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货币

据说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银行抢劫犯之一威利·萨顿 （Willie Sutton） 在被记者问到为何要去抢银行时说：“因为钱就在那里。”这番后来成了名言的回答，无意中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在现代社会，货币与银行脱不了干系。但这句话以及萨顿的实际行动似乎还表明，他对什么是钱这一问题并没有完整而准确的认知。他好像和很多普通人一样，认为只有现金才是钱，而银行是为储户保管现金的地方。这种认识也体现在日常语言甚至法律文字里。当我们把银行账户余额的一部分换成现金时，我们“提取”了这笔钱；相反的操作则是“存入”现金。照此理解，银行存款是对现金所有权的一种代表，只是由于很多情况下使用现金并不方便或安全，才有了存款这种工具。

可事实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银行存款的总额远超纸币与硬币之和。而且随着电子支付的普及，个人将存款用作支付手段已很常见，企业等法人更是早已如此。存款因而不可能只是“真实”货币的存储凭证。既然我们可以直接用存款来购物、还账，向政府部门缴纳税款或社保费用，那么它实际上就是货币。

这些货币是从哪里来的？这是“量化宽松”概念的提出者理查德·沃纳 （Richard Werner） 与其他几位同样来自英国的学者合著的书名就叫《货币从哪里来》的书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当然，如果只是对这个问题给出解答，用不了一整本书。但几位作者不仅意在澄清环绕着这个根本问题的种种误解，也想从此说开去，阐发一些关于政策和制度的见解。本书原版出版于2012年，是在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下以英国为背景写成，但基本原理在现今的主要经济体中并无实质不同。

一、货币的来历

通常来说，一本著作对其论述的主题最好有个定义。然而本书在提纲挈领的一章里径直告诉读者，“定义货币极其困难”。为何给这一人人熟悉的事物下定义会如此之难？因为这取决于我们考察的范围和认定门槛。

二战爆发后，正在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的理查德·雷德福 （Richard A. Radford） 被征召入伍，后不幸被德军俘虏。在战俘营里，他观察到战俘们会以香烟作为通货，互通有无。战争结束并因此获释后，雷德福很快就于1945年11月发表论文，报告了自己的发现，这后来成为很多经济学教材中都会提到的经典例子，本书亦有提及。除此之外，还有多种物品曾被用作交易媒介，包括历史学家杨斌《海贝与贝币》一书的主题海贝，以及谷物、布匹、燃料等。

这些物品是货币吗？如果我们采用教科书上的定义，要求货币在交易媒介之外还必须是记账单位和价值贮藏手段，以上物品很难说同时严格地满足了这三项条件。但如果只要在一定区域内被人们广泛接受为支付工具便能称作货币，这些商品货币就可以被正名。

不过无论如何，历史上的商品货币大多都只在小范围或小额交易中使用。只要官方铸币在场，它们就很难成为主流。而它们在现代社会更是已不见踪影。因此，关于货币的讨论大多数时候可以安全地忽略商品货币。那么，就像每一本货币银行学教材都会写到的那样，现实中的货币实际上就有三种：现金、银行准备金和银行存款。准备金并不用于经济中的实际交易，所以流通货币只有现金和银行存款。

前文讲到，银行存款不是储户委托银行保管的现金的所有权标志物。这与大多数人的认识不同。英国一项民调发现，77%的人以为现金存入银行后在法律意义上仍然属于自己，但实际上这笔现金已与储户无关，所有权转移给了银行，由此换得的存款是储户对银行的债权。存入现金时，我们实际上是借给了银行相应金额的一笔资金。或者也可以说，我们用现金从银行购买了存款这种付息的金融产品。

前面还提到，全社会的存款总量大大多于现金。其实，就算把现金加上同为基础货币的准备金，总金额也远不能与存款相比。学习过货币银行学课程的读者或许会说，这是因为现在各国银行业普遍施行部分准备金制度，银行存款无需与基础货币一一对应。在课程通常会讲授的模型中，储户存入一笔现金后，银行必须按照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留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准备金，其余资金则可贷出，就此形成新增货币。借款人将贷款用于支付后，收款人的银行获得这笔资金，以上操作便又可以执行一遍，并依次反复循环多轮。以银行存款形态存在的货币就可以这样被创造出来。由简单的数学可以推出，整个银行体系中最终所增加的货币与最初存入的现金之比，最大可以达到法定准备金率的倒数。假如法定准备金率是10%，那么存入的一元钱可以在银行体系中被放大到十倍。这就是货币乘数。

然而传统货币银行学教材中描绘的这幅图景极具误导性。现实中银行创造货币的过程与此大相径庭。银行无需等待现金存入即可自行启动发放贷款、新增货币的进程。换句话说，它们并不“把存款转换为贷款”，在此意义上也不是什么“金融中介”。通常来说，银行的准备金余额会超出法定准备金率的最低要求。事实上，在包括英国、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法定准备金率已经是零。在此情况下，银行可以凭空创造出一笔贷款和对应的存款，具体的会计账目操作是在自己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记录一笔贷款项目，并在负债端为借款人增加相应的存款。这样银行和借款人就同时成为了彼此的债权人和债务人。最近几十年来，如此产生的货币基本都是以电子形式存在于商业银行的计算机中，所以这一过程不涉及现金，与其他储户也并无关系。掉转个方向，借款人用存款还贷时，货币就被“销毁”了。

借款人用款时如有指定的用途和支付对象，需要受托支付，这笔款项在借款人的账户中就只是技术性地稍作停留，便立即付给交易对象。资金也可能后来由借款人自主支付给他人。如果收款人的账户设在另一家银行，付款行就应当向收款行交付相同金额的准备金，银行间每日的多笔交易可在日终时轧差后清算。但此类后续动作与前述的货币循环新增操作也根本不是一回事。收款人的开户行在正常状态下同样不是必须等到该笔款项入账才能放贷，而是可以直接用完全新增的货币来同时增加贷款和存款。

这种本质上属于债务关系的货币，就是区别于商品货币或铸币的信用货币。其实，明显缺乏自身“真实”价值的纸币，也应归为信用货币，理论上代表着持币者对中央银行的债权。英格兰银行发行的10英镑纸币上就印着“我承诺按要求向持票人支付总共10英镑”的字样。

文艺作品经常展现古人使用金币、银两或铜钱的情景。将此与后来的纸币及当下的电子货币相对照，也许有人会因此认为货币发展的历程就是从某些实物被人们自发地用作一般交易媒介开始，由实物向虚拟物演变，由商品货币或铸币向信用货币演变。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卡尔·门格尔 （Carl Menger） 就推测，人们在持续的以物易物中会发现，某种具有普遍、稳定的需求，又易于保存、运输的商品，不但能用于消费，也可获取来作为交换其他商品的通用手段，使得最终商品的交换不再限于两方之间，而是可以经由这种通货间接进行。当一个农民打算用自己种出的大米换得苹果时，他不必找到一个恰好有多余苹果又想要大米的人，只需将大米出售给一个愿意支付贵金属等通用商品的买家，之后再拿着通货去别处购买苹果。至于官方铸币厂将贵金属铸造为钱币，在门格尔看来只是国家对市场自发形成的货币予以承认和巩固。再后来纸币的流行，也更多地是市场参与者们出于方便考虑的共同选择。

但这个故事站不住脚。首先，尽管以物易物现象会在个别人之间零星出现，但人类学家们找不到历史上纯粹靠易货贸易来运转的经济体存在过的证据。通货凭借其自身的良好特性而从反复的易货贸易中自然产生并扩展至全社会，只是一种想象。其次，作为银行核心功能的信贷业务，早在商品货币或铸币出现前几千年，便已在古代的巴比伦和埃及运行起来。当年这些银行家从事的债务记账和清算活动，可以视作如今银行账户运营工作的雏形。

或许更重要的是，既然不存在民间自发出现并广泛流通的商品货币，官方铸币行为对其所谓的追加认可，显然也就无从谈起。更何况这个逻辑本身就不太讲得通，即便市场中确实演化出了性质优良、广受承认的贵金属货币，官方铸币厂收进这些贵金属再铸造为足值硬币返还，也只是徒增成本，多此一举。无论铸币成本由谁承担，这样的经营模式在通货市场中都不具有可持续的竞争力。

既然如此，国家又是为什么要主动承揽起铸造硬币的麻烦？有历史证据表明，这与国家汲取财政收入的需求密切相关。在境内铸造统一的官方货币，并令纳税人以此缴税，可以使征得的税收变得标准化，免去对不同地区和行业制定不同的实物税征收要求的麻烦。标准化税收记账单位的做法其实也不限于金属铸币。在一些古老的农业国家中，小麦、大麦等最常见谷物的称量单位就被用于税务，所需缴纳的税款自然就是这类谷物。

以收入来衡量，政府一般是经济中体量最大的交易主体。假如经济中存在不止一种货币，征税所用的货币就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纳税人们出售商品和服务时会更愿意换回官方货币。而且政府往往也会鼓励或强制民众使用自己铸造、发行的货币，其中的另一重考虑也与汲取收入有关，那就是臭名昭著的铸币税。前面说到，铸造足值硬币在经济上没有意义。要能持续铸币且不亏本，就必须“缺斤少两”，在金属成色或重量上打折扣。当铸币的材料、制作等各项成本之和低于名义币值时，官方便能借此盈利，相当于靠铸币征税。并且货币史上屡见不鲜的是，君主开始铸币后就一再降低成色，通过这种不公开的手段进一步蚕食民众的财富。很多国家一直禁止使用法定货币之外的货币进行交易，原因之一就是担心铸币税旁落。

可以有把握地说，除去一些旮旯里的稀有场景，货币都是脱胎于债务或税务这样的社会关系，而非其作为商品的内在价值。待到以英格兰银行为代表的中央银行出现，由政府信用支撑的国债与金融体系中的货币之间正式挂钩，这两种社会关系就彻底合流，共同成为了货币发行的基础。当今世界所通行的，央行以公共债务为抵押向银行提供基础货币的模式，就是如此而来。

至于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则是拜法理上最终拥有铸币权的国家所特许和背书。银行如果不是特许经营，就不可能在通常情况下让储户以一比一的比例转换存款与现金，毕竟前者是银行自己的债务，而后者是中央银行代表国家所发行的债务，二者本身的信用度有本质差别。这一差别在银行挤兑时体现得最为明显。现代国家大多有银行存款保险制度，但保额有上限，对公客户和一些私人客户的账户余额很容易超出保额。当银行被人怀疑资不抵债时，大额储户就有动机率先取出自己的资金，以免超出存款保险额度的部分遭受损失。本书谈到了当时还让英国人记忆犹新的北岩银行挤兑事件。去年美国硅谷银行的危机则是最新的例子。

二、货币政策新解

以上述内容为基础，几位作者进一步讨论了货币政策，尤其想要反驳几个成见。

第一个成见是央行能够有效控制经济中的货币数量。这相当于传统货币银行学课程中货币乘数理论的推论。根据这种理论，央行可以根据货币政策目标，自主设定准备金数量，这个数字在银行体系中将自动地被货币乘数所放大，成为最终的货币总量。

但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从原理上说，固定的货币乘数并不存在。准备金增加后，商业银行可以自行判断是否要发放贷款、创造货币。这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量化宽松时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几大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因为大规模购买资产而急剧扩表，银行体系中的准备金在较短时间内增加了数倍。但各家银行没有因此就疯狂放贷，货币总量从而基本保持了之前平稳增长的趋势，并未随准备金数量而翻番。关于货币政策这一特点的经典比喻“推绳子”说，央行的政策工具是条绳子，紧缩时可以拉住货币创造的脚步，想要推动信用扩张时却叫人使不上力。

本书甚至质疑这条绳子被拉紧时，发力的是否永远都只是央行一端。也就是说，银行体系中的准备金数量不见得是央行单方面说了算。从操作机制上来说，准备金的增减确实都是由央行发起，似乎其供应量完全由央行外生决定。但央行设定准备金数量时不可能不考虑市场状况。假如有银行对于信贷前景十分乐观，积极发放贷款，贷出的资金又被大量转至他行，该行就会流失准备金。为免出现流动性问题，即使法定准备金率为零，银行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准备金余额。传统上，银行缺乏准备金时，可以在银行间市场从其他银行拆借资金。但如果此时其他多家银行出现同样的需求，使得市场中准备金一时稀缺，又或者他行判断该行已扩张过度，怀疑其偿还能力，它就将面对更高的利率，而市场利率的异动是央行不希望看到的，因为坐视不管，接下来就有可能迎来市场枯竭乃至流动性危机。央行因而面临着注入准备金以稳定市场的压力。在这种情景中，央行才是被绳子牵动的一方。注意到这一点的学者们据此认为，准备金的供给以及货币的创造，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市场内生的。

几位作者进而提出了一个可能会引起争议的观点：巴塞尔监管体系下的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无法真正限制银行业整体扩张信用。他们认为，只要经济繁荣，市场情绪普遍乐观，银行体系就可以更多地放贷，并依靠景气更为成功地收回贷款，保持低不良贷款率，获得丰厚利润。即便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此时要求各家银行补充资本，它们也可将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或凭借宽松的货币环境轻易地募集到资金来充实股本，而这些资金终究也是由银行体系自身所创造。若果如此，资本充足率要求将无助于防止泡沫形成，实现逆周期的监管目标。比资本充足率更为简单的杠杆率要求同理。

作者们甚至主张，央行的利率政策工具对信贷创造的影响很弱。根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等经济学家的模型，信贷市场并不靠价格 （利率） 出清，银行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大量借款需求面前实施配给，基于价格之外的因素挑选贷款对象。在现实中，银行常常是根据抵押品存在与否及其价值高低来分配信贷，这样便能在第一还款来源出问题时，靠出售抵押品来挽回损失。

我们当然不必全然相信这套多少有些语出惊人的理论。“9·11事件”后美联储先是大幅降息，接下来几年又逐渐加息的操作，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无可否认。本书原版出版前一年，欧洲央行因担忧通胀而过早加息，也加剧了欧债危机。市场向来高度关注主要经济体央行的政策利息决定，显然并不是出于猎奇的心态，而是因为确实兹事体大。

但这一理论意在解释的现象的确存在。几十年来银行业发放的贷款中，住房按揭贷款的比重大幅增加。对公业务中发放给中小企业的贷款往往也需要企业主提供房产抵押，无力提供抵押品的企业家们于是面临着融资难问题。几位作者称这是对生产性活动的歧视。在此之外，他们还反对纯粹的金融活动获得信贷支持，断定这样只会促进投机，引发资产价格膨胀甚至金融危机。他们激赏东亚国家在战后发展历程中对银行业施加的信贷管制，认为这些政策工具保障了生产性投资的信贷资金，从而造就了经济奇迹。同样，读者可以怀疑最后这一点是否主要是由于当年这些国家本就没有发展出复杂的金融市场，以及现实的管制措施是否造成了经济中的扭曲、浪费和大企业的臃肿、迟钝。但有效和创新的生产性活动得不到充足的信贷资源，的确是个值得政策制定者忧虑的问题。

三、银行与货币的未来

本书最后部分总结说，银行业拥有国家背书的货币创造权力，事实上也创造了绝大多数流通货币，却将这一权力用于为己谋利，未能给予生产性活动足够的支持，还屡屡爆发危机，因此需要根本性的改革。作者们给出了政府直接从商业银行借款、央行为公共支出融资、财政部门直接发行货币以弥补开支缺口等几项建议。

所有人都会同意，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权责应当对等。但银行业是否真的像书里说的这样，只享有权力而逃避了责任？拥有特许权的银行业自诞生以来就受到国家格外严密的监管，同时负有一些其他行业无须承担的特殊责任。英格兰银行成立伊始尚有商业银行的属性，但其主要职责之一便是为国家财政提供债务融资。这一点本书在讲解货币史时也未能免俗地有所提及。此外，放眼如今的现实，我们也能看到国家意志对银行业务的深入渗透。商业银行有义务为每一个找上门、持有合法证件且尚无银行账户的普通公民开户，因为国家希望将尽可能多的人纳入银行体系，让他们享受到金融网络的服务，尽管面向小额储户的这些服务对银行来说经常只亏不赚。国家还通过监管措施或政策激励，引导银行的贷款资金流向。美国的《社区再投资法案》就要求银行将一定比例的信贷资金投入中低收入社区，否则不得扩大经营。一些经济学家批评这一规定让很多收入状况不足以负担还款责任的借款人背上了房贷，助长了次贷危机的酝酿形成。《人为制造的脆弱性》一书基于多国的银行史经验指出，银行业的特许权并非免费午餐，行业的常态就是被赋予其特许权的政治权力所利用，有时甚至被掌权者直接当作无需考虑偿还问题的提款机。而像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的苏格兰银行业这样因为机缘巧合一度远离政治干预的银行体系，反而资产组合更为多元化，并且杜绝了同期在英格兰银行业反复爆发的危机。

话说回来，作者们的几项建议看上去大多要么只是会计科目的调整，缺乏实质意义，要么就是在为政府潜在的通胀冲动松绑，很难让人严肃看待。但其中有条具体的提议值得认真考虑，那就是取消部分准备金制度，改为对存款要求100%的准备金。这种构想被称为“芝加哥方案” （Chicago plan） ，最早系20世纪30年代由芝加哥大学几位经济学教授在大萧条的背景下提出，并得到了该校之外更多经济学家的支持。他们寄望于借此永久性消除银行危机，遂将改革方案传递给了政界，也引发了一些立法者的关注和议论，可惜未能落地。2008年危机后，这一设想以“狭义银行” （narrow banking） 的名目再度引起讨论。这次的支持者中自然同样有经济学家，不过还多了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默文·金 （Mervyn King） 等实务人士。显然，这一提议并非只是学者们不切实际的空想。

100%准备金制度剥夺了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权力。银行发放贷款时如果不是完全使用自有资金，就必须明确地向投资者募资，货币量在此前后不会变化。这实际上是让商业银行在某种意义上转型为类似于投资银行的机构。就这一点而言，看似激进的狭义银行提议只是沿用了成熟的金融业务方案，本身并没有太多革命性的地方。

但在数字货币方兴未艾的今天思考这一提议，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更多可能。作为支付手段的存款与作为融资工具的贷款之间紧密对位的关系被打破后，存款是否还一定要和贷款一起留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就成了一个有趣的开放性问题。储户可以转为持有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目前已有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多家央行开始试点数字货币，有些小国甚至已经正式推出。从短至中期来看，各国不会积极追求以央行数字货币取代商业银行存款，以免出现“金融脱媒”，颠覆原本大体稳定的银行业。但就长远而言，实现狭义银行或普及央行货币，恰恰是防范银行系统不稳定的治本之策：每一分钱背后都会是100%如假包换的国家信用，其可靠性与任何一家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将毫无关系，挤兑风险被一劳永逸地解除；鉴于期限错配问题不复存在，对银行业的监管也可大幅简化，不再需要叠床架屋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要求，以及日趋繁复但仍无法确保避免危机的宏观审慎框架；货币政策的传导也会更加有效，直达每个企业和个人，经济衰退时宏观经济学家们梦寐以求的负利率将终于能够付诸实施。当然，向狭义银行的过渡必须是渐进、平缓的。我们已经看到了货币从哪里演变而来，也许最后这个构想，就是它未来应该去往的方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 ，作者：韩明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