编既是其抵御个体发展风险的理性规划，也是一种合理且正当的职业选择。青年在社会与家庭的影响下生发出体制信仰，并在个体对小城中体制内工作内容、时空特性做出预设的基础上，对自身内部感知时间与外部组织时间的重构中，对自我身份和生活意义产生一定想象，并期待通过重构日常空间、重拾文化空间来对原本消极的生活观进行积极建构。

因此，在考编的过程中，青年虽然有因奋斗叙事失效而产生的失能感和避险心态，但却并不能仅仅概括为是因丧失意志和斗志而做出的逃避决策的躺平心态，他们对个体的身份想象、职业判断、生活重构与生命意义赋值折射了当代青年保守主义面向中的自我探索与自我治理。

但 当“体制内”就业成为青年普遍认同的“以退为进”的人生决策时，由普遍退出搭建出的另一条内卷赛道就已经出现，退出成为与普遍内卷相平行的普遍退出之后，争取退出的名额是极度卷化。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场景继高考与考研后再一次出现在青年的考编之路上，不管是基于个体、家庭和社会的教育资本再较量，还是在体制内外围城的取舍上，青年都无疑陷入一场以退出竞争为前提的再竞争之中。

2. 讨论

减少对青年自我认同的社会批评与贬损。 当前社会对青年的体制内倾向往往带有偏见，将社会的问题通篇推诿至青年的就业选择或者价值观问题，以精英主义的偏见来解读普通大众的生存困境与理性选择。体制内与“铁饭碗”、“躺平”和“青年堕落”真的可以画等号吗？如果高校青年不去体制和基层那应该让谁去呢？高质量人才不优先国家用那应该让谁用？

在疫情之下，紧急救灾背后的技术工作、组织工作、信息传播工作已经再次给我们提醒，随着科技发展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基层管理岗位对青年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引进高学历人才是应对基层非常态风险和提升常态治理水平的一大保障。他们的学识和见识为基层弥补关键技术缺口，年轻和学识带来新面貌和新格局，疫情中被屡屡提及的“基层管理水平问题”在“引进高水平人才”的行动中可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化解。

重新审视高校教育与青年现实需求的差距。 高校教育与考编作为职业选择中的断裂揭示出三个重要问题：

一是教育分流的局部失效： 从学校教育分流到社会职业选择合流。我国的教育分流是指根据学生的能力和兴趣将其分配到不同类型的学校、班级，在高等教育中则是根据社会分工将其分配到不同的学科专业中，让学生接受与自身特征相适宜的教育从而具备从事某种职业的能力 ^[24] ，但教育分流在考编叙事中却走向“合流”。考编青年往往在毕业前一年甚至前两年就开始准备考公，在接受学校学科专业教育的同时，接受来自网络社群、辅导班的考编考试技能培训，不同的学生在考编过程中掌握了同一种考试技能和答卷话术，学科技能和专业知识在此被弱化。

二是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的文凭通胀 在弱化学历价值的同时，强化了学校间的层级分化，加剧了高等教育的内部结构分化，导致文凭的筛选作用愈发强化 ^[25] 。

三是毕业生在就业发展中的被淘汰感知愈加剧烈。 高学历青年的参与让普通院校的学生产生压迫感，毕业生在考编选岗中的“不良竞争”是社会学历歧视和院校歧视链的再一次体现，在大量重点高学历学生报考的趋势下，大量省市级考试门槛升高，已将学历与学校等级作为报名审核条件，普通院校学生甚至失去报考资格。且基层岗位设置五花八门的专业类别，使考生被报考系统以专业不符拒绝，让考生在报名之际对所学专业和学校教育产生怀疑，陷入“我是专业学生却不被纳入专业大类中的困惑”。

因此，因“体制热”持续发酵所带来的盲目竞争、没有发展的增长和人才资源的错配，进而扭曲和浪费社会人力资源配置、弱化大学专业教育功能，并强化高校教育与就业市场脱节的问题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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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 ，作者：何海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张广利（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