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的“多印2万亿鼓励生育”为何荒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风声OPINION（ID：ifengopinion） ，作者：李井奎，编辑：萧轶，原文标题：《风声｜任泽平的“多印2万亿鼓励生育”：用计划经济重建计划生育？》，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近日，原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在其个人微博发文称：国家应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让未来更有活力，而且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

此外，任泽平还特意强调，他的这一研究对策是现在最务实有效可行的，并表示这绝非他个人拍脑袋想出来的主意，而是经过团队前期研究之后深思熟虑提出来的。

1. 给钱就能多生孩子？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在经济学中，有一句著名的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这句话总是为那些所谓“经济学家”所忘却。轻轻的一句“多印2万亿”，5000万个孩子就这样出生了？这番指点江山的气度，确实令许多哪怕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学者也为之汗颜。

任泽平认为，这样做不但可以“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让未来更有活力”，还“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如此灵丹妙药，只有收益而无需成本的大好事，为什么至今只有任先生他们团队才想到呢？ 

任泽平的说法，在逻辑上是前后矛盾的。任泽平呼吁央行多印2万亿建立生育基金的逻辑很简单： 人们不愿生孩子，主要是因为没有钱；有了钱，他们自然愿意生孩子。 到这里，任先生是假设我们每个人都是 利益驱动的个体，所以只要付出足够多的金钱，我们就会对这种激励做出符合他们要求的事情。 

但我们又注意到，任泽平还表示，“一定要抓住75-85年还能生的时间窗口，抓紧出台鼓励生育基金，再不出台就晚了，不要指望90后00后。”他认为，75-85年出生的这批人，还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而90后和00后，不要说生二胎或者三胎，很多人甚至连结婚都不愿意。

这段话明显与前面的逻辑矛盾了。难道90后和00后和75-85年出生的人是两种不同的物种？后者你用金钱激励他们生育，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90后和00后则“视金钱如粪土”，不仅不愿生孩子，结婚都不愿意？

此外，如果确实如任泽平先生所说，75-85年出生的人还秉持着“多子多福”的观念，那么 只要放开计划生育，就应该观察到这个群体的人们生育率大幅提升才对 。事实上，我们正是因为没有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这才感到低生育问题的严重性。

由此可见，任先生这番“经邦济世”之言，其内在的逻辑是混乱的，那么也自然很难相信建立在这样混乱逻辑之上的政策建言，能具有几分“务实有效可行”性。

2. 为鼓励生育而多印的2万亿，会给我们社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印制钞票的物质成本也许是很低的，但货币超发的社会成本绝非如此。

货币的本质代表着的是对经济资源的支配力。假如一个社会拥有10万亿经济资源，你多印2万亿，总数变为12万亿，但经济资源本身并没有增加。所以， 这多印出的2万亿，只是对原有10万亿经济资源支配权的争夺。而且，这种以通货膨胀为表现的对经济资源支配权的争夺，是以悄无声息的方式进行的。 

也许正是这种悄无声息，让愿意相信任泽平先生此番言论的人感到，我们的社会似乎并没有付出任何成本。在社会中以商品和服务为代表的经济资源总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多印2万亿，只是相当于从原有的经济资源所有者手中抢夺到了相当于经济资源总量六分之一的支配权。因此， 为了鼓励生育而多印的2万亿，全部的成本是以我们现在拥有经济资源的人所承担的，它表现为我们对这些资源支配权的让与。

按照任泽平先生的建议，这多印的2万亿都用来鼓励生育，对生育更多的子女进行现金补贴，而且是专款专用，不会导致通胀和房价上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建议。

首先，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并不在于你把多印的货币花在哪些领域，而在于实际流通中总的货币量与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商品和服务的比例关系。

在商品和服务不能快速增加的前提下， 多印2万亿元，只会以“通货膨胀税”的形式加在我们所有人的头上，使那些持有货币的人手中的货币购买力下降 ，而使那些拥有与生育有关的经济资源的所有者货币财富增加。任何一场通货膨胀，都仅意味着实际财富的重新分配，而不意味着实际财富的增加。 

其次，如果是所谓专款专用，也许与生育有关的需求的确有可能被拉动起来，但与此有关的生产供给显然不会像印制钞票一样快捷简单，企业家在这方面的投资是需要时间才能予以保障的。 短期之内，如果这类生产因为周期较长而无法满足其需要，可能不仅是部分地区的房价上涨，甚至与生育有关的各项商品和服务所有者都会有涨价的动机。

长期来看，譬如在任泽平先生建议的十年之后，多印的2万亿补贴发放停止，而由此刺激起来的生产所形成的供给又已经提供出来，需求的下降与供给的增加，又会带来新的市场动荡。 

此外，为了生产这多印的2万亿所形成的需求，生产资源就需要从其他那些对现有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抽调出来，转而用于生产与生育相关的商品和服务，这会造成现有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减少。 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现在这些我们正在进行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只能上涨。

由此可见，为了建立生育资金而多印这2万亿钞票，在所谓专款专用的条件下，不仅会扰乱正常的生产预期，而且一定会在短期内引发与生育有关的各类商品和服务的大涨价。这种涨价预期一旦形成，想不涨价都难。在这种情况下，领取到生育补贴的家庭所能拿到手里的现金，到底还有多少购买力，是很值得怀疑的。

任泽平先生还认为，只要多印这2万亿，短期有助于拉动需求、稳增长，长期有助于社会活力，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他的这一建议，隐含着这样一条逻辑：多印2万亿补贴生育子女的家庭，这些家庭生育了子女，人口增加，自然会增加需求，于是可以进一步带来经济增长，但这一逻辑同样是经不住推敲的。

如果按照任先生的这个逻辑，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印制钞票自然实现经济增长。但是，稍微了解宏观经济学原理的人都知道：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是基于短期的需求管理而做出的权宜之计，均非经济增长之道。

3. 任泽平的建议，荒谬在哪里？

人口增加的确是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但恐怕这一因素是与诸如资本、技术以及制度等因素联合起来发挥作用，才真正实现经济增长的。如果只要提高了人口规模，就会自然实现社会活力和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那么像孟加拉国这样仍然保持更快人口增长速度的国家，为什么仍然没有看到如此的结果呢？

任泽平先生的这番言论，仍然带着强烈的计划经济思想。他首先人为设定，老龄化少子化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但他并没有论证这个问题何以是一个社会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而是一上来就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讨论的前提。

他所提出来的政策， 只关注于这一个问题的解决，是无需考虑其他的社会目的的。 

事实上，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只有在相互权衡中才能得到有效判断，把稀缺的资源投放在这种用途上，就会减少其他方面的有价值的产出。 而所要减少的其他方面的那些最有价值的产出，就是任泽平先生所提出的这一政策的成本所在。完全不考虑，甚至认为根本不必考虑稀缺资源的其他用途的所谓政策建言，压根儿就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当然，我们从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和原理出发，对任泽平先生这番救世之论的批判，不表示他没看到问题。 之所以他给出的政策建议近于荒诞，乃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低生育率问题的真正根源，同时，也忘记了他所欲解决的问题所牵涉到的社会面之复杂。 

无论是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还是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们都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发展改变的，不仅是人们的物质状况以及社会的经济结构，更重要的是它还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和自身的方式。

在传统中国社会，多子多福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一种追求，是与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条件密不可分的。在那样的时代，子女众多，尤其是儿子众多，意味着家庭生产能力的提高。同时，由于传统中国缺乏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养儿防老也就成为许多父母的选择之一。

但是，今天的中国与昔日传统的中国已经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人们会重新审视生育这件事。如今，人们选择生育子女，更多的是一种消费需求，是一种情感需要，而不再完全出于家庭生产和生存的打算。其次，随着我国逐步建立起现代养老制度，养儿防老这类心态也得到了大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任泽平先生的这个建议，对于不少个体家庭而言，相当于是给生育子女这种消费需求提供补贴，减轻其消费成本。

此外，任泽平先生还忽略了生育本身所隐含的更为丰富的内涵。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青年男女来说，选择是否生育，首先是个人尤其是女性的权利，抛开权利而只谈金钱补贴，甚至把那5000万他希望未来十年出生的孩子，仅仅看作是实现这个社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工具 ，这种观点不说是谬误，也是狭隘的。 而事实上，正如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所说，每一个个人，他们本身的全面自由发展，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终极目标；任何对这个目标的背离，都违背了发展本身。 

解决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老龄化少子化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的社会深入地理解今天的适龄夫妇们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真正树立尊重个人的意识和适宜的人居环境，以人为本，从制度和政策层面综合考量，才能有助于这个问题的缓解和最终解决。以为只要央行多印2万亿就可以无需成本地解决这个问题，无异于痴人说梦。 

任泽平先生看到了我们国家面临低生育率的事实，也认识到老龄化少子化存在的问题；但他给出的药方，既没有一致的逻辑作为基础，又缺乏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的考量。这样的政策建言，一旦在现实中实施起来，将导致经济秩序的紊乱，恐怕不仅无助于解决任泽平先生所意欲解决的问题，还会起到南辕北辙的效果。

正如老子所言：“夫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也。”以违背经济规律的方式，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它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比它能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得多！

李井奎，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员，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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